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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通史》五、朱震亨“阳有余阴不足”论·

金代的医学创新理论,元代流传到南方,经过朱震亨的发挥,又有了新的发展。

朱震亨早年从许谦学习理学,后转而习医,曾师从杭州名医罗知悌学习刘完素、张从正、李杲三家之说,深感三家各有短长,在前人创新理论启发下,他结合自己的体会及理学造诣,倡“阳有余、阴不足”理论,开拓了元代中期医学发展的新局面,成为后来形成的“滋阴派”的宗师。

(一)反对拘泥《同方》:

按北宋时官方成立的“大平惠民局”和“和剂局”,本是便民措施,但当时无论是民间还是医生,如遇疾病,常常以该书据证检方,这种对《局方》应用方法,早在朱震亨拜罗知悌为师时就已有不同认识,为此,他特著《局方发挥》,指出:人之一身,血气有浅深,体段有上下,脏腑有内外,肌肤有厚薄,形志有苦乐,年纪有老小,病的时间有长短,接受药物能力各有不同。而在治疗上,医生还要考虑四时、地域、某经用某药、正治、反治,君臣佐使,药量轻重等,医生必须综合观察后始可用药。而《局方》则是各方之后条述证候、药物分两、修制方法外,就没有其它议论了,这样使一方通治多种疾病,应用时表面看立法简便,如果过于拘泥,其实就是“按图索骥”,不符合辨证施治原则。如治大肠便秘,秘有风热、风虚的区别,其他证候无不尽然,均需辨证施治,没有“一方可以通治”的道理。朱氏指出:“夫良医之治病也,必先求其得病之因。《局方发挥》一书,虽然篇章不大,但论述谨严,辨理精透,给后世医家很大启示,使中医辨证施治思想重新得到发扬,并对当时民间病家及医学界以《局方》对号求药偏向起了纠正作用。

(二)倡“阳有余、阴不足”论:

朱震亨在“格物致知”思想影响下,手著《格致余论》阐发医理,以“格致”命名,表明他秉承宋熹哲学思想馀绪立论。“阳有余,阴不足”这一观点最早源于北宋程灏、程颐,他们曾说:“天地阴阳之运,升降盈虚,未尝暂息,阳常盈,阴常亏。一盈一虚,参差不齐,而万变生焉。”受这一思想启发,结合人体生理病理特点,朱震亨创立了“阳有余,阴不足”论。他认为古人规定男女必须在近三十岁或二十岁时始议嫁娶,原因就是到这一年令时,人的“阴气”始成,才可与“阳气”相配。但这种阴阳相配时间,一个人只有三十年光景,女子四十九岁(阴)经断,男子六十四岁(阴)精绝。(故人体阴气难成易亏)加之人常因饮食不节,色欲过度,生活调理失常,引动相火、耗伤阴精,这样很难保持阴平阳秘。

上述观点认生理、病理、摄生调养等方面把人体“阳有余,阴不足”的特点,提高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形成突出的理论特色。

(三)相火论:

朱震亨的“相火”论,是在他“阳有余、阴不足”的理论上产生的。他认为,人身有君火、相火之分。“形气相生,配于五行,故谓之君,”生于虚无、守位禀命。因其动而可见,故谓之相”。人之生亦恒于动,这全是由于相火的关系。相火寄于肝肾二脏,肝主木,肾主水。胆者肝之腑,膀胱为肾之腑,肝肾之阴,悉具相火,可见相火在生理上有重要作用。而人之情志、饮食不节,常易引动相火,煎熬真阴阴虚则病,故这时相火便“为元气之贼”,在病理上为害较大。

(四)治疗杂病具有特色:

朱震亨不仅在医学理论上有自己的见解,同时,在杂病治疗方面也有特色。首先,他十分重视对火证(内火)的治疗,对实与虚的关系,他又有自己的独特认识,他认为阴虚与火旺密切相关,故临证宜以滋阴为本,即所谓“补阴即火自降”,以泻火为标,即“泻火为补阴之功“,从而创立了阴虚发热的治疗。对其他杂病治疗,他强调“气、血、痰、郁”之因,用药有自己的规律、即属于气之病,用四君子汤;血之病用四物汤;痰之病用二陈汤;久病属郁,治方有越鞠丸。

朱震亨成名后,陆续有王履、赵以德、戴元礼、刘淑渊等先后师从之,使其学说得以继续发展,在元末明初形成明显的学派流风,其中尤以戴元礼最得师传。曾著《证治要诀》十二卷,论述内外各科杂病,理趣深远。他还校补朱震亨《金匮钩玄》一卷,阐发各种杂病治疗,大体均以清热滋阴为宗,对朱震亨医学思想颇多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