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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通史》七、针灸科·

魏晋南北朝时期,针灸科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表现在针灸学科的确立。

针灸学科确立的显著标志,是针灸学大师皇甫谧根据《灵枢》、《素问》与《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参考《难经》等古代医学文献,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针灸学的经验与成就,撰成《黄帝针灸甲乙经》十二卷,一百二十八篇,集针灸学之大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全面系统的针灸学专著。为我国针灸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后,葛洪及其妻鲍姑,皆擅灸法,著《肘后备急方》,提倡针灸疗法,善用针灸之术抢救急证。

陈延之著《小品方》,重视灸法,提倡灵活应用,为其在针灸学上的主导思想和独到的特点。

(一)针刺治疗的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针刺治疗上,所取得的重大进展,以皇甫谧撰述《针灸甲乙经》(以下简称《甲乙经》)的成就,最为杰出。

在皇甫谧前,王叔和撰《脉经》,在《黄帝内经》基础上,阐述了经穴理论,以心与小肠,肺与大肠四经会于上焦神庭、云门。肝与胆、脾与胃四经会于中焦胞门、章门。肾与膀胱会于下焦关元等。

从三焦学和病理学角度,进行分析,这是《脉经》的首创,阐述了经络藏府表里、会合部位、临证表现等各方面的密切关系。《脉经·第四》:“腰脊强痛,不可俯仰,大人癫病,小儿风痫疾”等,此方运用督脉经穴。治疗癫疾等病证,经过千百年来的反复验证,确有良效,表明了《脉经》在经络病侯上,其学术成就的现实价值和深远影响。《脉经》阐述20多个穴位。未见于前人文献记载,在针刺深度上,提出足三阳经穴可刺6~9分,足三阴经穴,可刺3~6分。《脉经》卷六以足厥阴肝经病,取大敦、曲泉、太冲;手太阴肺经病,取少商、太渊、尺泽;足少阳胆经病,取足三里;足太阳膀胱经病,取委中等,无一不贯穿着循经取穴法则,并提出了远取穴与近取穴相结合,取躯干穴与四肢穴相结合的配穴规律。五藏病既可取四肢远隔的俞穴,又可取相邻近的募穴治疗。这种配穴原则的确立,为后世所遵循。

1、发展腧穴理论:皇甫谧《甲乙经》在《黄帝内经》130多个穴和《脉经》基础上,对十四经穴作了全面系统的归纳整理,增加到349个。穴位排列的次序,按头、面、耳、颈、肩、背、胸、腹、手三阴三阳、足三阴三阳经,由四肢至头面、躯干、依次向上向心排列;虽还没有完全与十四经结合起来,但却为腧穴经络相结合,开辟了新途径。

《甲乙经》记述有别名的穴位70多个。如攒竹穴,有员柱、始光、夜光、明光等四个别名;石门穴有利机、精露、丹田、命门等四个别名等等,都形象而准确地概括了穴位的位置与功用的特点。

《甲乙经》对349个穴位的位置与取穴方法,都有具体准确的记叙,有的根据患者口腔活动取穴:如取下关穴。“合口有孔,张口即闭”;取率谷穴,“嚼而取之”。有的根据患者体表静脉分布取穴,如取瘛脉穴,“耳后鸣足青络脉”即本穴;按之“细脉动应手”等。这样取穴,对提高穴位定位的准确率,具有重要意义。

《甲乙经》载有80多个会穴,后世极少增减。这些会穴,大多分布于头面躯干部,而头部及腹部又居其半,四肢部仅有三阴交、臂臑、居髎等几个穴位。交会的经脉,一般为2~3条,多者有4条,如中极、关元为足三阴与任脉之会,大椎为三阳经与督脉之会,不但能治督脉本经“脊强反折”等病证,且能治疗所有三阳各经的病证,其交会穴理论,不仅为后世考察和确定穴位提供了依据,对扩大穴位的主治范围,亦有重要意义。

2、针刺操作方法:《甲乙经》对每个穴位的针刺深度,都作了说明、规定。一般头面颈部穴位,多为刺3分深;背、胸、腋、胁等部穴位,多为刺3~4分深;肩、股等部穴位,多为刺5~7分深;腹部穴位,多为刺8~10分深;其中最浅者,为刺1分深,如井穴及瘛脉放血等,最深者,为刺二寸半,如水道穴等。

《甲乙经》对200个常用穴位留针时间,亦作了说明和规定:一般每次留6~7呼,短者,只留1呼如少商穴;长者,留10呼,最长者,留20呼,如环跳、内庭、公孙等穴。

《甲乙经》对误刺禁针穴位所能造成的后果,作了具体阐述,对禁针穴误刺所生后果,需作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巧合,如神庭、上关等;有的是针刺后出血过多,引起休克、昏厥、如颅息;有的是刺中颈动脉窦,引起血压突降,如人迎;有的是针刺后发生气胸,引起呼吸困难(“逆息”),如缺盆,云门;有的是针刺后引起感染,导致后果不良,如脐中;有的针刺恶性肿瘤局部,造成病灶扩散,如乳中。

3、针刺处方原则:由《甲乙经》有关章节可见,书中处方特点为针刺多有单穴,如呕血上气刺神门、暴怒不能言刺支沟之等治病多用具体穴位,很少有以经代穴者,处方内容,多不记载用针用灸,或用补泻手法等。

魏晋以后,由于封建制度的发展,技术保守日渐严重,在针灸学中家族关系显得突出。

南朝徐熙一家六代,父子兄弟,针灸世家,相袭传授,成为针灸世家的典范。徐氏一家,虽徐叔响著《针灸要钞》,但久已失传,现今我们只能在李延寿《南史》中见到徐秋夫针灸治腰痛,徐文伯针泻足太阴,补手阳明下胎,及《北史》称徐之才为北魏武成帝治疗精神失常“针药所加,应时必效”等事迹片断,说明徐氏针灸学派对应用针刺治疗均较为重视。

(二)灸法的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葛洪《肘后备急方》和陈延之《小品方》较为突出。

皇甫谧亦作出显著贡献。《甲乙经》对施灸壮数,一般每次为3~5壮,其中,头、面、颈、肩、背等处,多为灸3壮;脑、腋、腹部,多为灸5壮;最小者为井穴,只灸1壮;最多者为大椎穴等,灸9壮;个别穴位如环跳等,灸50壮。《甲乙经》第三卷,还提到“欲令灸疮发者,灸复熨之,三日即发”。说明已运用发泡化脓灸法。《甲乙经》还提出禁灸穴位,指出误灸的不良后果。灸脊中可引起痿证;耳有脓,忌灸耳门;灸乳中、渊液可引起“蚀疮”等。

葛洪倡导以针灸救治急证,为其突出特色。《肘后备急方》共收录针灸处方109首,其中,99首广泛应用于内、外、妇、儿、五宫等科,三十多种病证。对其作用、效果、操作、技巧、忌宜等,都作了全面的阐述,为记载古代针灸治疗的早期文献之一,内容丰富。

其主要成就,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急证用灸:《肘后方》提出以灸法救治卒中、恶死、昏厥、寒湿、霍乱、吐泻、癫狂、痈疽、狂犬咬伤、蝎螫等卒发急证,用穴较少,记忆方便,施灸方便。

(二)以灸补阳:《肘后方》以一壮、三壮、五壮、七壮为基数,然后以七为倍数加壮、为二七壮、三七仕、四七壮等。以七为阳数的代表,加倍翻番,其先阳后阴,从阴到阳,以阳治阴等治疗原则,亦无不体现了其以补阳为主的学术见解。

(三)灸不固定用艾,灸亦可隔物:《肘后方》为便于急救,除应用艾灸外,在仓卒无艾时,亦用竹茹、黄蜡、纸屑等为代用品,其中,竹茹、黄蜡,既有艾炷的温熨作用,又有艾炷所没有的清热开窍,通经活络等特点,所以,它们是艾炷的理想的代用品。《肘后方》还以隔蒜、隔盐、隔椒、隔面、隔瓦甄等施灸为治疗的多样化发展,开辟了新途径,成为隔物灸的最早文献。

葛洪以上建树,对后世灸治疗的发展,影响极大。

继葛洪之后,陈延之《小品方》重视灸法,并灵活应用,他认为灸具有简便易行、应用范围广泛、效果良好等优点,值得提倡与推广。从该书辑佚之部分灸处方,可反应其这方面的学术思想。

小品方》认为,只有恰当地掌握火量,才能使火气沿着经络达到病变部位。火量过大,易烧伤机体;火量过小,火气不能抵达病变部位,不易发挥治疗效果。对用灸壮数,中有一般要求,但主张就根据地域,气候、体质的不同,分别对待。其用灸壮数,多至100,少仅14,即同一种病,也有100壮、50壮、随年壮,或一日三次用灸的区别。取穴特点是少而精,一般每次只取一穴,多的不过二、三穴,除十四经穴外,亦取经外奇穴。虽然重视灸,亦不排斥针刺治疗。

按摩疗法在秦汉的初步发展基础上,至魏晋南北朝在按摩手法上有较大发展,并已广泛应用于临床,成为治病健身的重要措施之一。

此时间,以按摩疗法用于急症和以“膏摩”应用广泛为特点,如《肘后备急方》中,即记载了许多用于急症治疗的膏摩法,如有治“中晋暴百病”的裴氏五毒神膏、“疗百病”的苍梧道士陈元膏、“疗寒时行赋风恶气”的丹参膏等,以及治中风口眼斜、治内胀、蛊、蜂、百毒、溪毒、射工病的膏摩、丸(亦属药)摩法,《小品方》、《刘涓子鬼遗方》亦有多首膏摩方。

按摩手法也较以前增多,具体有按摩法、爪掐法、拍法、抓腹法,抄举法、拈脊皮法、掷背法等。《肘后备急方》之抓切人中法,至今为急救常用,而其抄举法治卒腹痛,其法“使病人伏卧,一人跨上,两手抄举其腹,……轻举抄之,令去床三尺许便放之,如此二七度止”。与现代治急腹症肠梗阻之颠波法有异曲同功之妙,葛洪在《抱朴子》中提倡“……清晨建齿三百过者,永不动摇”,是吸收导家导引、按摩术的内容用于医疗保健者。陶弘景《养主延命录》中有论述养生保健按摩法的内容,如按摩明目法:“平旦以两手掌相摩令热、熨眼三过,次又以指搔目四眦,令人目明”及摩身法病:“摩手令热雷摩身体,从上至下,名曰于浴,令人胜风寒时气、热头痛。百病皆除”。颜面保健法:“摩手令解以摩面,从上至下,去邪气,令人面上有光彩”,这些自我保健按摩法,一直被后人所效法。此期亦有按摩法专著如《按摩经》、《导引经》等,惜亦已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