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辅行诀脏腑用药法式真伪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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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鸿声
《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自1988年马继兴《敦煌古医籍考释》收载以来，即引起了中医界的注意，近年来，一些著名的中医及医史学专家对《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进行了研究，普遍认为《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不是伪书，对张仲景伤寒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代表人物有：钱超尘、马继兴、冯世纶、丛春雨、王淑民等。
丛春雨先生在《敦煌中医药精萃发微》一书中写道：《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1部，无编号。该卷是敦煌中医药医经类著作中极具代表性之佳作，不仅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而且至今在临床上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继兴先生《敦煌古医籍考释》：“现在通过敦煌出土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却发现了不少久已失传的古代‘经方’。《法要》一书虽非梁?陶弘景原著，但系隋、唐时人传录陶氏佚文而成。其时上距汉季未远，故所引录当时所见“经方”之文，多系北宋以后学者与医籍所未能得见者，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冯世纶先生在《中国汤液经方》第一章《伤寒杂病论溯源》写道：“汉晋许多名医都看到过《汤液经法》，陶弘景从《汤液经法》中检录60首，记录于《辅行诀》中，张仲景主要依此撰写《伤寒杂病论》。《辅行诀》中许多方剂和其适应证都可以在《伤寒杂病论》中找到相应的方剂和适应证。”
钱超尘先生在仲景论广《伊尹汤液》考一文中写道：“《辅行诀》以确切的资料证明《伤寒杂病论》是在《汤液经法》一书的基础上撰成。”“《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在研究《伤寒杂病论》文献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钱超尘先生的弟子石琳和王庆国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现存版本对比研究一文中写道：“敦煌遗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简称《辅行诀》）的发现，以确切的资料证明《伤寒杂病论》是在《汤液经法》一书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给《伤寒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思路，是《伤寒论》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
以上专家的观点在中医界几成定论。然而，我们认真研读《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的来源及原文，却发现此书作伪的痕较多，现拟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辅行诀脏腑用药法式》的来源
关于本书的来源，较为荒诞离奇，上述专家的说法各不相同。现将有关资料载录如下：
1、马继兴先生《敦煌古医籍考释》
关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子的再发现过程
十九世纪末，河北威县中医张偓南氏家传医学，所藏医书甚丰。敦煌卷子出土后，闻风前往，曾在驻洞道士手中重金购得医学卷子—轴。书名《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子首尾基本完整，其前尚绘有三皇、四神及二十八宿之图。张氏视为珍宝。殁后传于其孙中医张大昌(为靖)氏。大昌先生多取此书历裁方论治病获有良效，并将此书教授弟子，且录有复本两种。1966年“文革”期间卷子不幸被毁。仅抄本幸免。1974年初张氏用‘赤脚医生”之名将抄本寄送中医研究院。初未引起重视，后此件转交我手，经我反复考察验证抄件中保留与引用的古俗讳字、药名、药量、人名、方名、书名、篇名以及病症名称、方剂配伍特征、文章结构与风格等多方面内容，确定绝非今人仿造赝品。其成书下限绝不晚于宋初以前，因而由我写出了对该卷子年代的初步鉴定资料。为了进一步征求有关文史专家的意见，1975年我曾将此卷子释文及其有关情况请教了社会科学院张政烛和李学勤两教授。经他们鉴定，在结论中也提到：“此书不是近代的伪作，但也不可能早到(南北朝)梁代的作品。作为一种古籍的传秒本，还是有保存的必要的。”与此同时我院王雪苔团志也对此书寄予了很大重视，并专门就此事直接去威县张大昌先生处作了详细调查。并进一步获见保存于其弟子处的另一抄本。故本书此次的整理即特约请王雪苔院长据此两本互助而厘定。
2、王淑民《敦煌石窟秘藏医方》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解题：此方书是1974年，由河北威县张大昌（字为靖）先生，以“赤脚医生”的名义将本书抄本寄赠给中国中医研究院的。抄本题“华阳隐居陶弘景撰”。大昌云抄本所据原件乃来自敦煌石窟藏经洞。中国中医研究院马继兴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政烺和李学勤教授均作有书面鉴定意见。马继兴认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抄本所据之原书．不论在其所保留与引用的古俗字、讳字、别名、古病证名称，以及方剂配伍特征、文章结构与风格等多方面内容，可以确定绝非近世或今人仿造赝品，因而其成书年代下限绝不晚于北宋初期以前，是很值得重视的”（见《敦煌医药文献辑校》）。张政烺、李学勤认为：“此书不是近代的伪作，但也不可能早到梁代的作品……疑是后人辑录陶说为之，为了尊崇本师，在书名下加题‘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为了解此书的原委，笔者曾于1991年8月与一同事专程前往河北威县采访八十一岁高龄的张大昌中医师：张先生为我们详细叙述了此书得而复失的经过。张大昌先生的祖父名张光荣，号偓南，晚清时到日本留学，回国后曾在湖北某军伐（似为王殿圆）手下任军马总稽察。听其祖父说，1915年奉命往张掖收购军马，随从是姚振阳军需官。因早已听说敦煌多古籍，故顺便前去探寻。因遇风沙，遂留宿敦煌千佛洞。有位王道士问他们是何处人、什么事业，张光荣未敢暴露其真实身份，只说是行医的，王道士听罢说：“法国人运走了六骆驼垛子卷子，我在装垛时暗中留下一卷，是医方，先生现在行医，我可以将其卖给你。”索价80块大洋，后经讨价以75元成交，归途路经西安时，在西安画市将其裱背，后送回原籍家中世袭珍藏。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张大昌受到运动的冲击．其家中所藏典籍均被抄没散佚，此卷子也在其中，另外尚有一些竹简。三四年后，张大昌在一村民家诊病时，见此卷子己被剪成了鞋样儿，经询问，是两家孩一子糊风筝所余之物，当时张大昌尚未平反，朝不保夕，故未敢索回余物。说到卷子被毁，大昌先生禁不住痛哭失声。张大昌回忆，此书是写在“绫子”上的，即丝织品。卷子长约一丈二尺，高尺许。卷首有三皇像，在三皇像四周为二十八宿和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神象。大昌先生并按记忆画了一张“三皇图”。张大昌先生对医学、文学、佛学等方面均有一定的造诣，他对此卷子特别珍爱，年轻时曾将其熟读背诵，井用其医方行医，八十岁高龄的张先生，对此卷子的段落、医方尚能背诵。
3、钱超尘仲景论广《伊尹汤液》考
《辅行诀》原藏敦煌藏经洞。1907年法国伯希和至敦煌盗宝,发现大批珍贵经卷,欲携回国,装箱时某道士见此件首尾完具,乃暗藏之。《辅行诀》虽然没有被伯希和盗走,却被国人自己在无可奈何的境况下毁烧了。1988年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马继兴教授主编《敦煌古医籍考释》,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其序言部分专列一节《关于辅行诀藏府用药法要卷子的再发现过程》对此经卷的再发现过程有较详介绍。全引如下:（见上1、马继兴先生《敦煌古医籍考释》）
2002年10月12日笔者打电话给马继兴先生,说:“现这段文字上下文,似《辅行诀》的两本互勘与厘定出自王雪苔先生手,又似王雪苔先生亲自去河北省威县面见张大昌先生。是否果然如此?”马先生回答:“王雪苔先生未参与互勘和厘定,王先生也未亲自去面见张大昌先生。到威县去的是王淑民,你可以问问她。当时王先生是院长,这个工作要靠领导的支持,所以就写了王雪苔先生进行互勘和厘定。”
据此可知,对《辅行诀》首先进行鉴定、校勘、深入研究并肯定非赝品者为马继兴教授,王淑民受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委托直接去河北省威县进行调查,获得张大昌弟子手抄本,于是《辅行诀》才保存下来。马继兴先生将张大昌记忆本、其弟子手抄本两个本子互相对照进行校勘厘定,收进《敦煌古医籍考释》一书,世人始见《辅行诀藏府用药法要》。2002年10月25日,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举行建所20周年纪念会,会间休息时我问马继兴先生:“《辅行诀》有没有后人伪托的可能?您说《辅行诀》为陶弘景撰写的可能性很大,您现在的观点怎样?”马老说:“后人伪托是伪托不出来的。我现在仍然认为《辅行诀》为陶弘景亲自撰写的可能性较大。”
1994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甘肃中医学院从春雨先生《敦煌中医药全书》,此书对《辅行诀》的存佚介绍如下:
“此卷子原藏于河北省威县中医师张南先生家,世代珍传至南先生嫡孙大昌先生。时至“文革”,原卷子焚毁,现仅存两个抄本,一本为张大昌先生对原卷子日夜展玩,诵记如流,原卷子焚毁后,追忆成书;另一本为大昌先生弟子据原卷子抄录。两种本子略有出入。
原卷子存世之时大昌先生曾致信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表示愿献此卷子,惜未被重视。因惧“文革”之祸火,“文革”后大昌先生以和氏怀璧之志,再信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信转至王雪苔先生手,颇为重视,至此卷子内容重见天日。原卷子的毁损,对鉴定工作带来绝大困难。能够参考的只有两点。其一为原卷子自敦煌石室发掘后的流传轨迹。据大昌先生云,其流传过程如下:原卷子于敦煌石室发现后,曾被伯希和选中,并欲窃取回国,幸被装车道士爱其全帙暗中留下。民国初年售予大昌先生祖父南先生,传至大昌先生,毁于“文革”祸火。其二,原卷子内容中大量保存着久已失传的中医古书的内容,如《桐君药录》、《汤液经法》等。故据以上两点,原卷子颇有可能是出于敦煌石室的唐以前抄本。”
4、张政烺、李学勤鉴定证书
这个卷子实物已不可见，不能直接进行考查，据所说情况有些可议之点。陶弘景的著作今日流行尚多，并无此种，《华阳隐居内传》（宋?贾嵩撰）卷中之末有‘华阳先生在世所著书’十九种一百六十六卷，‘先生在世所著书’十三种五十七卷，其中皆无此书。从书名看，‘辅行诀’三字极可注意，现存佛教典籍有《止观辅行传弘诀》一书，唐释湛然著（类伽精舍本大藏经，阳字五、六、七号），是天台宗的著作，天台宗注重医学，这书里也谈到有些医疗的事，但将二书对照，看不出有什么关系，《止观辅行传弘诀》可以简化称为《止观辅行诀》然如简称为《辅行诀》，把表明宗旨的‘止观’二字省略，便很不妥当了。所以，看不出两部书有关系。‘辅行’二字连文最早见于《孟子》（《公孙丑下》‘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驩为辅行。’）辅行是‘副使’即辅佐或助再之意。只是一个时代的词汇，佛教道教的人都不妨用，不是什么宗教词语。
陶弘景著的《真誥》内为《运题象》、《甄命授》、《协昌期》、《稽神枢》、《阐幽微》、《握真辅》、《翼真检》等七篇皆以三字标题，当时道教有此风气，又《华阳陶隐居集》卷二有《发真隐诀序》、《药总诀序》等，知当时作书常以诀字为书名，盖亦风气如此。
通读此书数过，从内容上找不出可以肯定或否定的证据，这主要因为我们不通医学，没有医学史的知识，一个感想是，如果此书是近人伪作，总会流露一些近代的词汇，蛛丝马迹，容易查觉，但寻绎文义，亦非陶弘景自著之书，如云‘隐居曰’‘陶氏云’‘陶云’则作者自非弘景本人，疑是后人辑录陶说为之，为了尊崇本师，在书名下加题‘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一行，其实这里边有很多不是陶弘景的东西。
“总的意见：此书不是近代的伪作，但也不可能是早到梁代的作品，作为一种古籍的传秒本，还是有保存的必要的。”
从上述资料看，《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来历较离奇，马继兴先生的说法与钱超尘先生的有出入，开始为两个抄本，后来又生出众多的版本（见附录二），从抄本来源即为可疑。张政烺、李学勤两先生的鉴定是比较慎重的，“这个卷子实物已不可见，不能直接进行考查，据所说情况有些可议之点。陶弘景的著作今日流行尚多，并无此种”因为他们不通医学，没有医学史的知识，故从内容上找不出可以肯定或否定的证据，但认为“其实这里边有很多不是陶弘景的东西。”所以只能从文字上去找近人作伪的蛛丝马迹，实际上从文字上去找近人作伪的蛛丝马迹是困难的，但张政烺、李学勤两先生提出‘辅行诀’三字及唐释湛然的《止观辅行诀》这就提供了作伪者乃精通医理医史及儒道释等知识的人。张政烺、李学勤两先生的鉴定基本否定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为陶弘景所著。
马继兴先生说“初未引起重视，后此件转交我手，经我反复考察验证抄件中保留与引用的古俗讳字、药名、药量、人名、方名、书名、篇名以及病症名称、方剂配伍特征、文章结构与风格等多方面内容，确定绝非今人仿造赝品。其成书下限绝不晚于宋初以前，因而由我写出了对该卷子年代的初步鉴定资料。”马继兴先生的鉴定书比较幼稚（参见《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
敦煌医药文献辑校》），马继兴先生完全被作伪者牵鼻子着走，所以才写出了不伦不类的鉴定资料。
二、文字内容方面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在文中有三个主要疑点，一是直接提南阳张机及《伤寒论》，二是伊尹撰《汤液经法》，三是《汤液经法》图。
1、《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提张仲景有三处，如：“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汛]、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文中均称为张机。众所周知关于张仲景的生平，由于《后汉书》及《三国志》无传，故知之不多，仲景之名最早见于西晋王叔和《脉经序》其文曰:“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其后直至中唐,凡涉及仲景事者,医家和史家均称仲景或张仲景。如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曰:
“汉有华佗、张仲景。其它奇方异治，施世者多，亦不能尽记其本末。”“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指事可施用。”晋?葛洪《肘後備急方》序云:“余既穷览坟索，以著述余暇，兼综术数，省仲景、元化、刘戴秘要、金匮、绿秩、黄素方，近将千卷。南朝?宋?陈延之《小品方》序云:“自古至今，去圣久远，雅有其文，无有传授之者。汉末有张仲景，意思精密，善详旧效，通于往古，自此以来，未闻胜者。”
南朝?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录上曰:“《神农本草经》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经。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记。”“張仲景一部，最為眾方之祖宗，又悉依本草。但其善診脈，明氣候，以意消息之耳。”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曰:“汉有仓公，仲景，魏有华佗，并皆探赜索隐，穷幽洞微，用药不过二三，灸炷不逾七八，而疾无不愈者。”而张机之称始见于宋臣高保衡、孙奇、林亿等在校订《伤寒论?序》中引唐?甘伯宗《名医录》之文，其文曰:“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甘伯宗史书无传,《名医录》于宋臣校书后亡佚，所言仲景事，魏晋六朝乃至唐代医家均未提及，且仲景任长沙守事，史书所记历任长沙太守均无张机或张仲景之名，故甘伯宗所记仲景事不知源自何典，不可稽考。从以资料可知，即陶弘景本人都称張仲景而不说张机，而《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直呼南阳张机，与上述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称呼不符。
关于《伤寒论》的书名，自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并由王叔和撰次成书后，直到唐初，典籍所载，均无《伤寒论》书名，如：陈延之《小品方》序载：《张仲景辨伤寒并方》有九卷，而世上有不啻九卷，未测定几卷，今且以目录为正。《张仲景杂方》有八卷。《隋书?卷三十四?志第二十九?经籍三?子》载：
梁有《张仲景辨伤寒》十卷，《张仲景评病要方》一卷，亡。《张仲景方》十五卷仲景，后汉人。《张仲景疗妇人方》二卷。唐?孙思邈撰《备急千金要方》时仍有“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之叹。而至唐?王焘撰《外台秘要》（752年），始有張仲景傷寒論之语，《唐會要》卷八十二醫術有如下记载:“乾元元年（758年）二月五日制。自今已後。有以醫術入仕者。同明經例處分。至三年正月十日。右金吾長史王淑奏。醫術請同明法選人。自今已後。各試醫經方術策十道。本草二道。脈經二道。素問十道。張仲景傷寒論二道。”
宋臣校书后仲景之书始演变为《伤寒论》及《金匮要略》。此外，陶弘景本人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上亦说:“張仲景一部，最為眾方之祖宗，又悉依本草。”而《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却说“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与陶弘景本义不符。
关于“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此说不通，《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其实在仲景《伤寒论》中六神已居其三，即大、小青龙汤、白虎汤和玄武汤（真武汤），若仲景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为何此三者不避，而避朱雀、勾陈、腾蛇呢？且仲景为何要避道家之称呢？
2、《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提到《汤液经法》亦有三处，如：“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汛]、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陶隐居云：依《神农本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气。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卷，为方亦三百六十首：上品上药，为服食补益方者，百二十首；中品中药，为疗疾祛邪之方，亦百二十首；下品毒药，为杀虫辟邪痈疽等方，亦百二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也。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今检录常情需用者六十首，备山中预防灾疾之用耳。检用诸药之要者，可默契经方之旨焉。”“陶隐居曰：此图乃《汤液经法》尽要之妙，学者能谙于此，医道毕矣。”
关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提到的《汤液经法》，可分三个问题来谈。
第一，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曰:
“伊尹以亞聖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為湯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记载，但并未写明伊尹所撰，故《汤液经法》不能说是皇甫谧说的伊尹汤液。而《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则明说是伊尹据《神农本经》及《桐君采药录》撰《汤液经法》，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第二，陶隐居是否见过《汤液经法》？《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记载，《汤液经法》)在《隋书经籍志》中已不载，而《隋书经籍志》主要抄录梁阮孝绪《七录》和《隋大业正御书目录》而成，则《汤液经法》在梁阮孝绪著《七录》前已经亡失，阮孝绪于梁武帝普通年间(520-527)有感公私坟籍，多所散夫，乃博采宋齐以来图书，集为“七录”一书，故《汤液经法》最迟在宋已亡失。陶隐居和阮孝绪为同时代人（陶弘景456年～536年，阮孝绪479-536)如何能见《汤液经法》。
第三，《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有：“陶隐居云：依《神农本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气。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卷，为方亦三百六十首”考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录（上）云:“舊說皆稱《神農本草經》，余以為信然。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經。所出郡縣，乃後漢時製，疑仲景、元化等所記。又有《桐君采藥錄》，說其華葉形色。《藥對》四卷，論其佐使相須。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等，更複損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卅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且所主治，互有多少。醫家不能備見，則識智有淺深。今輒苞綜諸經，研括煩省。以《神農本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為主，又進名醫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卅種。精粗皆取，無複遺落。”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中已明确指出，在汉末魏晋之际，《神農本草經》所载药物虽有上、中、下三品之分，但所载药物数量经吳普、李當之等，更複損益，并不是三百六十五味，三百六十五味乃由陶弘景审定，并加入《名醫别录》副品三百六十五味，合七百卅種为《本草经集注》。按《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说法，则商之圣相伊尹依陶弘景审定《神农本经》的三百六十五味药来撰《汤液经法》三百六十首方，岂不是荒诞吗？此外，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录（上）云:“又有《桐君采藥錄》，說其華葉形色。”《桐君采药录》并无上中下三品之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说“依《神农本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气。”实在不经推敲。
3《汤液经法》图中体用二字值得怀疑，体用并提当在宋代，程颐《伊川易传》云：“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体,指本原、本体；用，指显现、作用。即隐微的理与显著的象，二者统一，没有间隙。无形的理，当以物象来显示其意义和功能,而有形之物,本于无形之理。所谓一源，即源于一理，理为根本。体用并提出现于此图中，显然是作伪了。
三、献书者简介
张大昌先生，字唯静，1926年农历7月19日出生于湖北武昌。他原籍河北威县邵梁庄，后迁居南镇村。1995年农历10月7日辞世。其家几代人皆能文善医，典藏古籍甚丰。早年在平乡冯马兴固寺出家，法号昌玺。戏剧、绘事、技击诸端，皆得前人真传；他传承了古老的技艺，却又隐逸于斯。
综上所述，《辅行诀脏腑用药法式》基本可以肯定是一部伪书，作伪嫌疑最大的乃张大昌先生本人，先生精通医理医史，能文，对儒道释有较高的造诣，典藏古籍甚丰，本身具备作伪条件，请参考附录一中张大昌先生《经法述义》的一篇文章即可知。其作伪思路乃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作伪素材基本取自《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太平御览》以及一些道教和释教典籍。我不明白上述这些专家为何把一本来历不明且东拼西凑的伪书看成是对张仲景伤寒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真品古籍呢？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