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公务员冻薪一年

在25年前的今天，1999年6月8日（农历1999年4月25日），香港公务员冻薪一年。

自上世纪70年代，港英总督麦理浩推行所谓“高薪养廉”政策以来，公务员就成为香港人眼中的“铁饭碗”：不仅收入比外界要高，而且绝少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薪水按年资逐年递增。社会上对此十分眼馋，许多人一边争夺公职空缺，一边斥责公务员待遇过于优厚。但是，公务员也有“冻薪”(暂停涨薪)的一天，这倒有些出人意料。

1999年6月8日，香港政府决定冻结公务员薪酬一年。

月薪九千聘清洁工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香港楼市气势如虹，仿佛只升不跌。许多民众热切地投机房产，当时一个普通的中小型住宅，轻易就被炒到两三百万港元。然而不久，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登陆香港。一时间楼市出现退订潮，新楼盘则割价求售，个别公司如八佰伴百货、正达证券和百富勤证券相继倒闭。做生意的日子不好过，打工仔的生活也不言而喻。

据统计，香港失业率自风暴前的2.2%低点，迅速攀升至两年后的6.5%历史新高。也就是说，足足多了14万人，与原来的7万名失业者在劳工市场上争夺“饭碗”。

尚幸保住职位的雇员也受影响，1996年以前员工每年加薪一成是常事，但现在绝大部分公司下令员工“冻薪”，并开始流行把“年终双粮”改为按业绩来厘定的“花红”制度。

而就在各个公司裁减人手、重组架构之后，留下来的员工忙得要命，正常上班时间从朝九晚五延长到朝九晚六，加班工作更是等闲，而且还不能指望加班费。无数打工仔每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中环的商业大厦直到夜间仍灯火通明。用香港人自己的话来解释，反正这是一个“人揾工”而不是“工揾人”的年代，雇主不愁没有选择。

其中受损最重的是大学应届毕业生，不少人沦为“双失青年”(失学失业青年)，就算侥幸获取职位者，亦不再是月入过万的“天之骄子”。相比起师兄师姐，他们入职的薪金被大幅砍掉两三成。这种情形到后来越发恶劣，一样的才干，薪水只能拿到师兄师姐们的五到七折，不少人甚至要“纡尊降贵”，去跟中学生争抢饭碗。

然而，就在大家都为生存环境恶化而艰难支撑时，公务员的薪酬却没受到太大影响。公务员的薪水与市场比较本就“高人一等”，而政府按照薪酬架构标准招聘新公仆时，也是用同样高出一截的薪水来聘任。如此一来，薪酬水平跟公务员挂钩的香港大学，曾计划以月薪9000多元聘请一名清洁工人，而这比刚毕业的大学生挣得还要多!消息传出之后，各方哗然。

公务员工资占财政支出六成多

香港金融风暴后，各行各业的薪酬莫不受压，唯有公务员不受影响。香港民众视其为当下唯一“优差”，在他们看来，“衙门”内人人捧着“铁饭碗”，不用害怕突然被老板炒掉，退休后还能每月领取退休金，直到老死。对此，公务员也曾反驳称，经济腾飞时，他们晋升的机会比外界少，薪酬也比不上私人公司……

不管谁是谁非，香港公务员薪酬触发了社会激烈讨论。而一向喜欢大呼“狼来了”的财政司司长曾荫权，也趁机有所行动。他在香港经济还未达到最恶劣境地时，就大力推行“资源增值计划”，即仿效私企增加下属工作量，借以省下每年数十亿元的开支。

1999年3月，香港政府开始施行公务员体制改革，曾荫权在当年公布的财政预算案中，宣布暂时冻结1999至2000年的公务员薪酬。这一行为立即激起了公务员群体的不满，5月，香港连续几个星期发生上万公务员大游行，反对政府的改革措施。他们声称，暂且不提政府推行部门公司化等举措是否合理，单是其冻结薪酬、削减福利和津贴的做法，就明显言而无信、让人齿冷……

由于此时香港政府出现了财政赤字的迹象，而公务员薪酬及福利就占了财政支出的六成以上，再加上普通民众对于目前的“贫富不均”颇感不满，社会上民怨四起。因此公务员改革虽然争议较大，却又不得不推行。6月8日，香港政府决定冻结公务员薪酬一年。4位公务员评议会的职方代表见事情不可更改，大方表示接受政府安排，以与市民共度时艰。

其实这时公务员对形势还抱有极大希望，公务员事务局首席助理局长阎瑞华强调，“目前冻薪是因为经济低迷，是非常特殊情况，下年度政府会根据一贯的机制检讨薪酬”；而香港第一标准薪级评议会主席陈长义则敦促政府，应考虑在次年经济好转后，追补中级公务员原有薪酬的0.84%加幅。

“薪酬应再冻结一年”

当香港经济处于衰退之时，全世界正在憧憬着“新经济”的美好前景。香港特首董建华也把希望押在了众人追捧的科技行业之上，开始大力筹建“数码港”。

然而就在跨世纪之际，李嘉诚旗下的和黄集团以1000多亿元的高价卖掉英国流动电话网络Orange，之后香港人的神经被再次挑动了：他们忘掉了不久前地产泡沫的惨痛经历，亦无视本地科技研发的实际，大伙儿争相嚷着要搞科技、设网站，并乘机上市捞钱。

可惜不到一个月，美国科网热宣告幻灭，香港也再次坠入经济萧条的深渊。短短数年之间，人们就经历了两次泡沫破裂，悲观绝望笼罩了全城。更加糟糕的是，此时政府财政赤字也越发明显。政府为了缩减开支，不得不再次向“公仆”薪酬动刀。

2000年5月，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林焕光宣布，“经考虑过所有有关因素，我们认为公务员薪酬应再冻结一年”。公务员对此反应激烈，事实上由于经济恶劣，一众“公仆”不免会有失业减薪的恐惧，他们害怕因为改革打破“铁饭碗”，自己再难找到薪酬相若的工作。

同年7月9日，上万名公务员在下午4点从中区遮打花园出发，沿途手持标语、高喊口号，游行到政府总部。他们到达政府总部后，宣读请愿信，要求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以一人一信的方式，对所有公务员做出回应，恢复公务员的信心。这次抗议声势浩大，让香港特首董建华颇有些“骑虎难下”。

就在激烈的抗议声中，董建华的公务员改革只是轻敲了几下“铁饭碗”，终未能下去“重手”。由于两次遭遇经济泡沫，香港政府最后迫于财政压力，决定于2000年起实施“强积金”计划，并降低公务员起薪、缩减公务员队伍，但其薪酬偏高的问题至今仍未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