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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一一·九”学生运动

在96年前的今天,1928年11月9日(农历1928年9月28日),哈尔滨“一一·九”学生运动。

1928年5月13日,在日本的逼迫下,张作霖与山本条太郎正式签订了出卖东北路权的《满蒙新五路协约》。消息传到哈尔滨后,各大中学校学生集会,反对日本在东北修筑铁路。11月4日,哈尔滨工业大学、法政大学、医学专门学校和东省特别区立第一中学、第二中学、第三中学、女子中学,以及吉林省立第六中学等学生代表,在第一中学礼堂集会,组织成立哈尔滨学生维持路权联合会。会上通过了《总罢课、游行示威、开展反筑路斗争的决定》,并定于次日组织全市学生游行示威。

5日中午,哈尔滨各大中学学生200余人,齐聚南岗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现南岗民益街铁路中学址)请愿。哈尔滨各校学生5日示威的消息传开后,双城县省立第三中学、县中学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发表宣言,声援东北地区的反修“五路”斗争。11月8日上午,哈尔滨学生维护路权联合会在第一中学召开紧急会议,决定11月9日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总罢课和示威游行。

1928年11月9日上午9时,哈尔滨的大学、中学和部分小学的学生5000余人,冒着初冬的寒风,涌向南岗许公路(今景阳街)东省特别区立第二中学对面广场(道外八区一带)集会。学联主席张桂相发表简短的动员演说:要到人口密集的道外地区进行游行示威,以唤醒更多的民众,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修“五路”的侵略行为。会后,游行队伍向道外进发。当来到正阳街(今靖宇街)口的时候,发现有全副武装的军警把守。滨江县知事李科元、滨江警察厅长高齐栋亲自率陆军30人、警察50人,在游行队伍必经之路,架设铁丝网,严密把守。见此情形,学生代表立即与高齐栋据理力争:“道外是中国人的集居区,我们必须到道外游行,宣传日本强修“五路”的罪恶目的,以唤起同胞们的爱国心。”不等学生代表说完,高齐栋就带着训斥的口气说:“国家大事,无须尔等操心,你们年幼无知,不好好念书,受坏人唆使。跑到街上聚众闹事,是非法的。奉辅帅(即张作相)的命令,要严厉制止学潮……”高齐栋的威胁和恫吓,并没有使同学们退却。学生代表质问高齐栋:“道外是中国人的土地,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进入中国土地,你们不准许,而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强行修筑铁路,你们为什么不去阻止?难道说我们爱国还有罪吗?”高齐栋被学生代表质问得张口结舌。谈判破裂后,学生代表立即开会,决定强行冲过封锁,进入正阳街游行示威。顿时,一场肉搏战开始了。据史料记载,“始则徒手撑拒,继则拳脚相加,终则一方执枪柄,一方童子军木棒还击,遂至夺枪、夺棒,纷乱益甚。于是,向空中鸣枪……”霎时间,手无寸铁的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这时,东省特别行政长官张焕相带着警官生乘车赶到。张焕相对学生说:“你们到特区内游行,我都支持。进入道外,我无能为力。你们赶快回去吧。”面对鲜血洒满街头的受伤同学,愤怒的学生再次集结成队,高喊着“打倒高齐栋”、“活捉杀人犯”的口号,与军警正面交锋。学生们用砖头、石块、旗杆、木棒向军警还击,打得反动军警抱头鼠窜。指挥镇压学生的姜队长和两名警察也被学生打伤。滨江县知事李科元和警察厅长高齐栋见大势不好,慌忙钻进汽车逃之夭夭。游行队伍终于冲入道外正阳街。

游行队伍冲散军警的堵截后,走遍了道外的主要街道,并在繁华街口讲演,许多群众加入游行队伍。站在街道两旁的群众和学生一起呼喊反日口号。游行队伍所到之处,许多商号燃放鞭炮以示欢迎。当游行队伍来到十六道街滨江县公署(现市第四医院门诊址)时,已是下午4时许。学生将县公署团团围住,要求李科元和高齐栋出来答复镇压学生运动的理由,但他们始终没敢露面。之后,游行队伍由道外返回道里,来到滨江道尹公署,要求蔡运升出来说话,此时蔡运升早已逃走。当晚,学生又向张焕相提出三项要求:(1)废弃筑路条约;(2)保障学生游行示威、宣传的自由;(3)严惩李科元、高齐栋、蔡运升,医治受伤学生。

此次事件史称“一一·九”惨案,学生重伤8人,轻伤140人,住院43人。尽管如此,当局对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的事实百般抵赖。

为了声援爱国学生的斗争,哈尔滨各界人士纷纷谴责当局的血腥镇压。很多市民在学生示威的当晚,携带慰问品到医院看望受伤学生。《哈尔滨公报》、《国际协报》都以显著位置刊登警察殴伤学生的消息和照片,并发表文章抨击军阀的卖国行径。中东铁路三十六棚总工厂工人参加了反日修路的斗争,表示“誓做学生后盾”,还散发传单2000余份。

哈尔滨“一一·九”事件打乱了日本掠夺中国东北路权的计划,推迟了修筑“五路”的进程。此后,日本虽然又采取各种手段兑现所谓《满蒙新五路协约》,但是,慑于东北人民的强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开工修筑“五路”的野心终未能得逞。

当学生队伍行至道外区正阳街口时,遭到反动军警的堵截反对日本侵略、维护路权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