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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投票选出“四大名旦”

在97年前的今天,1927年6月20日(农历1927年5月21日),群众投票选出“四大名旦”。

关于“四大名旦”称谓的来历,时至今日,一直存在着这样的误区,那就是,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称谓来自于一次观众投票活动。换句话说,“四大名旦”是投票选举出来的。也就是说,这次投票活动,就是为了选举“名旦”。

这种说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很有“权威性”,很普遍,也就被广泛引用,有传记作者这样写道:“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举行全国首届旦角名伶评选活动。这完全是一种群众自发的行为,以投票方式选举自己心目中的名伶,结果以得票数多少而定。经过一番角逐较量,梅兰芳以一出《太真外传》,尚小云以一出《摩登伽女》,程砚秋以一出《红拂传》,荀慧生则以一出《丹青引》获得前四名,被称为中国四大名旦(或称京剧四大名旦)。”

实际上,这次投票活动的全称是“为鼓吹新剧,奖励艺员,现举行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活动”(《顺天时报》1927年6月20日第五版)。也就是说,投票活动主要针对的是“五大名伶”的新剧,并不涉及对他们5个人个人艺术的全面评价。“五大名伶”是梅兰芳、程艳(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徐碧云。更准确地说,活动规则是要求投票者从5个人所演新剧中分别选出最佳的一出戏。

一个月以后,投票活动结束。7月23日,《顺天时报》揭晓了投票结果。“五大名伶”各自的最佳剧目分别是:梅兰芳的《太真外传》,得票总计1774票;程砚秋的《红拂传》,得票总计4785票;尚小云的《摩登伽女》,得票总计6628票;荀慧生的《丹青引》,得票总计1254票;徐碧云的《绿珠》,得票总计1709票。

这次活动,从开始刊发启事,到投票过程,以至最后揭晓结果,都只用了“五大名伶”这个名称,而没有用“五大名旦”。这就造成两个后果:

一、有人因此推断,在这之前,还没有“四大名旦”(或“五大名旦”)的说法。否则,主办方应该用“五大名旦”,而不是以“五大名伶”之名;二、正因为如此,有人得出结论:“四大名旦”的称谓,就是在此次投票活动结束后确立的,即被选举产生的。

很明显,这样的结论是不符合实际的。首先,此次投票选举活动,针对的只是5个人的新戏,并不是评选孰强孰弱。其次,如果“四大名旦”之说是因为此次投票选举活动而产生的,那么也应该是“五大名旦”。为何漏掉徐碧云而只说“四大名旦”呢?除此之外,如果以得票多少排列,位列第一的是尚小云的《摩登伽女》,其次是程砚秋的《红拂传》,然后是梅兰芳的《太真外传》,接着是徐碧云的《绿珠》,最后是荀慧生的《丹青引》。假使这次活动的目的确是为了选举“四大名旦”,那么,按照票数,排在前四位的,也应该是尚小云、程砚秋、梅兰芳、徐碧云,缘何荀慧生最终位列“四大名旦”之一,而缺了徐碧云呢?仅从这个角度上说,“四大名旦”是由戏迷、读者选举产生的论断,就是错误的。

投票选举,是确立“四大名旦”称谓的其中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最终被事实所推翻。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更加没有说服力,不值一驳。据说,在1924年到1925年期间,在军阀张宗昌家的堂会上,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合作了一出《四五花洞》。这次演出《四五花洞》,梅、尚饰演两个真金莲;程、荀饰演两个假金莲。由于4个人的表演各具特色,艺术水平难分高下,便从此有了“四大名旦”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十分含糊,没有明确到底是由谁最先喊出“四大名旦”这个名称的。

就目前现存资料而言,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四大名旦”的称谓是由天津《天风报》社长沙大风率先提出来的。依据是:

第一,源于3个知情人的回忆,他们是沙大风的儿子沙临岳、上海文史馆馆员薛耕莘、宁波镇海的陈崇禄。薛耕莘曾经在《上海文史》上撰文,称梅兰芳曾亲口对他说过这样的话。陈崇禄则说他曾经见过沙大风的一枚印章,上有“四大名旦是我封”这7个字。

据沙临岳回忆,“四大”其实是借用当时流传甚广的“四大金刚”之名。“四大金刚”指的是直系军阀曹锟的内阁大臣程克等4人。有人说,由于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朱琴心的名气不亚于“四大金刚”,所以有人称他们为“伶界四大金刚”。后来,荀慧生取代了朱琴心。“伶界四大金刚”又指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沙临岳还说,其父沙大风对“伶界四大金刚”这个称谓颇不以为然。他觉得金刚怒目与四旦的娇美英姿不相吻合,所以提笔一改,改称为“四大名旦”。

第二,上海早年的戏剧杂志《半月戏剧》主笔、专事戏剧评论的梅花馆主(本名郑子褒)于20世纪40年代初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四大名旦”专名词成功之由来》。尽管他没有明说,但他的论断,实际上从侧面印证了“四大名旦是沙大风所封”的说法。更重要的是,他直接说明“四大名旦”的来历,是因为荀慧生。他的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提倡‘四大名旦’最起劲的,不用说,当然是拥护留香的中坚分子。”

“留香”,是荀慧生的号;“拥护留香的中坚分子”,是被称为“白党”的捧荀派。旧时京城,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争相捧自己钟情的艺人,甚至为此另组专社专团,比如,捧艺名“白牡丹”的荀慧生的有“白社”,捧尚小云的有“云社”等。相应的,“社”的成员,就被称为“党”,比如,“梅党”“白党”等。

那么,“白党”捧荀慧生,为何要提出“四大名旦”这个称谓呢?梅花馆主在文章中,很肯定地这样写道:“因为那时的荀慧生,离开梆子时代的‘白牡丹’还不很远,论玩意儿,论声望,都不能和梅、尚、程相提并论,可是捧留香的人,声势却非常健旺,一鼓作气,非要把留香捧到梅、尚、程同等地位不可,于是极力设法,大声疾呼地创出了这一个‘四大名旦’的口号。”台湾著名剧评家丁秉

按照梅花馆主的说法,“四大名旦”初始于 “民国十七年”,即1928年,也就是《顺天时报》举办“‘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活动”后的第二年。从这个角度上看,说“四大名旦”产生于这次投票活动之后,并非没有道理。只是,它不是由投票选举产生的,更不是由此次投票活动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