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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第三节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蒋廷黻

曾国藩是我国旧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他生在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年,比洪秀全大两岁。他是湖南湘乡人,家世业农。他虽没有下过苦力,他的教育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成翰林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将要开始的时候。他的日记虽提及鸦片战争,他似乎不大注意,不了解那次战争的历史意义。他仍埋首于古籍中。他是一个实践主义的理学家。无论我们是看他的字,读他的文章,或是研究他的为人办事,我们自然的想起我们乡下那个务正业的小农民,他和小农民一样,一生一世,不作苟且的事情。他知道文章学问道德功业都只有汗血才能换得来,正如小农民知道要得一粒一颗的稻麦都非出汗不可。

在咸丰初年曾国藩官作到侍郎,等于现在的各部次长。他的知己固然承认他的文章道德是特出的,但是他的知己不多,而且少数知己也不知道他有大政治才能,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在他的事业起始的时候,他的声望并不高,他也没有政治势力作他的后盾。但是湖南地方上的士大夫阶级确承认他的领袖地位。他对洪秀全的态度就是当时一般士大夫的态度,不过比别人更加积极而已。

那时的官兵不但不能打仗,连乡下的土匪都不能对付,所以人民为自卫计,都办团练。这种团练就是民间的武力,是务正业的农民藉以抵抗不务正业的游民土匪。这种武力,因为没有官场化,又因为与农民有切身利害关系,保存了我国乡民固有的勇敢和诚实。曾国藩的事业就是利用这种乡勇,而加以组织训练,使它成为一个军队。这就是以后著名的湘军。团练是当时全国皆有的,并不是曾国藩独创的,但是为什么惟独湘军能成大事呢?原故就在于曾国藩所加的那点组织和训练。

曾国藩治兵的第一个特别是精神教育的注重。他自己十二分相信孔孟的遗教是我民族的至宝。洪秀全既然要废孔教,那洪秀全就是他的敌人,也就是全民族的敌人。他的"讨贼檄文"骂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此: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他是孔孟的忠实信徒,他所选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实同志,他是军队的主帅,同时也是兵士的导师。所以湘军是个有主义的军队。其实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也是他在我国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别。他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义。他觉得政治的改革必须先有精神的改革。前清末年的官吏,出自曾文正门下者,皆比较正派,足见其感化力之大。

曾国藩不但利用中国的旧礼教作军队的精神基础,而且利用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来加强军队的团结力。他选的官佐几全是湖南人,而且大半是湘乡人。这些官佐都回本地去招兵,因此兵士都是同族或同里的人。这样他的部下的互助精神特别浓厚。这是湘军的第二特点。

历史上的精神领袖很少同时也是事业领袖,因为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业的具体条件。在西洋社会里,这两种领袖资格是完全分开的。管教者不必管事,管事者不必管教。在中国则不然: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是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所以在中国,头等领袖必须兼双层资格。曾国藩虽注重为人,并不忽略作事。这是他的特别的第三点。当时绿营之所以不能打仗,原故虽多,其中之一是待遇太薄。曾氏在起始办团练的时候,就决定每月陆勇发饷四两二钱,水勇发三两六钱,比绿营的饷额加一倍。湘军在待遇上享有特殊权利。湘军作战区域是长江沿岸各省。在此区域内水上的优势很能决定陆上的优势。所以曾国藩自始就注重水师。关于军器,曾氏虽常说打仗在人不在器,然而他对军器的制造,尤其对于大炮的制造,是很费苦心的。他用尽心力去罗致当时的技术人才。他对于兵士的操练也十分认真。他自己常去督察检阅。他不宽纵他的军官,也不要军官宽纵他的部下。

曾国藩的事业,如同他的学问,也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要救旧社会旧文化,而那个旧社会旧文化所产生的官僚反要和他捣乱。他要维持大清,但大清反而嫉妒他,排斥他。他在长沙练勇的时候,旧时的官兵恨他的新方法,新标准,几乎把他打死了,他逃到衡州去避乱。他最初的一战是个败仗,他投水自尽,幸而被部下救起来。他练兵打仗,同时他自己去筹饷。以后他成了大事,并不是因为清廷和官僚自动的把政权交给他,是因为他们的失败迫着他们求曾国藩出来任事,迫着他们给他个作事的机会和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