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友斋丛说》卷十一史七明 · 何良俊

乙卯年，倭贼从浙江由严衢过饶州，历徽州宁国太平而至南京，才七十二人耳。南京兵与之相对两阵，杀二把总指挥，军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门紧闭，倾城百姓皆点上城，堂上诸老与各司属分守各门，虽贼退尚不敢解严。夫京城守备不可谓不密，平日诸勋贵骑从呵拥交驰於道，军卒月请粮八万，正为今日尔。今以七十二暴客扣门，即张皇如此，宁不大为朝廷之辱耶？

倭贼既杀败官兵，此日即宿於板桥一农家。七十二人皆酣饮沉睡。此农家与顾彭山太常庄邻并，其庄上人亲见之。此时若有探细人侦知其实，当夜遣一知事将官，潜提三四百人而往，可以掩杀都尽。但诸公皆不知兵，闻贼至则盛怒而出。一有败衄则退然沮丧，遁迹匿影唯恐不密。殊不知一胜一负乃兵家之常，古人亦有因败而为功者，此正用计之时也。而乃甘於自丧，何耶？且又不用细作，全无间谍，遇着便杀，杀败即退，不知是何等兵法也。

甲寅乙卯年，倭子已焚劫常州，传言欲窥南京。京城震恐。有言丹阳为南京咽喉之地，南京之守，守在丹阳，须筑一坚城以扼之。余曰：此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夫丹阳之所以有关於南京要害者，使丹阳有城。贼人攻丹阳城不下，必不敢越之而至南京。何也？恐丹阳兵之蹑其后也。苟不得丹阳城，越之而来，则南京兵当其前，丹阳兵蹑其后，句容出一兵捣其中，此之谓腹背受敌，兵家所忌，乃必败之道也。故能遥为南京声援，譬如倭子越嘉兴而至苏州，使苏州兵迎敌，嘉兴兵蹑之，吴江兵从而捣之。则岂能如此得志哉？今贼至嘉兴，嘉兴坚闭城门。兴之一战城下，任其过去，则吴江苏州当其冲，嘉兴方安坐相庆以为无事矣。若但如此，则丹阳虽有城，亦何益於南京胜负之数哉？然此等调度全在总督，而当事诸公曾无一人及此者。可叹可叹！

倭寇既去之后，司寇景山钱公在大理。余与之言曰：夫倭寇之来，大江之外有三路可达南都。从常镇来，则句容其一路也；从宜兴来，则秣陵关其一路也；从太平而来，则江陵镇其一路也。夫古之用兵须得地利。今参赞与守备诸公，当亲至其处相度地形，如某处可以屯兵，某处可以会战，某处可以设伏，皆默识於心。倘一日有警，则差某将官豫先提兵扎营於某处拒敌，某将官於某处策应，某将官於某处设伏。待其既至，则与之争利。先占山头，则我为主，彼为客。我以逸，彼以劳。所以制敌者在我矣。万一不利，则策应兵与伏兵俱起，左右合击，此兵法之至要，而我之所谓庙胜者盖不越此。今必待敌人既至，然后遣兵出城。猝然而遇，即与合战，夫猛虎食人，使其人神全，虎必不能伤。若忽与虎遇，苟非至人，神未有不去者，神去而虎始能食之矣。今出战之兵，气未及定，猝与敌遇，神安得不去？神去则万万必败，又岂待智者而后知耶？公当可言之地，可与当事诸公一言之。景山果白之诸公，后亦颇用其说。余初不知之，一日偶见守备何太监，余谢山田舍即何太监旧庄也。何云：“公庄上杨树何萧疏若此？”余云：“公无事不出城，何由见之？”何云：“前日与诸公看埋伏耳。”夫既谓之伏，当使人不得知之，但宜托以游行，潜觅其处，岂可显言於众曰：“吾往寻设伏虎耶。”谓之机务，恐不如此。

张蒙溪在参赞时，颇好兴建。其所置振武营，后遂启黄林原之变。其他如仙鹤营望江楼等处，所费动以数十万计。然使一朝有事，实分毫无补於朝廷，无救於地方。又以南都形势与各营垒刻一石碑以传，中国刻城南十二伏，城东十二伏，城北十二伏。刻成，江荆石以一本见遗。余语荆石曰：“老子云：‘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昔唐太宗征高丽，命元万顷为檄文，檄中有不知守鸭绿之险之语。高丽既移兵守鸭绿江，兵不得渡。太宗遂贬谪万顷。夫谓之曰伏，当使鬼神亦不得而知，顾可传刻以示人耶？公在部中，当即白之，亟毁其石，无贻有识者之诮。”江亦不言。石至今存。此岂虞诩增灶之意，盖有余者示之不足，不足者示之有余。诸公或自有见，然非愚陋者之所知也。

甲寅岁，倭寇到柘林，即以余兄弟三家为巢穴，屯扎将一年。本地方劫掠既尽后，往嘉兴湖州劫掠。空巢而出，去旬日复归。府县闻之，即遣人纵火，而三家百年营构尽付烈焰矣。初报至南都，舍弟颇不平，余意色恬然。盖此宅既为倭寇所据，已非我之所有。若烧去房室，彼不能驻足，必往他处，则此处田土尚有人耕种，不然则方将安居乐业於此。而居民远避，田卒污莱，宁有穷已时耶？顾不如烧之为愈。但当事诸公不能烧於倭贼方在之时，而乃烧於倭贼既去之后，此则深为可忿耳。

陆五台从总督幕中回，余问之曰；“倭贼之在柘林与在周浦寺中者屯住甚久，不知其亦有斥候否？夜中亦令人巡警否？四周设绊索响铃否？”云皆无之。余以为使当事者用计，周遭以铁蒺藜密布，命细作二三人深夜入贼中举火。大军在二里外但鸣锣发喊，则此辈惊动自相攻击，可以歼尽矣。夫山林险阻不以屯兵，正防火攻也。岂有贼住在人家淹顿日久，不知用计焚之，但欲白日与之较力，几何其不败衄也哉？

张半洲为总督时，余尝条列数事。时选部属为赞画，仪制郎中盛南桥亦在选中。条列中有肃威刑一事，曰总督受命出师，朝廷给与旗牌。正欲假以生杀之柄，今逗挠军机与临阵畏缩，未闻有斩一人以徇者，如此而欲致胜难矣。盛即吐其舌曰：“乃欲使我辈杀人耶。”殊不知杀一人乃所以全千万人也。今独惜败残数十卒，而不念东南被杀者数千万人，此数千万人独非民命乎？可叹可叹！

陆五台自赞画幕中返南都，余戏之曰：“公平昔论兵，智略辐辏，此行何寂寂如此。”五台言：“总制公初不令吾辈画策。”余问然则要公辈何用，曰终日只理会处文移耳。昔日李文饶因维州之事造筹边楼，终日上楼计筭敌人。无论用兵，即今人有构讼者，遇一硬对头，则梳头也计筭此对头，吃饭也计筭此对头，岂有工夫管闲事？况用兵乃朝廷大事，地方之得失百姓之存亡所系，岂有不专心计筭敌人，而终日理会文移哉？文移纵理会得甚详密，亦何益於胜败之数？则无怪乎总制诸公愤事之接踵也。

今世将官皆受制於总督。无论赏罚，虽出师之期，亦必请命而行。此甚无谓，盖用兵机宜在於呼吸之间，正须出其不意，使彼不虞我至而我适至，则彼之气先夺矣，夫然后可以制胜。今必请之总督，请之巡按，请之兵备，我未及发而彼先知，已自有备。况正合机宜而或相沮挠，未合机宜而或加督促，则我之气已夺。虽韩信李靖复生，欲其制胜，难矣。闻祖宗朝遣大将提兵，则设一都御史与之督粮，不与兵事，此甚得任将之道。

古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若南都之险唯在长江，夫倭寇入海口，抵龙江关但四五百里。设中原有警，从襄樊顺流而下，直捣建康，或自淮扬而来，只一水之隔，使守在江上，犹有险可据。若已渡江奄至城下，则我已失其险。而朝廷所设重兵十万之众，如鼠在穴中坐而待毙耳。今江上之守，独操江有少兵，亦甚单弱。南京兵部略不干与，而宿重兵于无用之地，甚非长筭。余尝与赵大周先生言之，大周谋于六科诸公，科中即建言，要以兵部侍郎带管操江。然此议亦未允当。盖操江都御史亦不可革，但当开府于仪真，督率镇江仪真等卫军，专一校阅水战。南京于京营中抽选一万余人，给以行粮，以兵部一侍郎领之，亦在江上教习水战。苟一时有事，彼此策应，则长江之守，庶几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救，而祖宗根本之地始为有恃矣。科中建白既欠周详，后朝廷下南京大小九卿议报，兵部推奸避事，惧其委任责成。担子颇重，多方阻之，其议遂寝。

夫以长江之势言之，荆门为之首，狼山为之尾，而九江安庆是其脊。当使其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俱应。然后长江之险始为我有，人不得而共之矣。观古来战争之时，自中原窥长江者凡有数处。由南阳邓州以至襄阳，其一道也。昔刘玄德投荆州将出樊邓，三顾孔明于南阳者是也。由夷陵荆门以出荆州，其一道也。昔刘玄德迫于曹公，走当阳长坂者是也。自东西蜀出峡，顺流而下，其一道也。昔司马氏既定蜀遂取吴，所谓王浚楼船下益州者是也。由公安夏口以出武昌，其一道也。由寿春合肥出濡须，又一道也。昔孙权徙治秣陵，闻曹公将来侵，作濡须坞以拒之。又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魏乃命曹休出洞口，曹仁出濡须，夏候尚围南郡者是也。自凤阳盱眙道滁州由和州渡，又一道也。我高皇帝之取金陵者是也。自淮安而南，越高邮以至仪真，又一道也，昔魏文帝观涛于广陵，临江而叹曰：长江天堑，固天之所以限南北者是也。其他如常德沔中皆沮洳之地，若由鄱阳湖出湖口而来，亦一道也，昔陈友谅兵夜至石头城者是也。今虽以社稷灵长之福，四海宁晏，固万万无虞，然岂可不预为之虑耶？夫留都祖宗根本重地，所关固甚大，况隔岸即饷道之咽喉也。昔孙恩庐循广中之寇数至京口，尝贻宋武帝以益智糉。宋武帝以续命汤报之，用相嘲调。今广中之寇颇为猖獗，倘或流劫他处，由福建而犯浙直，则自狼山以抵京口一帆可至，特顷刻闻耳。万一稍侵饷道，能不遗当宁南顾之忧耶？然祖宗所以宿重兵於都城，而不为江上设备者，盖以高皇帝当定鼎之初，南有张士诚方谷珍，西有陈友谅陈友定，皆患在肘腋。况元之遗孽尚在朔漠，明玉珍在蜀，梁王在云南，方事讨除，未遑远略。至建文朝，则齐黄以书生当国，欲效贾生更制度定章程，改易官名，裁损宗藩，不三年而难作。成祖既靖内难，即徙都于燕，又将拓定三边。经制宣大榆林延绥诸处，以为门庭之卫，视南方之事为稍缓矣。况天下当二祖创造之始，威德宣布，四方慑服，罔敢干纪，故承平以至于今。然治久防乱，则讲之正在今日也。盖操江须假以重权，於北京都察院择一有才力者任之。其开府当在仪真，若以为去上流稍远，则或於九江、安庆诸处，其宛子城与沿江各卫皆以属之。湖广与九江苏常兵备亦听其调遣节制，则彼得以稍展其效。而江上有事，朝廷亦可以责成之也。今仍住扎南京，而江上卫所与之绝无相关，其所理者唯江上群偷耳。夫缉捕盗贼乃一县尉之任，何必设都御史哉？况沿江之守，分布虽密，略无总统。万一有警，则有首尾腹背分为数截，彼此推调，莫肯用命。而祖宗根本之重，朝廷馈饷之急，顾当责之谁耶？则亦不可谓之细故也。此固杞人之忧，知不足为社稷至计，聊书之以备采择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