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集释》第3部分清 · 顾炎武

后令武官得依资人选。官员既少，应选者多，前尚书李韶循常擢人，众情嗟怨。亮乃奏为格制，不问贤愚，专以停解日月为断，虽复官须此人，停日后者终于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则先擢用。沈滞者皆称其能。亮外甥司空咨议刘景安以书规亮曰，殷周以乡塾贡士，两汉由州郡荐才，魏晋因循，又置中正。谛观在昔，莫不审举，虽未尽美，足应十收六七。而朝廷贡秀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论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惟辨氏族，不考人才。至于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属当铨衡，宜改张易调，如之何反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之士谁复修厉名行哉！亮答书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时徼幸，得为吏部尚书。常思同升举直，以报明主之恩，乃其本愿。昨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为汝所怪，千载之后，谁知我哉！古今不同，时宜须异。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书，尚书据状，量人授职。此乃与天下群贤共爵人也。吾谓当尔之时，无遗才，无滥举矣，而汝犹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选专归尚书，以一人之鉴照察天下。刘毅所云一吏部，两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异以管窥天而求其博哉！今勋人甚多，又羽林入选，武夫崛起，不解书计，惟可彍弩前驱，指踪捕噬而已。忽令垂组乘轩，责以治效，是所谓未曾操刀而使专割。又武人至多，官员至少，设令千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况一人望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面执，不宜使武人入选，请赐其爵，厚其禄。既不见从，是以权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产铸刑书以救敝，叔向讥之以正法，何异汝以古礼难权宜哉。仲尼有言，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犹是也，但令将来君子知吾意焉。后甄琛、元修义、城阳王徽相继为吏部尚书，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贤愚同贯，泾渭无别，魏之失才自亮始也。【原注】辛琡为吏部尚书，上言，黎元之命系于长吏，若使惟取年劳，不简贤否，义均行雁，次若贯鱼，执簿呼名，一吏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书奏，不报。然观其答书之指，考其时事，由羽林之变既姑息于前，武人之除复滥开于后，不得已而为此例。今也上无陵压之勋人，下无噪呼之叛党，何疑何惮，而不复前王之制，乃以停年为断乎！

魏书辛雄传，上疏言，自神龟末来，专以停年为选。士无善恶，岁久先叙，职无剧易，名到授官。执案之吏以差次日月为功能，铨衡之人以简用老旧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托硕鼠以百里之命，皆货贿是求，肆心纵意，禁制虽烦，不胜其欲。致令徭役不均，发调违谬，箕敛盈门，囚执满道。二圣明诏，寝而不遵。画一之法，悬而不用。自此中外之民相将为乱，盖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呜呼，此魏之所以未久而亡也欤？

北齐书文襄帝纪，摄吏部尚书。魏自崔亮以后，选人常以年劳为制，文襄乃厘改前式，铨擢惟在得人。又沙汰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荐擢。

通典，唐自高宗麟德以后，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进者众，选人渐多。总章二年，裴行俭为司列少常伯，始设长名姓历榜，引铨注之法，又定州县官资高下升降，以为故事，其后莫能革焉。至玄宗开元十八年，行俭子光庭为侍中兼吏部尚书。先是，选司注官惟亲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禄者。又州县亦无等级，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后远，皆无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资格，【原注】新唐书本传，初，吏部求人，不以资考为限，所奖拔惟其才，往往得俊乂任之，士亦自奋。其后士人猥众，专务趋竞，铨品枉挠。光庭惩之，因行俭长名榜，乃为循资格。凡官罢满，以若干选而集，各有差等，官高者选少，卑者选多，无问能否，选满则注。限年蹑级，不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庸愚沈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虽小有常规，而抡才之方失矣。其有异才高行，听擢不次。然有其制而无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资例而已。自宋以下，年资之制大抵皆本于光庭也。

宋孙沫资格论曰，三代以下，选举之法，其始终一切皆失者，其国家资格之制乎！今贤材之伏于下者，资格阂之也。职业之废于官者，资格牵之也。士之寡廉鲜耻者，争于资格也。民之困于虐政暴吏，资格之人众也。万事之所以抗弊，百吏之所以废驰，法制之所以颓烂决溃而不之救者，皆资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贤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将使之辅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独乐其身，将以振生民之穷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贵仕，君子侧身而困卑位，贤者戴不肖于上，而愚者役智者于下，爵不考德，禄不授能，故曰，贤才之伏于下者，资格阂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岁月而防之矣。力不足以称其位，增累考级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索实。故曰，职业之废于官者，资格牵之也。今夫计岁阀而争年劳者，日夜相斗也。有司躐一名，差一级，则摄衣而群争诉矣。其甚者或怀黄敕而置于丞相之前也，其行义去市贾者亡几耳。故曰，士之寡廉鲜耻者，争于资格也。来而暴一邑，既岁满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赃败，至死不黜。虎吏劘牙而食于民，贤者郁死于岩穴，而赤子不得爱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于虐政暴吏者，资格之人众也。夫资格之法起于后魏崔亮，而复行之于唐之裴光庭，是二子者，其当世固已罪之，不待后人之讥矣。然而行之前世，不过数十年者也。后得称职者矫而更之，故其患不大。今资格之弊，流漫根结，踵为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昔不知非，来者不知矫，故曰，万事抏弊，百吏废驰，法制颓烂决溃而不之救也。虽然，不无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蠢愚而废滞者也，便之者耋老而庸昏者也。而于天下国家焉则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选部者亦以是法为简而易守也，百品千群，不复铨叙人物而综核功实，一吏在前勘薄，呼名而授之矣。坐庙堂者亦以是法为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职，列籍按氏，差第日月，沓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冒，而贤材去愈远，可为太息也。为今之急，诚宜大蠲弊法，简拔异能，爵以功为先后，用以才为序次，无以积勤累劳者为高叙，无以深资久考者为优选。智愚以别，善否陈前，而万事不治，庶功不熙者，臣愚未尝闻也。

金章宗谓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资历，循资之法起于唐代，如此何以得人？平章政事张汝霖对曰，不拘资格，所以待非常之材。上曰，崔佑甫为相，未逾年荐八百人，岂皆非常之材与？

铨选之害

宋叶适论铨选之害曰，夫甄别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要务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贤者，而不以便其不肖者之人。窃怪人主之立法，常为不肖者之地，而消靡其贤才，以俱入于不肖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铨选也。吏部者，朝廷喉舌之处也。尚书侍郎者，天子贵近之臣也，处之以其地，任之以其官，与之以甄别黜陟天下士大夫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信汝也，汝一毫不自信也。其人之贤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远近，其资之先后，其禄之厚薄，其阙之多少，则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详，曲折诘难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举措手足者，顾无甚于铨选之法也？。呜呼，与人以官，赋人以禄，生民之命，致治之本由此而出矣，奈何举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缚蔽蒙之，乃为天下大弊之源乎？虽然是几百年于是矣。其相承者非一人之故，学士大夫勤身苦力，诵说孔孟，传道先王，未尝不知所谓治道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为是官，噤舌拱手，四顾吏胥，以问其所当知之法令，吏胥上下其手以视之，其人亦抗然自辨曰，吾有司也，固当守此法而已。嗟夫，岂其人之本若是陋哉。陛下有是名器，为鼓舞群动之具，与夺进退，以叙天下，何忍袭数百年之弊端，汩没于区区坏烂之法，以消靡天下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则治道安从出，而治功安从见哉？况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犹有可考，今之所循者乃其衰乱之余弊耳。百王之常道不容于陛下而不复也。

杨万里作选法论，其上篇曰，臣闻选法之弊在于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权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适足以为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为朝廷为官择人之具。所谓尚书侍郎二官者，据案执笔，闭目以书纸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赇者必不赦，朝廷之意岂真信吏而不信官者邪？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则信官也，法则未尝信宫也，朝廷亦不自信也。天子不自信，则法之可否孰决之？决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为奸，而其用法也，则取于吏而为决，则是吏之言胜于法，而朝廷之权轻于吏也。其言至于胜法，而其权至重于朝廷，则吏部长贰安得而不吏之奉哉！长贰非曰奉吏也，曰吾奉法也。然而法不决之于官，而决于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谓信吏而不信官。今有一事于此，法曰如是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于吏部，有持牒而请曰，我应夫法之所可行。而吏部之长贰亦曰可。宜其为可无疑也。退而吏出寸纸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为不可无改也，未几而又出寸纸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无一定之论，何为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长贰之贤，而不谒之吏，故与长贰面可之，退而问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长贰无以诘，则亦曰然。士大夫于是不决之法，不请之长贰，而以市于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长贰之遗忘而画取其诺，昨夺而今与，朝然而夕不然，长贰不知也，朝廷不诃也。吏部之权不归之吏而谁归！夫其所以至此，其始也有端，其积也有渐，而其成也植根甚固而不可动摇矣。然则曷为端？其病在于忽大体，谨小法而已矣。吏者从其所谨者而中之，并与其所忽者而窃之，此其为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铨选，果止于谨小法而已，则一吏执笔而有余也，又焉用择天下之贤者以为尚书侍郎也哉？仁则吾之所以任尚书侍郎者，殆不止于谨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责大体，使知小法之有所可否，初无系大体之利害，则吏部长贰得以出意而自决之，要以不失夫铨选之大体，而不害夫立法之大意而已。责大体而略小法，则不决于吏，而吏之权渐轻，吏权渐轻然后长贰之贤者得以有为，而选法可以渐革也。其下篇曰，臣闻吏部之权不异于宰相，亦不异于一吏。夫宰相之与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悬绝也。既曰吏部之权不异于宰相，又曰亦不异于一吏者何也？今夫进退朝廷之百官，贤者得以用，而不肖者得以黜，此宰相之权也。注拟州县之百官，下至于薄尉，．而上至于守贰，此吏部之权也。朝廷之百官自大科异等，与夫进士甲科之首者未有不由于吏部也，未有不由于吏部而官者。今日之薄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况今日宰相之所进退者，台阁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阶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权不异于宰相。虽然，吏部之所谓注拟何也？始入官者则得薄尉，自薄尉来者则得令丞。推而上之，至于幕职，由是法也。又上之至于守贰，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则曰应格，其不宜得者则曰不应格。曰应格矣，虽贪者、疲软者、老耋者、乳臭者、愚无知者、庸无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愧，与者不之难也。曰不应格矣，虽真贤实能廉洁守志之土，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与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愧不怨，吾事毕矣。如募焉，书其役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远近而劳逸之，呼一吏而阅之薄，尽矣，此县令之以止小民之争也。吏部注拟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于止争而已矣。故曰亦不异于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谓铨量者矣，揖之使书，以观其能书乎否也。召医而视之，以探其有疾与否也。赞之使拜，以试其视听之明暗、筋力之老壮也。曰铨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贤不肖愚智何别焉？昔晋用山涛为吏部尚书，而中外品员多所启拔。宋以蔡廓为吏部尚书，廓先使人告宰相徐羡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职则拜，不然则否。羡之答云，黄散以下皆委。廓犹以为失职，遂不拜。盖古之吏部虽黄门散骑皆由吏部之较选，是当时之为吏部者，岂亦止取若今所谓应格者而为黄散哉，抑将止取今所谓铨量者而为黄散邪？【原注】宋史苏绅传上言，古者自黄散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五品，皆吏部得专去留。今审官院流内铨，则古之吏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问官职之闲剧，才能之长短，惟以资历深浅为先后，有司但主簿藉而已。欲贤不肖有别不可得也。臣愿朝廷稍增重尚书之权，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与夺之。如丞薄以下，官小而任轻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于县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贰之寄以一郡之民者，岂不重哉。且天下几州，一州几县，一岁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拟县宰者几人，守贰又几人，则亦不过三数百而已。以一岁三数百之守贰县宰，而散之于三百六旬之日月，则一日之注拟者，绝多补寡，亦无几尔。一岁之间，而不能察三数百人之能否，则其为尚书者亦偶人而已矣。月计之而不粗，岁计之而不精，则其州县之得人岂不十而五六哉。虽不五六，岂不十而三四哉。以此较彼，不犹愈乎？或曰，尚书之权重则将得以行其私，奈何？是不然，昔陆贽请令台省长官各举其属，而德宗疑诸司所举皆有情故，或受赂者。贽谏之曰，陛下择相亦不出台省长官之中，岂有为长官则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相则可择千百具僚，其要在于精择长吏。贽之说尽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进拟者而不疑也，至于吏部长贰之注拟，而独疑其私乎？精择尚书，而假之以与夺之权，使得精择守贰县宰，而无专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犹可以复起也与？【陆清献曰】人才不患其壅滞也。天下之才无穷，而朝廷之官有限，以有限之官给无穷之才，前后相守，历岁月而不能即登庸者，势也。是惟上之人有以鼓舞之，鼓舞之道得则壅滞之端泯。善用才者患无以鼓舞之，不患无以疏通之也。自古人才之多者莫如三代，建官之少者又莫如三代。然三代之时，不闻有壅滞之患，无他，鼓舞之道得焉耳。鼓舞之道，莫若于循格之中行破格之典，使中才不得越次而进，以守选法之常，而英流问得超擢以登，以通选法之变。凡今在籍候选者，宜令所在督抚每岁各以其职业考之，举其最者一人，上送吏部，得越次而选。而郡县有司亦令督抚岁举其最者一人，使得越次而升。越次

而选者，一省不过岁一人，无碍于选法之常。而英流之士得以及锋而用，中才者亦将勉自涤励，而不至于委靡自弃。选授之期虽遥而皆有旦夕可选之望，则不见其遥。升转之途虽难而皆有旦夕可升之望，则不见其难。如此，尚何壅滞之虑？此所谓以鼓舞为疏通也。今仕途之所以壅者，以流品之太杂也。自科目而外，有任子，又有例监，，有投诚，有府史杂流，此朝廷所以广用人之途，虽不可偏废，然其中岂无冒滥当核者？宜严其例，使一才一艺皆得踊跃于功名，而不至开侥幸之门。有贪污者，不时纠参，而考课之时尤宜严核也。汉法，长官得自辟曹掾，一时文学才俊之士皆出其中。宜仿其制，令天下长官得辟有出身士人为掾吏，既可息奸猾之风，而士之未就职者亦得少展其才，皆今日疏通选政之道也。【姚大令曰】后世取土之途广矣，科第取之，鸿博取之，馆职吏员取之，乃至入赀者取之。登进甚多，而常有无人之叹，岂执事者之咎？吾谓不然。登进之法宜有常格以绝奔竞之门，甄拔之途必有殊科以捉非常之用。向之数端者，可以得寻常之士矣。若夫奇才智勇抱非常之略者，岂屑屑从事于此哉！就使数者之中有其人唉，责之以科条，核之以名实，尺寸之法足以短人，彼其所挟持者大，区区不足以自见，有逃而去耳。况其穷愁失职，放浪于风尘湖海之中，郁郁无所遇，又安知其几辈耶？夫有雄材绝智，抱济时之具者，此其人类不能斤斤于言行称誉之间矣，有不为乃可以有为，释其小乃可以见其大。举世不觉而独言之者必有观时之识，举世共趋而独不顾者，必有经远之谋。接其人，察其议论，毋以资格相拘，毋以毁誉惑听，是在执事者之鉴择矣。

绍兴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国家设铨选，以听群吏之治。其掌于七司，着在令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于胥吏之手，有所谓例焉。长贰有迁改，郡曹有替移，来者不可复知，去者不能尽告。索例而不获，虽有强明健敏之才，不复致议。引例而不当，虽有至公尽理之事，不复可伸。货赂公行，奸弊滋甚。尝观汉之公府有辞讼比，尚书有决事比。比之为言，犹今之例。今吏部七司宜置例册，凡经申请，或堂白，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拟定，而长贰书之于册，永以为例。每半岁上于尚书省，仍关御史台。如此则巧吏无所施，而铨叙平允矣。淳熙元年，参知政事龚茂良言，法者，公天下而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坏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于用例破法，今之患在于因例立法，自例行而法废矣。故谚称吏部为例部。是则铨政之害，在宋时即已患之，而今日尤甚。所以然者，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吏胥得操其两可之权，以市于下。世世相传，而虽以朝廷之力不能拔而去之。甚哉，例之为害也，又岂独吏部然哉。【原注】古无例字，只作列。礼记服问，罪多而刑五，丧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注，列，等比也。释文，徐邈音例。即后人例字。至汉书何武传曰，欲除吏，先为科例，以防请托。杜钦传曰，不为陛下广持平例。王莽传曰，太傅平晏从吏过例。始加人作例。

寇莱公为相，章圣尝语两府，欲择一人为马步军指挥使。公方议其事，吏有以文籍进者。公问何书，对曰，例簿也。公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须检例邪？安用我辈！坏国政者正由此尔！司马温公与吕惠卿论新法于上前，温公曰，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入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足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

员缺

员缺之名，自晋时已有之。晋书王蕴传，迁尚书吏部郎。每一官缺，求者十辈。【原注】世说注引山涛启事曰，吏部郎史曜出缺处当选。【沈氏曰】史记儒林传，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是汉时已有缺名。【钱氏曰】韩安国传，梁内史缺。汉书，杜业言方进为京兆尹时，陈咸为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进素与司直师丹相善，临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为奸利，请案验。卒不能有所得，而方进果自得御史大夫。循吏传，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酷吏传，后左冯翊缺。佞幸传，其后御史大夫缺。薛宣传，御史大夫任重职大，非庸材所能堪，今当选于群卿，以充其缺。又云，会司隶缺，况恐咸为之。则西汉已有缺称，不始于晋也。魏书元修义传，迁吏部尚书。时上党郡缺，中散大夫高居求之。至唐赵憬审官六议，遂有人少阙【原注】缺字同。多、人多阙少之语。而崔湜以中书侍郎知吏部选事，至逆用三年员阙。今狐咺在吏部，杨炎为侍郎，至分阙，以恶阙与炎。其名相传，至今不改矣。

旧唐书德宗纪，御史大夫崔从奏，兵戎未息，仕进颇多。比来每至选集，不免据阙留人。尝叹遗才，仍招怨望。此亦似今之截留候选也。

大唐新语，刘思立为考功员外，子宪为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选人有索宪阙者。载深咨嗟，以为名教所不容，乃书其无行注名籍。其人比出选门，为众目所视，众口所訾，亦趦趄而失步矣。朝廷咸谓载能振理风俗。自今言之，不过索一丁忧之阙，亦何至见摈于清议邪？不知由是心推之，有其亲未死而设为机阱以谋夺其处，亦人情之所必至者矣。孟子曰，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苟反是而充之，其亦何所不至邪！愿后之持铨衡者常以正风俗为心，则国家必有得人之庆矣。

卷九

人材

宋叶适言，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缚至不可动，而人之智虑自不能出于绳约之内，故人材亦以不振。今与人稍谈及度外之事，辄摇手而不敢为。夫以汉之能尽人材，陈汤犹扼腕于文墨吏，而况于今日乎？宜乎豪杰之士无以自奋而同归于庸懦也。

使枚乘相如而习今日之经义，则必不能发其文章。使管仲孙武而读今日之科条，则必不能运其权略。故法令者，败坏人材之具。以防奸宄而得之者十三，以沮豪杰而失之者常十七矣。

自万历以上，法令繁而辅之以教化，故其治犹为小康。万历以后，法令存而教化亡，于是机变日增，而材能日减。其君子工于绝缨而不能获敌之首，其小人善于盗马而不肯救君之患。诚有如墨子所云，使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倍畔，使断狱则不中，分财则不均。吕氏春秋所云，处官则荒乱，临财则贪得，列近则持谏，将众则罢怯。又如刘蕡所云，谋不足以剪除奸凶，而诈足以抑扬威福。勇不足以镇卫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闾里者，呜呼，吾有以见徒法之无用矣。

实录言，宣德五年八月丙戌，上罢朝，御文华殿，学士杨溥等侍。上问，庶宫之选，何术而可以尽得其人？溥对曰，严荐举，精考课，何患不得？上曰，近代有罪举主之法，夫以一言之荐而欲保其终身，不亦难乎？朕以为教养有道，人材自出。汉董仲舒言，素不养士，而欲求贤，犹不琢玉而求文采。此知本之论也。徒循三载考绩之文，而不行三物教民之典，虽尧舜亦不能以成允厘之治矣。

保举

宋史，元佑初，司马光为相，奏曰，为政得人则治，然人之才或长于此而短于彼，虽皋夔稷契各守一宫，中人安可求备？故孔门以四科取士，汉室以数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器授任则世无可弃之士。臣备位宰相，职当选官，而识短见狭。士有恬退滞淹，或孤寒遗逸，岂能周知？若专引知识则嫌于私，若止循资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达官各举所知，然后克叶至公，野无遗贤矣。欲乞朝廷设十科举士，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原注】有官无官人皆可举。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原注】举有官人。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原注】举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原注】举知州以上资序。五日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原注】有官无官人皆可举。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原注】同上。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原注】同上。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原注】举有官人。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原注】同上。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原注】同上。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舍谏议，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职自观文殿学士至待制，每岁须于十科内举三人，仍具状保任，中书置籍记之。异时有事须材，即执政案籍，视其所尝被举科格，随事试之，有劳又着之籍。内外官阙，取尝试有效者随科授职。所赐诰命仍备所举官姓名，其人任官无状坐以谬举之罪。所贵人人重慎，所举得才。光又言，朝廷执政惟八九人，若非交旧，无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循私之嫌，兼所取至狭，岂足以尽天下之贤才？若采访毁誉，则情伪万端。与其听游谈之言，曷若使之结罪保举？故臣奏设十科以举土，其公正聪明可备监司。诚知请属挟私所不能无，但有不如所举，谴责无所宽宥，则不敢妄举矣。【沈氏曰】前明万历二十七年十月癸未，南京国子监祭酒郭正域条议申饬监规，内一条云，时文不足以尽才，科目不足以得士。请下礼官，访求州县九流异学之士，稍如宋司马光十科例，或善推步，或谙钟律，或通陈法，或工六书，各为一科。府州县贡入，礼部校考，分别等第，选入两京国子监，得照选贡事例，次者与之全廪，一体拨选。如异日太常诸属之选则取诸乐律科，钦天诸属之选则取之历象科，殿阁中书之选则取之六书科，幕府参赞之选则取之兵法科，则平日养之有素，而一旦求之如探囊取物矣。

明主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人。韩非子云，王登为中牟令，【原注】吕氏春秋作任登。言中牟士中章胥已。襄主曰，子见之，我将以为中大夫。其相室曰，中大夫，晋重列也。今无功而受，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终无已也。此执要之论也。善乎，子夏之告樊迟也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唐书，崔佑甫为相，荐举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日除十数人。未逾年，除吏几八百员，多称允当。帝尝谓曰，人言卿拟官多亲旧，何邪？对曰，陛下令臣进拟庶宫，夫进拟者必悉其才行，若素不知闻，何由得其实？帝以为然。以德宗之猜忌而犹能听之，愈乎近代之人主也。【原注】李绛传，德宗问，多公亲旧何邪？佑甫对曰，所问当与不当耳，非臣亲旧，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与官？时以为名言。

正统三年十一月乙未，行在通政司左通政陈恭言，古者择任庶官，悉由选部，是以职任专而事体一。顷者令朝臣各荐所知，恐开私谒之门，而长奔竞之风，乞令杜绝，一归铨部。事下，行在吏部尚书郭琎等覆奏曰，往时朝廷虑典铨者未尽知人，故敕廷臣各举所知，其法良矣。脱有徇私，邦宪昭然，谁肯同蹈？今恭听流言而尼良法，未见其当也。乞令仍旧，从之。

先生郡县论九曰，取士之制，其荐之也，略用古人乡举里选之意。其试之也，略用唐人身言书判之法。县举贤能之士，间岁一人，试于部。上者为郎，无定员。郎之高第得出而补令。次者为丞，于其近郡用之。又次者归其本县，署为簿尉之属。而学校之设，听令与其邑之士自聘之，谓之师，不谓之官，不隶名于吏部。而在京，则公卿以上，仿汉人三府辟召之法，参而用之。夫天下之士，有道德而不愿仕者则为人师，有学术才能而思自见于世者，其县令得而举之，三府得而辟之，其亦可以无失士矣。或曰，间岁一人，功名之路无乃狭乎？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竞于功名，王治之大者也。且颜渊不仕，闵子辞官，漆雕未能，曾皙异撰，亦何必于功名哉！

【姜氏曰】后世师儒之教不明，虽行闻族党不学面墙者往往而是，以如是之人，一旦举以临民，授之以政，即欲不以文墨试之，得乎？盖自选举与学校不复相为首尾，而一切关防刻薄之事起。虽明知法益繁，弊益生，士风亦日益坏，然其势顾有不得不极于此者。魏黄初中，三辅议举孝廉，不复限以试经，司徒华歆忧其学业从此而废。至唐贞观时，汴鄜诸州所举孝廉，问以皇王政术，曾参孝经，并不能答。宋太祖开宝九年，濮州荐孝悌者二百七十人。召问于讲武殿，率不如诏，犹称素能习武，试以骑射，则颠仆失次。太祖欲使隶兵籍，皆号告求免。不试而举，弊遂至此。故后世无论贤良、文学、孝弟、力田诸科，一概试之以文墨之事，亦其势然也。及其甚也，则巍科厚秩皆取决于方寸之纸，而竟不复问其立身之本末矣。是其末流之弊愈趋而愈远，以至于无可如何者也。

关防

隋书酷吏传，厍狄士文为贝州刺史，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门，僮仆无敢出外。此今日居官通例，而史以为异事，岂非当日法制虽严，而关防未若今之密乎？末世人习浇讹，防闲日甚，少不禁饬，则奸宄之徒投间抵隙，无所不至。长吏到官，以关防为第一义。然愚以为但无至公之心以御之尔。世说，晋文王亲爱阮嗣宗，阮从容言，尝游东平，乐其土风，愿得为东平太守。文王从其意。阮骑驴径到郡，至则坏府舍诸壁障，使内外相望，然后教令，一郡清肃。十余日，复骑驴去。唐姚合为武功尉，其县居诗曰，朝朝门不闭，长似在山时。在旷达之土犹且为之，而况于大贤也？

大唐新语，姜晦为吏部侍郎，性聪悟，识理体。旧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与选人交通。及晦领选事，尽除之。大开铨门，示无所禁。有私引置者，晦辄知之，召问，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规，咸以为不可。竟铨综得所，贿赂不行，举朝叹服。

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年八月壬申，上谓刑部尚书唐铎、工部侍郎秦逵、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等曰，朕初于文籍设关防印记者，本以绝欺蔽，防奸伪，特一时权宜尔。果正人君子，焉用是为？自今六科有关防印记俱销之，仍移文诸司，使知朕意。

封驳

人主之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违。齐景公燕赏于国时，万锺者三，千锺者五。令三出，而职计莫之从。公怒，令免职计。令三出，而士师莫之从。【原注】晏子春秋。此畜君之诗所为作也。汉哀帝封董贤，而丞相王嘉封还诏书。【原注】胡三省曰，后世给舍封驳本此。后汉钟离意为尚书仆射，数封还诏书。自是封驳之事多见于史，而未以为专职也。唐制，凡诏敕皆经门下省，事有不便，得以封还。而给事中有驳正违失之掌，着于六典。【原注】唐书，给事中在汉为加官，至唐属之门下省，使之驳正奏抄，涂窜诏敕之不便。如袁高、崔植、韦弘景、狄兼謩、郑肃、韩佽、韦温、郑公舆之辈，并以封还敕书，垂名史传。亦有召对慰谕，如德宗之于许孟容。中使嘉劳，如宪宗之于薛存诚者。而元和中，给事中李藩在门下，制敕有不可者，即于黄纸后批之。吏请别连白纸，藩曰，别以白纸，是文状也，何名批敕？宣宗以右金吾大将军李燧为岭南节度使，已命中使赐之节，给事中萧仿封还制书。上方奏乐，不暇别召，中使使优人追之节，及燧门而返。人臣执法之正，人主听言之明，可以并见。【原注】德宗时，卢杞量移饶州刺史，制出，给事中袁高执之不下。擢浙东观察判官齐总为衡州刺史，给事中许孟容封还诏书。宪宗末，皇甫镈奏减内外官俸以助国用，给事中崔植封还敕书。穆宗时，授李训四门助教，给事中郑肃、韩佽封还制书。刘士泾擢太仆卿给事中，韦宏景封还诏书。文宗时，赦官典犯赃者，给事中狄兼暮封还敕书。宣宗时，赦康季荣擅用官钱，给事中封还敕书。懿宗时，贬右补阙王谱，给事中郑公舆封还敕书。五代废弛，宋太宗淳化四年六月戊寅，始复给事中封驳。而司马池犹谓门下虽有封驳之名，而诏书一切，自中书以下非所以防过举也。【胡氏曰】考唐之政事堂，宰执议事之所，旧在门下省，后移入中书省。盖门下省，给事中所居也。中书省，阁臣所居也。唐之给事有封还诏书之例，其于宰相建白，例得驳正。不于门下议事，而于中书议事，乃阁臣志在自专，不使门下与闻，因而无从驳正。待取中旨，然后封还，则其势已难，甘塞默者多矣。此宰执巧于持权之法，必宗楚客、李林甫辈所为。明代虽罢门下省长官，而独存六科给事中，以掌封驳之任。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原注】若曰抄出驳之、抄出寝之是也。六部之官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故给事中之品卑而权特重。万历之时，九重渊默，泰昌以后，国论纷纭，而维持禁止往往赖抄参之力，【原注】天启六年，大理寺，正许志吉以请旌母节事，为礼科右给事中张惟一抄参。具疏申辩，奉旨，参驳系科臣执掌，许志吉险辞饰辩，着罚俸三个月。今人所不知矣。

元城语录曰，王安石荐李定时，陈襄弹之，未行。已擢监察御史里行，宋次道封还词头，辞职，【原注】清波杂志，唐制，唯给事得封还诏书。富郑公知制诰日。封刘从愿妻遂国夫人，公乃缴还词头。后人遂踵而行之。中书舍人缴还词头自此始。罢之。次直吕大临，再封还之。最后付苏子容，又封还之。更奏，复下，至于七八。子容与大临俱落职奉朝请，名誉赫然。此乃祖宗德泽。百余年养成风俗，与齐太史见杀三人，而执笔如初者何异？

部刺史

汉武帝遗刺史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倍公向私，旁谄牟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刻暴，剥削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怙倚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又令岁终得乘传奏事。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原注】元城语录，汉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秋分行郡国。秩六百石，而得按二千石不法，其权最重。秩卑则其人激昂，权重则能行志。【王氏曰】刺史权重而内隶于御史中丞。陈咸为御史中丞，总领州郡奏事，课第诸刺史。薛宣为御史中丞，执法殿中外总部刺史。宣数言政事便宜，举奏部刺史、郡国二千石，所贬退称进，白黑分明是也。本自秦时遣御史出监诸郡。史记言秦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盖罢侯置守之初而已设此制矣。【原注】汉书百官表，监御史，秦官，掌监郡。汉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成帝末，翟方进、何武乃言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请罢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而朱博以汉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补，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轨不胜。于是罢州牧，复置刺史。【原注】后汉书刘焉传，灵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刺史威轻，建议改为牧伯，请选重臣以居其任。从之。州任之重自此而始。刘昭之论，以为刺史监纠非法不过六条，传车周流，匪有定镇，秩裁六百，未生陵犯之衅。成帝改牧，其萌始大。【原注】唐戴叔伦抚州刺史厅壁记云，汉置十三部刺史，以察举天下非法，通籍殿中，乘传奏事，居靡定处，权不牧人。合二者之言观之，则州牧之设，中材仅循资自全，强者至专权裂土。【原注】新唐书，李景伯为太子右庶子，与太子舍人卢俌议，今天下诸州分隶都督，专生杀刑赏。使授非其人，则权重衅生，非强干弱枝之谊。愿罢都督，留御史，以时按察，秩卑任重，以制奸宄便。由是停都督。然后知刺史六条为百代不易之良法。而今之监察御史巡按地方，为得古人之意矣。【原注】唐书，监察御史掌分察百寮，巡按州县。又其善者在于一年一代。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监临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则情亲而弊生，望轻而法玩，故一年一代之制，又汉法之所不如，而察吏安民之效已见于二三百年者也。【原注】唐李峤请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为限，使其亲至属县，或入闾里，督察奸讹，观采风俗，此法正明代所行。若夫倚势作威，受赇不法，此特其人之不称职耳，不以守令之贪残而废郡县，岂以巡方之浊乱而停御史乎？至于秩止七品，与汉六百石制同。王制，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金华应氏曰，方伯者，天子所任以总乎外者也，又有监以临之，盖方伯权重则易专，大夫位卑则不敢肆。此大小相维，内外相统之微意也，何病其轻重不相准乎？夫不达前人立法之意，而轻议变更，未有不召乱而生事者。吾于成哀之际，见汉治之无具矣。

唐自太宗贞观二十年，遣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帝亲自临决，牧守已下以贤能进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其流罪已下及免黜者数百人。已后频遣使者，或名按察，或名巡抚。至玄宗天宝五载正月，命礼部尚书席豫等分道巡按天下风俗及黜陟官吏，此则巡按之名所由始也。

玄宗开元二十二年二月辛亥，置十道采访处置使。诏曰，言念苍生，心必遍于天下。自古良牧，福犹润于京师。所以历选列城，聿求连率。岂徒刺察，将委辑宁。朝散大夫检校御史中丞，关内宣论赈给使上柱国卢绚等，任寄已深，声实兼茂。咸贯通于理道，益纯固于公心。或华发不衰，或白圭无玷。可以轨仪郡国，康济黎元。间岁已来，数州失稔，颇致流冗，能勿轸怀？而吏或不畏不仁，不安不便。诚须矫过，必在任贤。庶蠲疾苦之源，以协大中之义。若令行一道，利乃万人。朕所设官，以俟能者。【原注】唐开元中，或请选择守令，停采访使。姚崇奏，十道采访犹未尽得人，天下三百余州县，多数倍，安得守令皆称其职？

于文定笔麈曰，元时风宪之制，在内诸司有不法者，监察御史劾之，在外诸司有不法者，行台御史劾之，即今在内道长、在外按台之法也。惟所谓行台御史者，竟属行台，岁以八月出巡，四月还治，乃长官差遣，非由朝命，其体轻矣。本朝御史总属内台，奉命出按，一岁而更，与汉遣刺史法同，唐宋以来皆不及也。【原注】唐中宗神龙二年，遣十道巡察使，诏二周年一替。韦忠谦言，御史一出，当动摇山岳，震慑州县，本朝多有其人。

金史宗雄传，自熙宗时，遣使廉问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数岁，辄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间，郡县吏皆奉法，百姓滋殖，号为小康。章宗即位，置九路提刑使。【原注】此即今按察使。

六条之外不察

汉时，部刺史之职不过以六条察郡国而已，不当与守令事。【原注】三国志，司马宣王报夏侯太初书曰，秦时无刺史，但有郡守长吏。汉家虽有刺史，奉六条而已，故刺史称传车，其吏言从事，居无常治，吏不成臣，其后转更为官司耳。故朱博为冀州刺史，敕告吏民，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绶各自诣郡。鲍宣为豫州牧，以听讼所察过诏条被劾。而薛宣上疏言，吏多苛政，政教烦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错各以其意，多与郡县事。翟方进传言，迁朔方刺史，居官不烦苛，所察应条辄举。自刺史之职下侵，而守令始不可为，天下之事犹治丝而棼之矣。

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一年四月，谕按治江西监察御史花纶等，自今惟官吏贪墨鬻法及事重者如律逮问，其细事毋得苛求。

隋以后刺史

秦置御史以监诸郡。汉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魏晋以下，为刺史持节都督。【原注】魏志言，自汉季以来，刺史总统诸郡赋政于外，非若曩时司察之任而已。汉时止十三州。至梁时，南方一偏之地遂置一百七州。隋文帝开皇三年，罢郡，以州统县，【原注】杜氏通典曰，以州治良，职同郡守，无复刺举之任。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职废。后虽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原注】有时改郡为州，财谓之刺史。有时改州为郡，则谓之太守。一也。非旧刺史之职，理一郡而已。由此言之，汉之刺史犹今之巡按御史，魏晋以下之刺史犹今之总督，隋以后之刺史犹今之知府及直隶知州也。【原注】新唐书地理志曰，唐兴，高祖改郡为州，太守为刺史。

宋真宗咸平四年，左司谏知制诰杨亿疏言，昔日秦开郡置守。汉以天下为十三郡，命刺史以领之。自后因郡为州，似太守为刺史。降及唐氏，亦尝变更，曾末数年，又仍旧贯。今多命省署之职出为知州，又设通判之官以为副贰。此权宜之制耳，岂可为经久之训哉。臣欲乞诸州并置刺史，以户口多少置其俸禄，分下中上紧望雄之等级，品秩之制率如旧章，与常参官比视阶资。出入更践，省去通判之目，但置从事之员，建廉察之府以统临，按舆地之图而区处。昔太平兴国初，诏废支郡，出于一时。十国为连，周法斯在。一道置使，唐制可寻。至若号令之行，风教之出，先及于府，府以及州，州以及县，县及乡里，自上而下，由近及远，譬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提纲而众目张，振领而群毛理。由是言之，支郡之不可废也明矣。臣欲乞复置支郡，隶于大府，量地里而分割，如漕运之统临，名分有伦，官业自举。又睹唐制，内外官奉钱之外有禄米职田，又给防阁庶仆亲事帐内执衣白直门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数，岁收其课以资于家。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钱以给公用。自唐末离乱，国用不充，百官奉钱并减其半，自余别给一切权停。今郡官于半奉之中已是除陌，又于半奉三分之内其二以他物给之，鬻于市廛，十裁得其一二，曾糊口之不及，岂代耕之足云。昔汉宣帝下诏云，吏能勤事而奉禄薄，欲其无侵渔百姓，难矣。遂加吏奉，着于策书。窃见今之结发登朝，陈力就列，其奉也不能致九人之饱，不及周之上农。其禄也未尝有百石之人，不及汉之小吏。若乃左右仆射，百僚之师长，位莫崇焉，月奉所入不及军中千夫之帅，岂稽古之意哉。欲乞今后百宫奉禄杂给并循旧制，既丰其稍入，可责以廉隅。官且限以常员，理当减于旧费。观此，则今代所循大抵皆宋之余弊矣。【杨氏曰】俸之薄，自宋已然，天下所以少循吏也。

知县

知县者，非县令，而使之知县中之事。【原注】知犹管也。杜氏通典所谓检校试摄判知之官是也。唐姚合为武功尉，作诗曰，今朝知县印，梦里百忧生。唐人亦谓之知印，其名始于贞元已后。其初尚带一权字。白居易集有裴克谅权知华阴县令制曰，华阴令卒，非选补时。【原注】唐制，凡选始于孟冬，终于季春。唐皎传，贞观中，官吏部侍郎。先是，选集四时补拟，不为限。皎请以冬初集，尽季春止。后遂为法。调租勉农，政不可缺。前镇国军判官试大理评事裴克谅，久佐本府，颇有勤绩。属邑利病，尔必周知。宜假铜墨，试其才理，待有所立，方议正名。是权知者，不正之名也。至于普设知县，则起自宋初。本朝事实云，五代任官，凡曹掾簿尉之龌龊无能，以至昏老不任驱策者，始注县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诛求刻剥，猥迹万状。至优诨之言，多以令长为笑。【原注】魏泰东轩笔录同。

建隆三年，始以朝官为知县。其间复参用京官，或幕职为之。宋史言，宋初，内外所授官多非本职，惟以差遣为资，历建隆四年，诏选朝士，分治剧邑。大理正奚屿知馆陶，监察御史王佑知魏，杨应梦知永济，屯田员外郎于继徽知临清，常参官宰县自此始。又曰，初州郡多阙官，县令选尤猥下，多为清流所鄙薄，每不得调，乃诏吏部选幕职官为知县。自此以后，遂罢令而设知县，沿其名至今。

云麓漫钞曰，唐制，县令阙，佐官摄令，曰知县事。李翱任工部，志文云摄富平尉知县事是也。今差京官曰知县，差选人曰令，与唐异矣。

宋时结衔，曰以某官知某府事，以某官知某州事，以某官知某县事。以其本非此府、此州、此县之正官，而任其事，故云然。【原注】山堂考索，艺祖开基，召诸镇会于京师，赐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也。于慎行笔麈曰，宋时大县四千户以上选朝官知，小县三千户以下选京官知，故知县与县令不同，以京朝官之衔知某县事，非外吏也。如建隆三年，冤句令侯陟以清干闻，擢左拾遗知县事是也。今则直云某府知府、某州知州、某县知县，文复而义舛矣。

北齐宰县，多用厮滥。至于士流，耻居百里。【原注】北史元文遥传。五代选令，必皆鄙猥之人。自古以来，以社稷民人寄之庸琐者，有此二败。以今准古，得无同之。【汝成案】五代任官，凡龌龊无能者始注为县令，其为庸琐宜矣。宋则掌总治民政，劝课农桑，有戍兵则兼兵马都监或监押，始以朝臣为知县，其间复参用京官或幕职为之。天圣间，天下多缺官，而令选尤猥下，贪庸耄懦久不得调，乃为县令。人数言其病民，乃诏为举法以重令选。然自政和以后，士大夫皆轻县令之选，吏部两选不注者甚多，则欲其得人难也。章俊卿云，弄权于雁鹜之行，倚法为鹰虎之暴，溪壑其诛求，星火以督促。衔带劝农而实不副，职寄营田而事不讲。科罚之赋，私入以为己物。沾籍之法，轻用以为己威。又曰，一握州麾，便肆贪欲。讼牒则不问其曲直，狱市则不究其是非。穷昼彻夜，惟财是求。县道既极煎熬，民间又难催索。于是行一切之政，据不根之词。开告讦之门以网无罪，设罗织之狱以阱富民。守令之失略见此矣。厥后金、元亦踵其弊。然自宋至元，其间非无廉威慈爱，局干可称，特皆重内轻外，遂至贤者鄙夷，职多昏黩。前明尤重进士，乡举以下，不得嘉除，而天下吏治视出身为重轻，败坏尤甚。先生郡县论因多愤激之谈，盖发于是矣。

知州。

宋叶适言，五代之患，专在藩镇。艺祖思靖天下，以为不削节度，则其祸不息。于是姑置通判，以监统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权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轻其权。【原注】宋敏求曰，凡节度州为三品，刺史州为五品。国初，曹翰以观察使判颍州，是以四品临五品州也。同品为知，隔品为判。自后唯辅臣、宣徽使、太子太保、仆射为判，余并为知州。监当知榷税，都监总兵戎，而太守者【原注】即刺史。块然徒管空城，受词诉而已。诸镇皆束手请命，归老宿卫，昔日节度之害尽去。而四方万里之远奉尊京城，文符朝下，期会夕报，伸缩缓急，皆在朝廷矣。是宋初本有刺史，而别设知州以代其权。后则罢刺史而专用知州，以权设之名为经常之任矣。

新唐书，元和初，李吉甫为相。病方镇强恣，为帝从容言，使属郡刺史得自为政，则风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余人为刺史。宋祖之以京官临制州县，盖赵公开其端矣。

知府

唐制，京郡乃称府。至宋，则潜藩之地皆升为府。宋初太宗、真宗皆尝为开封府尹，后无继者，乃设权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原注】皇朝政略，凡命知府，必带权字，以翰林为之。翰林学士及杂学士若待制，则权发遣而已。陆游渭南集，权知府自李符始。崇宁三年，蔡京乞罢权知府，置牧尹各一员。牧以皇子领，尹以文臣充。是权知府者，所以避京尹之名也。今则直命之为知府，非也。【杨氏曰】朝廷之制，代不相袭，即谓之知府何害。

守令

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原注】沈约宋书论曰，孝建泰始，主威独运，空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而权乃移于法，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虽大奸有所不能逾，而贤智之臣亦无能效尺寸于法之外，相与兢兢奉法，以求无过而已。于是天子之权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亲民之官。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令，守令无权而民之疾苦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国命乎！书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盖至于守令日轻，而胥吏日重，则天子之权已夺，而国非其国矣，尚何政令之可言耶！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必得其人，而与之以权，庶乎守令贤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务也。【汝成案】法令不修，德教奚附？自古循良莫盛两汉，宣仁布化，除害兴利，摧击豪强，追捕盗贼，惠威胥达，边徼皆安。此诚法简权专，得自措施效也。然其间贪黩残酷，忮险卑污，依倚中涓，结纳外戚，隐恃重援，恣行不法，宾客子弟广纳贿赂，黜陟死生，任己恩怨，前史所传，几半良吏，抑何尝不由权势重乎？特汉时骑士隶于太守，得自征发，不失机宜，奸宄殄除，郡国绥谧，此为高出唐宋耳。考前明初无考察，弘治后始定条目，曰贪曰酷，为民。曰不谨，曰罢软，冠带闲住。曰老曰疾，致仕。曰才力不及，曰浮躁浅露，降调外任。其初非不综核，以兴治理，厥后法存弊出，亦其势然也。至于吏胥执苛细之条，为出入之资，伺吏短长，何代蔑有？此在仁明，因事决舍，必尽削考功繁科，转恐行法未通，法外或畸意轻重也。

元吴渊颖欧阳氏急就章解后序曰，今之世，每以三岁为守令满秩，曾未足以一新郡县之耳目而已去。又况用人不得专辟，临事不得专议，钱粮悉拘于官而不得专用，军卒弗出于民而不得与闻。盖古之治郡者，自辟令丞，唐世之大藩，亦多自辟幕府僚属。是故守主一郡之事，或司金谷，或按刑狱，各有分职，守不烦而政自治。虽令之主一邑，丞则赞治而掌农田水利，主簿掌簿书，尉督盗贼，令亦不劳，独议其政之当否而已。今自一命而上，皆出于吏部，遇一事，公堂完署，甲是乙否。吏或因以为奸，勾稽文墨，补苴罅漏、涂擦岁月，填塞辞款，而益不能以尽民之情状。【汝成案】守令、胥吏与六部长官之胥吏相缘为奸，而治以大坏。犹之交易之家不自理而托其事于奴隶之手，有权之家不自绾而任其职于左右之人。至于唐世之赋，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额。兵则郡有都试，而惟守之所调遣。宋之盛时，岁有常贡，官府所在，用度赢余，过客往来，廪赐丰厚，故士皆乐于其职而疾于赴功。兵虽不及于唐，义勇民丁，团结什伍，衣装弓弩，坐作击刺，各保乡里，敌至即发，而郡县固自兼领者也。今则官以钱粮为重，不留赢余，常俸至不能自给，故多赃吏。兵则自近戍远，既为客军，尺籍伍符各有统帅，但知坐食郡县之租税，然已不复系守令事矣。夫辟官、莅政、理财、治军，郡县之四权也，而今皆不得以专之，是故上下之体统虽若相维而令不一，法令虽若可守而议不一。为守令者既不得其职，将欲议其法外之意，必且玩常习故，辟嫌碍例，而皆不足以有为。又况三时耕稼，一时讲武，不复古法之便易，而兵农益分。遇岁一俭，郡县之租税悉不及额，军无见食，东那西挟，仓廥空虚，而郡县无复赢蓄以待用。或者水旱洊至，闾里萧然，农民菜色，而郡县且不能以振救，而坐至流亡。是以言莅事而事权不在于郡县，言兴利而利权不在于郡县，言治兵而兵权不在于郡县，尚何以复论其富国裕民之道哉！必也，复四者之权一归于郡县，则守令必称其职，国可富，民可裕，而兵农各得其业矣。

宋理宗淳佑八年，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陈求鲁奏，今日救弊之策，大端有四，宜采夏侯太初并省州郡之议，俾县令得以直达于朝廷，用宋元嘉六年为断之法，俾县令得以究心于抚字，法艺祖出朝绅为令之典，以重其权，遵光武擢卓茂为三公之意，以激其气。然后为之正其经界，明其版籍，约其妄费，裁其横敛。此数言者，在今日亦可采而行之。

旧唐书乌重胤传，元和十三年，为横海节度使。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见。盖刺史失其职，反使镇将领兵事。若刺史各得职分，又有镇兵，则节将虽有禄山思明之奸，岂能据一州为畔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只以夺刺史县令之职，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举公牒，各还刺史职事讫，应在州兵，并令刺史收管。从之。由是法制修立，各归名分。是后虽幽镇魏三州以河北旧风自相更袭，在沧州一道，独禀命受代，自重胤制置使然也。

祖宗朝，凡大府知府之任多有赐敕，然无常例。成化四年七月，廉州府知府邢正将之任，以廉州密迩珠池，喉襟交址，近为广西流贼攻陷城邑，生民凋弊，特请赐敕。从之。【沈氏曰】况锺如苏州府，亦赐敕。吉安府知府许聪将之任，以吉安多强宗豪右，词讼繁兴，亦请赐敕，俾得权宜处置。从之。

刺史守相得召见

两汉之隆，尤重太守。史言孝宣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当日太守常得召见，或赐玺书，堂陛之间，不甚阔绝。文帝谓季布曰，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武帝赐严助书，久不闻问，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赐吾丘寿王书，子在朕前之时，知略辐凑。及至连十余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原注】师古曰，太守都尉皆二千石。今寿王为都尉，不置太守，故云四千石也。职事并废，盗贼纵横，甚不称在前时，何也？光武劳郭伋曰，贤能太守，去帝城不远，【原注】伋为颍川太守。河润九里，冀京师并蒙福也。天下之大不过数十郡国，而二千石之行能皆获简于帝心，是以吏职修而民情达。以视后世之寄耳目于监司，饰功状于文簿者，有亲疏繁简之不同矣。其在唐时，犹存此意。玄宗开元十三年，上自选诸司长官有声望者十一人为刺史，命宰相诸王饯于洛滨，御书十韵诗赐之。宣宗时，李行言自泾阳县令除海州刺史，李君奭自醴泉令除怀州刺史，皆采之民言，擢以御笔。入谢之日处分州事，万里之远，如在阶前。夫人主而欲亲民，必自其亲大吏始也。

册府元龟，宪宗元和三年二月敕许新除官及刺史等，假日于宣政门外谢，便进状辞。其授官于朝堂礼谢，并不须侯假开。国朝旧制，凡命都督刺史，皆临轩册拜，特示恩礼。近岁虽不册拜，而牧守受命之后，皆便殿口对赐衣，盖以亲人【原注】唐讳民字，改曰人。之官，恩礼不可废也。时宰相李吉甫之舅裴复新除河南少尹，求速之任。适遇寒食假，吉甫特奏，请遂兼刺史。同有是命，非旧典也。今日则名为陛辞，而不得一见天颜。堂廉内外之分，益为邈绝。

汉令长

汉时令长，于太守虽称属吏，然往往能自行其意，不为上官所夺。如萧育为茂陵令，会课，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见责问。育为之请，扶风怒曰，君课第六，裁肩脱，何暇欲为左右言！及罢出，传召茂陵令诣后曹，当以职事对。育径出，曹书佐随牵育，育案佩刀曰，萧育，杜陵男子，何诣曹也！遂趋出，欲去官。明旦诏召入，拜为司隶校尉。育过扶风府，门官属掾吏数百人拜谒车下。陶谦为舒令，太守张盘同郡先辈，与谦父友，意殊亲之，而谦耻为之屈。尝舞属谦，谦不为起。固强之，乃舞。舞又不转，盘曰，不当转邪？谦曰，不可转，转则胜人。如此事在今日，即同列所难堪，而昔人以行之上宫。汉时长吏之能自树立，可见于此矣。

宋史司马池传，授永宁主簿。与令相恶。池以公事谒令，令南向，倨坐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坐论事，不为少屈。

京官必用守令

通典言，晋制，不经宰县，不得入为台郎。魏肃宗时，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为郡县选举，由来共轻，宜改其弊。分郡县为三等，三载黜陟，有称职者方补京官。如不历守令，不得为内职，则人思自勉。唐张九龄言于玄宗曰，古者刺史【杨氏曰】刺史当云太守。入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致理之本，莫若重守令。凡不历都督刺史，虽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历县令，虽有善政，不得任台郎给舍。都督守令，虽远者使无十年任外。从之。诏三省侍郎缺择尝任刺史者，郎官缺择尝任县令者。宣宗大中改元，制曰，古者郎官出宰，郡守入相，所以重亲人之官，急为政之本。自浇风久扇，此道浸消，颉颃清涂，便臻显贵。治人之术未尝经心，欲使究百姓艰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轩墀近臣，盖备顾问，如不知人疾苦，何以膺朕眷求？今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未曾任刺史、县令者，宰臣不得拟议。宋孝宗时，臣僚言，吏事必历而后知，人才必试而后见。为县令者，必为丞簿。为郡守者，必为通判。为监司者，必为郡守，皆有差等。未历亲民，不宜骤擢。因定知县以三年为任，非经两任，不除监察御史。此开元干道之吏治所以独高于近代也。明代纶扉之地，必取词林，名在丙科，始分铜墨。于是字人之职轻，而簿书钱谷之司一归之俗吏矣。汉谚有云，取官漫漫，怨死者半。【原注】风俗通。而宋神宗尝谓宰臣曰，朕思祖宗以百战得天下，今以州郡付之庸人。常切痛心。后之人君，其以斯言书之坐右乎？

贞观初，马周上言，古者郡守县令，皆妙选贤德，欲有所用，必先试以临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为宰相。今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又刺史多武夫勋臣，或京官不称职始出补外。折冲果毅身力强者入为中郎将，其次乃补边州。而以德行才术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夫以太宗之政，而马周犹有此言，则知重内轻外，自古之所同患。人主苟欲亲民，必先亲牧民之官，而后太平之功可冀矣。

宗室

汉唐之制，皆以宗亲与庶姓参用。入为宰辅，出居牧伯者，无代不有。【杨氏曰】汉宗室为宰相者，西京只屈牦而已，东都亦不数数见也。汉孝昭始元二年，以宗室无在位者，举茂才刘辟强、刘长乐，皆为光禄大夫，辟强守长乐卫尉。孝平元始元年，诏宗室为吏，举廉佐史，补四百石。【原注】师古曰，言宗室为吏者，皆令举廉，各从本秩，而依廉吏迁之为佐史者，例补四百石。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五月辛丑，命有司选宗子有才者。宗正荐四从叔前奉天令知正，四从叔前祁县令志远，五从弟洛阳尉遇，六从弟酸枣丞良，五从弟武进尉朏，五从侄郑县尉瞻，五从侄前宋州参军承嗣，皆授台省官及法官京县。官诏曰，至公之用，本无偏党。惟善所在，岂隔亲疏。四从叔知正等，咸有才名，见推公族，秉惟清之操，兼致远之资。朕每虑同盟，不勤于德。常县右职，以劝其从。先委宗卿，精为内举，量能考行，历任逾时，名数则多，升闻益寡，光膺是选，谅在得人，固可擢以清要，迁于台阁，将观志于七子，冀藉名于八人。书不云乎，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凡今懿戚，可不慎与。违道漫常，义无私于王法。修身效节，恩岂薄于他人。期于帅先，励我风俗。深宜自勉，以副明言。天宝三年正月，诏皇五等以下亲及九庙子孙，有材学政理，委宗正寺拣择闻荐。【原注】宪宗元和二年诏略同。德宗贞观元二年八月，以睦王府长史嗣虢王则之为左金吾大将军，谓宰臣曰，朕不欲独用外戚，故选宗室子有才行者奖拔之。昭宗干宁二年六月丁亥朔，以京兆尹嗣薛王知柔，兼户部尚书判度支，兼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制曰，支度牢笼之务，弛张经制之宜，当择通才，俾继成绩。佥曰叔父，膺予简求，匪私吾宗，示张王室。故终唐之世有宰相十一人，【原注】郇王房有林甫、回，郑王房有程、石、福，小郑王房有勉、夷简、宗闵，恒山王房有适之，吴王房有岘，惠宣太子房有知柔。而旧史赞之曰，我宗之英，曰皋【原注】嗣曹王。与勉。宋子京以为，周唐任人不疑，得亲亲用贤之道。惟本朝不立此格，于是为宗属者大抵皆溺于富贵，妄自骄矜，不知礼义。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靡事不为。名曰天枝，实为弃物。【原注】宋时凡宗室之不肖者，俗呼为泼撒太尉。曹冏所谓，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据，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间厕其间。【原注】六代论。正有明当日之事也。崇祯时，始行换授之法，而教之无素，举之无术，未见有卓然树一官之绩者。三百年来，当国大臣皆畏避而不敢言，至天子独断行之，而已晚矣。然则亲贤并用，古人之所以有国长世者，后王其可不鉴乎？【原注】正统十四年，也先犯京师，诏诸王率兵勤王。已而寇退，诏止之。大理寺丞薛瑄奏宜择诸王最贤者二三人，召来参预大议，匡辅圣明。帝曰不必召。

光武中兴，实赖诸刘之力。乃即位已后，但有续封之典，而无举贤之诏。明章已下，恩泽教训，徒先于四姓小侯，【原注】明帝纪，永平九年，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注，四姓，樊氏、郭氏、阴氏、马氏。其子弟号曰小侯。而不闻加意于宗属者。然而亲疏并用，犹法西京，故灵献之世，荆表益焉各专方镇，而昭烈乘之以称帝于蜀，若颠木之有由蘖。其与宋之二王航海奔亡，一败而不振者，不可同年而语矣。

唐末屯田郎中李衢作皇室维城录，其有感于宗枝之不振乎？【原注】史言自玄宗以后，诸王不出阁，不分房，盖自永王璘举兵，而人主疏忌其兄弟矣。使得自树功名，如曹王皋者三五人，参错天下，为牧师，亦何至大盗覆都，强臣问鼎，而十六宅诸王并歼于逆竖之手也？

明宗室，自天启二年开科，得进士一人。朱慎●列名奄案，为宗人羞，此不教不学之所致也。崇祯中，得进士十二人，惟朱统鉓起家庶吉士，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而其始馆选时，尚有以宗生为疑，吏部尚书王永光曰，既可以中翰，即可以庶常。遂取之。其它换授甚多，然当板荡之际，才略无闻。

张邦基墨庄漫录言，国朝宗室，例除环卫裕陵，始以非袒免补外官，继有登科者，【原注】五杂俎，宋时宗室散处各郡县，入籍应试。在京师者，别为玉牒所籍。至绍兴十一年，从程克俊言，以所考合格宗室，附正奏名殿试。其后杂进诸科，与寒素等，而宦绩相业亦相望不绝书。【杨氏曰】相止有汝愚一人。然未有为侍从。宣和五年，始除子崧徽猷阁待制，继而子●亦除。八年，又除子栎，乃靖康之变已不旋踵。有明之事，与宋一辙。

昔后魏元志为洛阳令，不避强御。孝文帝谓邢峦曰，此儿竟可。所谓王孙公子，不镂自雕。峦曰，露竹霜条，故多劲节。非鸾则风，其在本枝也。人主之宗属，岂必无才能优于庶姓者哉。【杨氏曰】能用宗室者，莫如元魏。仪虔、澄勰，自是至亲，其匡顺、罗乂，皆有权力闻望。屈指其余，不可尽也。

闵管蔡之失道，而作常棣之诗，以亲其兄弟，此周之所以兴。惩吴楚七国之变，而抑损诸侯，至于中外殚微，本末俱弱，此西汉之所以亡也。【原注】宋沈怀文谏孝武曰，陛下既明管蔡之诛，愿崇唐卫之寄。深得富辰谏王之指。夫惟圣人以至公之心，处亲疏之际，故有国长久，而天下蒙其福矣。

金史，密国公璹，世宗子越王永功之子也。天兴初，国事危急，曹王出质，璹已卧疾，求人见哀宗于隆德殿。上问，叔父欲何言？璹奏曰，闻讹可【原注】曹王名。欲出议和。讹可年幼，恐不能办大事，臣请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后，【原注】宣宗迁汴。国家比承平时，有何奉养，然叔父亦未尝沾溉。无事则置之冷地，无所顾藉。有急则投之不测。叔父尽忠固可，天下其谓朕何？叔父休矣。于是君臣相顾泣下。哀宗虽亡国之君，而其言有足悲者。章宗防制刻削兄弟，而其祸卒至于此，岂非后王之永鉴哉！

自古帝王为治之道，莫先于亲亲。而有明之待亲王及其宗属也，则位重而愈疏，禄多而愈贫。诚有如汉哀帝时杜业上言，宗室诸侯微弱，与系囚无异者。英宗实录载，景泰三年七月甲辰，陕西布政司言，秦愍王子故庶人尚蚧，男女十人，皆未有室家，请如诏于军民之家自择昏配。从之。时其长女年四十，长子年三十六矣。此去开国八九十年，太祖之曾孙，而怨旷之感不得上闻已如此，又况数传而下者乎！于其请名请昏无不有费，而不副其意，即部中为之沈阁。

宋史赵希跃传，宗姓多贫，而始生有训名，为人后有过礼，吏受赇无艺，莫敢自陈。云麓漫钞言，宗籍凡袒免亲以上，皆赐名。乃有寓不典之言，及取怪僻字样，以为戏笑。明代之弊同此。

宗室之子固鲜修饬，而朝臣视之若非其同类者。唐书言，德宗初政，诸王有官者皆令出阁就班，岳阳等一十县主，在诸王院，久而末适人者，悉命以礼出降。二百年来，无有以建中故事为朝廷告者。崇祯中唐王作书，述阁老于文定之言曰，唐玄宗十王宅、百孙院，皆在京师。凡有所请，皆赂韩虢而后得。宪宗时，诸王久不出阁，亦必厚赂宦官始得所请。彼以宗室近属，且聚居都邑，犹不免于夤缘。况以千里外之藩封，二百年之支属，有不结纳左右以为倚托哉！呜呼！文定之言结纳左右而得请，犹未亵也。今之恳乞下僚，卑哀吏胥，不如是则终不得请，不愈甚乎？又曰，汉臣之言曰，有白头老人教臣言。呜呼！余继之矣。夫一夫吁嗟，王道为亏。今且穷阎蔀屋，犹得被云雨之施，而耳目之所不及，思泽之所不周，未有甚于皇族者。杕杜作而晋微，角弓刺而周替，可以为后王之殷鉴矣。【汝成案】王司农明史稿云，日剥月削，虽支子代有封立，而恩泽递降，规制无加。其旧封远者，宗派蕃昌，禄秩难给，末胄疏庸，不免饥寒。即号称雄藩，而牵于文法，长吏得以束缚之，所谓维诚之寄无有也。又曰，明太祖建藩东宫，亲王名锡嘉名，以示传世久远。当万历中叶，仅及祖训之半，而不亿之丽，宗禄亏乏，议者遂有减岁禄，限宫媵，且限支子之请。由是支属承祧者，亲王无旁推之恩，群从继世者，郡封绝再袭之例，以及名婚不时有厉禁，本折互支无常期。启祯时，军饷告绌，大农蒿目，日忧难支，安能顾瞻藩维？亲王或可自存，郡王以至中尉仰给不赒。一旦盗起，无力御侮，徒手就戮，宗社为墟。惜哉其言，前明藩封穷蹙之状，正与先生所述唐王之言无殊。然明之诸王，在位勤恪，行谊孝友，才艺通美者，固不乏人。其它凯觎非分，自取诛戮者无论，而淫昏残酷，渎乱纵恣尤众，岂皆恩泽之不逮欤？则封禄之厚，适为骄横之资，此困辱之所由及，而法纲之所由密矣。

藩镇

明代之患，大略与宋同。岳飞说张所曰，国家都汴，恃河北以为固。苟冯据要冲，峙列重镇，一城受围，则诸城或挠或救，金人不敢窥河南，而京师根本之地固矣。文天祥言，本朝惩五季之乱，削除藩镇，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以浸弱，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残。今宜分境内为四镇，使其地大力众，足以抗敌，约日齐奋，有进无退。彼备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杰者又伺间出于其中，则敌不难却也。呜呼，世言唐亡于藩镇。而中叶以降，其不遂并于吐蕃、回纥，灭于黄巢者，未必非藩镇之力。宋至靖康而始立四道，金至兴元而始建九公，不已晚乎？【杨氏曰】九公唯武僊庶几，余都无足言。

尹源唐说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诸侯之强，此未极于理。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燕赵魏首乱唐制，专地而治，若古之建国，此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为轻重，何则？假王命以相制，则易而顺。唐虽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顺而听命，则天下为乱者不能遂其乱，河北不顺而变，则奸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终败亡，田悦叛于前，武俊顺于后也。宪宗讨蜀平夏，诛蔡夷郓，兵连四方，而乱不生，卒成中兴之功者，田氏禀命，王承宗归国也。武宗将讨刘稹之叛，先正三镇，绝其连衡之计，而王诛以成。如是二百年，奸臣逆子专国命者有之，夷将相者有之，而不敢窥神器，非力不足，畏诸侯之势也。及广明之后，关东无复唐有，方镇相侵伐者犹以王室为名。及梁祖举河南，刘仁恭轻战而败，罗氏内附，王镕请盟，于是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举，而代唐有国，诸侯莫能与之争，其势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乱，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据赵燕，强相均，地相属，其势宜莫敢先动，况非义举乎？如此，虽梁祖之暴，不过取霸于一方尔，安能强禅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诸侯强则分天子之势，子何议之过乎？曰，秦隋之势，无分于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

不独此也，契丹人大梁，而不能有者，亦以藩镇之势重也。王应麟曰，郡县削弱，则戎翟之祸烈矣。

宋史，刘平为鄜延路副总管。上言，五代之末，中国多事，惟制西戎为得之，中国未尝遣一骑一卒远屯塞上，但任土豪为众所服者，封以州邑，征赋所入，足以赡兵养士，由是无边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惩唐末藩镇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赋入，自节度以下，第坐给俸禄。或方面有警，则总师出讨。事已，则兵归宿卫，将还本镇。彼边方世袭，宜异于此，而误以朔方李彝兴、灵武冯继业，—切亦徙内地。自此灵夏仰中国戍守，千里馈粮，兵民并困矣。宋初之事，折氏袭而府州存，继捧朝而夏州失。一得一失，足以为后人之鉴也。贾昌朝为御史中丞，请陕西缘边诸路守臣皆带安抚蕃部之名，择其族大有劳者为首帅，如河东折氏之比，庶可以为藩篱之固。

路史封建后论曰，天下之枉，末足以害理，而矫枉之枉常深。天下之弊，未足以害事，而救弊之弊常大。方至和之二年，范蜀公为谏院，建言，恩州自皇佑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者凡七换，河北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马练习，安可得也！伏见雄州马怀德、恩州刘涣、冀州王德恭，皆材勇智虑，可责办治，乞令久任。然事势非昔，今不从其大而徙举三二州为之，以一篑障江河，犹无益也。请以昔者河东之折、灵武之李，与夫冯晖、杨重勋之事言之。冯晖，节度灵武，而重勋世有新秦，藩屏西北。他日晖卒，太祖乃徙其子冯翊，而以近镇付重勋。于是二方始费朝廷经略。折李二姓，自五代来，世有其地，二寇畏之。太祖于是俾其世袭，每谓边寇内入，非世袭不克。守世袭，则其子孙久远家物，势必爱吝，分外为防，设或叛涣，自可理讨。纵其反噬，原陕一帅御之足矣。况复朝廷恩信不爽，奚自而他？斯则圣人之深谋，有国之极算，固非流俗浅近者之所知也。厥后议臣遽以世袭不便，折氏则以河东之功，姑令仍世，而李氏遂移陕西，因兹遂失灵夏。国之与郡，其事固相悬矣。议者以太祖之惩五季，而解诸将兵权，为封建之不可复。愚窃以为不然。夫太祖之不封建，特不隆封建之名，而封建之实固已默图而阴用之矣。李汉超齐州防御监关南兵马，凡十七年，敌人不敢窥边。郭进以洛州防御守西山巡检，累二十年。贺惟忠守易，李谦溥刺隰，姚内斌知庆，皆十余载。韩令坤镇常山，马仁瑀守瀛，王彦升居原，赵赞处延，董遵诲屯环，武守琪戍晋，何继筠牧棣若张美之守沧景，咸累其任。管榷之利，贾易之权，悉以畀之。又使得自诱募骁勇，以为爪牙，军中之政俱以便宜从事。是以二十年间，无西北之虞。深机密策，盖使人由之而不知尔。胡为议者不原其故，遂以兵为天子之兵，郡不得而有之。故自宝元康定，以中国势力而不能亢一偏方之元吴，靖康寇难，长驱百舍，直捣梁师，荡然无有藩篱之限，卒之横溃，莫或支持。由今日言之，奚啻冬水之冰齿。呜呼，欲治之君不世出，而大臣者每病本务之不知，此予所以每咎征普，以为唐室、我朝之不封建，皆郑公韩王之不知以帝王之道责难其主，而为是寻常苟且之治也。

黄氏日抄曰，太祖时，不过用李汉超辈，使自为之守，而边烽之警不接于庙堂。三代以来，待戎翟之得未有如我太祖者也。不使守封疆者久任世袭，而欲身制万里，如在目睫，天下无是理也。

藩镇既罢，而州县之任处之又不得其方。真宗咸平三年，濮州盗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监军王昭度。于是知黄州王禹偁上言，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自五季乱离，各据城垒，豆分瓜剖七十余年。太祖太宗削平僭伪，天下一家。当时议者乃令江淮诸郡，毁城隍，收兵甲，撤武备。书生领州，大郡给二十人，小郡十五人，以充常从。号曰长吏，实同旅人。名为郡城，荡若平地。虽则尊京师而抑郡县，为强干弱枝之计，亦匪得其中道也。【杨氏曰】天下本无百年不敝之法，而贵有扶危救敝之人，方正学深虑论略尽之矣。盖太祖削诸侯跋扈之势，太宗杜僭伪觊望之心，不得不尔。其如设法救世，久则弊生。救弊之道在乎从宜，疾若转规，不可胶柱。今江淮诸州大患有三，城池堕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军不服习，三也。望陛下特纡宸断，许江淮诸郡酌民户众寡，城池大小，并置守捉军士，多不过五百人，阅习弓剑，然后渐葺城壁，缮完甲胄，则郡国有御侮之备，长吏免剽掠之虞矣。呜呼！人徒见艺祖罢节度，为宋百年之利，而不知夺州县之兵与财，其害至于数百年而未已也。陆士衡所谓一夫从横，而城池自夷，岂非崇祯末年之事乎！

辅郡

崇祯二年三月，兵部侍郎申用懋上疏，请以昌平通易霸四州为四辅，宿重兵以卫京师。奉旨嘉纳。下部议覆，事不果行。魏书言，灵太后时，四中郎将兵寡弱，任城王澄奏，宜以东中带荥阳郡、南中带鲁阳郡、西中带恒农郡、北中带河内郡，选二品三品亲贤居之，配以强兵，则深根固本之计也。灵太后将从之，以议者不同而止。及尔朱荣至河阴，遂无一兵拒敌，亦已事之明验矣。

金都大梁，贞佑四年，元兵取潼关，次嵩汝间。御史台言，兵逾崤渑，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师屯宿重兵，不复叩城索战，但以游骑遮绝道路，而分兵攻击州县，是亦围京师之渐也。若专以城守为事，中都之危又将见于今日。【原注】元史，太祖八年，分兵三道伐金，河北郡县尽拔，唯中都、通、顺、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此臣等所为寒心也。不攻京师，而纵其别攻州县，是犹火在腹心，拨置于手足之上，均一身也。愿陛下察之。契丹【原注】后改为辽。太祖将攻幽州，其后述律氏指帐前树曰，此树无皮，可以生乎？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犹是尔。吾以三千骑掠其四野，不过数年，困而归我矣。【原注】赫连勃勃称帝，诸将劝先取关中。勃勃曰，吾大业草创，士众未多，姚兴亦一时之雄，诸将用命关中，末可图也。我今专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众非其敌，亡可立待。不如以骁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后，救后则击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岭北、河东尽为我有。待兴既死，嗣子闇弱，徐取长安，在吾计中矣。古人用兵之智，多有出此。夫逾山绝河，深入二三千里，至于淮岱之间，此不啻幽州之四野，大梁之西郊也。而谋国之臣竟无一策以御其来而击其去，此则郡县之守不足恃，而调援之兵不足用也明矣。诗曰，无俾城坏，无独斯畏。后之为国者盍鉴于斯？

边县

宋元佑八年，知定州苏轼言，汉晁错与文帝画备边策，不过二事，其一曰徙远方以实广虚，其二曰制边县以备敌国。今河朔西路被边州军，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择家资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副、录事，谓之头目。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出入山坂，饮食长技与北敌同。私立赏罚，严于官府。分番巡逻，铺屋相望。若透漏北贼及本土强盗不获，其当番人皆有重罚。遇有警急，击鼓集众，顷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马，常若寇至。盖亲戚坟墓所在，人自为战，敌甚畏之。先朝名臣帅定州者，如韩琦庞藉，皆加意拊循其人，以为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损其约束赏罚。今虽名目具存，责其实用，不逮往日。欲乞朝廷立法，少赐优异，明设赏罚，以示惩劝。奏凡两上，皆不报。此宋时弓箭社之法，虽承平废弛，而靖康之变，河北忠义多出于此。有国家者，能于闲暇之时而为此寓兵于农之计，可不至如崇祯之末，课责有司以修练储备之纷纷矣。【杨氏曰】昌黎客兵土兵之策，可于此得之。【陈鸿博曰】今塞外大宁、开平、兴和、东胜旧地，皆吾牧厂之区，与诸部多犬牙相错。热河八沟营郑家庄，虽分列副都统总管驻防，而由河屯营以西开平旧卫，其街陌遗迹尚存。兴和见有屯田客户，独石口外则有红城、归化城为东胜旧地。彼处率土泉深厚，水草丰美，宜于屯牧。使于开平故地，设屯牧使一人，总领其事，复分设口外四路满汉同知隶之，画疆分驻，联为应援。见今内务府上三旗及会稽司诸衙门闲散之丁，约数万有余。汉军披甲外，闲散者亦有二万余人。此等与其使聚食京师，贫窘无聊，不若徙之塞下，使各食其力。每岁拨发三万人，复募边民愿往者，各给以种粮牲畜，令其分地屯牧。择其中骁捷者教练为兵，耕牧之余，复习骑射击刺之法，名为屯军。使世守其业。五年以后，始差收耕牧之税，即以供给屯军飨劳之需。复以其余力，缮完墙堡，修整戎器，笫使人自为守，经费所出，取之屯牧有余。

宦官

汉和熹邓后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秦苻坚选奄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置博士授经。若夫巷伯能诗，列于小雅。史游急就，着在艺文。古固有之，而不限其人也。我太祖深惩前代宦寺之弊，命内官不许识字。永乐以后，此令不行。宣德中，乃有内书堂之设。【原注】实录，宣德元年七月，以刘翀为行在翰林院修撰，专授小内使书。四年十月，命行在礼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陈山，专授小内使书。实录言山为人寡学急利而昧大体，上薄之。其致仕归，恩礼一无所及。则其授小内使书亦贱者之事也。昔隋蔡允恭为起居舍人，帝遣教官人，允恭耻之，数称疾。宋贾昌朝为侍讲，以编修资善堂书籍为名，而实教授内侍，谏官吴育奏罢之。以宣庙之纳谏求言，而廷臣未有论及此者，驯致秉笔之奄其尊侔于内阁，而大权旁落，不可复收，得非内书堂阶之厉乎？【原注】英庙升遐，典玺局局丞王纶以老事东宫，希图柄用。而翰林侍读学士钱溥以尝奉命教内书馆，纶受学焉。遂内外交错，以谋入阁。已而败露，得罪。纶造溥家，执弟于礼，坐溥上坐，饮至晡而去。周礼，寺人，王之正内五人。内竖，倍寺人之数。当时暬御之臣皆是士人，而妇寺之权衰矣。唐太宗诏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内侍为之长，阶第四。不任以事，惟门阁守御，廷内扫除，禀食而已。武后时，稍增其人。至中宗，黄衣乃二千员。玄宗时，宫嫔大率至四万，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员。【原注】玄宗始置内侍省监二员，秩三品，以高力士、袁思艺为之。是知宦官之盛，由于宫嫔之多。而人主欲不近刑人，则当以远色为本。【唐氏曰】凡阉人导君以酒色，导君以荒游，导君以侈御，导君以恶见正人。权臣因之，上隐无不闻，下巧无不达，国之大柄下移矣。明示以便进之门，邪曲进，贤正沮矣。金入则死罪生，求拂则有功死，刑不中、罚不中矣。此七患者其患小。然刚明之君或中其一二，法制无可加，诫训无所益，虽神圣盖亦莫之如何也已矣。儿蓄公卿，天子孤矣。逐屠忠良，朝廷空矣。挟制天子，干戈起矣。是三患者，其患大，必灭宗社而后已。然绝之甚易也，请着为典，曰，凡阉人不授官，不任事，不衣命服。后世人臣有言立阉人之职司及使视戎事者，杀无赦！凡阉人传命于朝，见宰相跪而致言，跪而受言，不得立焉。传命于堂，见九卿立而致言，立而受言，不得坐焉。遇百日官于道，见而下马，过而上马，不得乘焉。抗公卿者斩，抗百官者流！大臣不言者死，小臣不言者黜！

王元美笔记曰，高帝时，中人不得预外事，见公侯大臣叩首惟谨。【原注】宋濂大明日历序言，后妃居中，不预一发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无敢恃宠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给事扫除之役。其家法之严，五也。至永乐初，狗儿诸奄稍稍见马上之绩。后以倦勤朝事，渐寄笔札，久乃称肺腑矣。太监郑和等以奉命，率舟师下海中诸夷，而中人有出使者矣。西北大将多洪武旧人，意不能无疑，思以腹心参之，而中人有镇守者矣。王振时，上春秋少，不日接大臣，而中人有票旨径行者矣。

国史所载，永乐五年六月，内使李进往山西采天花，诈传诏旨，擅役军民，此即弄权之渐。仁宗即位，凡差出内臣，限十日内尽撤回京。其见于诏书者，有采宝石、采金珠香货、采铁黎木，而太宗实录多讳之不书。【原注】实录有十九年十一月辛酉遣内官杨宝，二十年十月癸巳遣内官韦乔同御史察勘两京及天下库藏出纳二事。至洪熙元年六月，宣宗即位，而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尹崇高奏，朝廷近差内官内使，市买诸物，每物置局，有拘集之扰，有供应之烦。朝廷所需甚微，民间所费甚大，宜皆取回，惟令有司买纳。诏从之。乃犹有如宣德六年十二月乙末所书，管事袁琦假公务为名，擅差内官内使，陵虐官吏军民，逼取金银等物，以至磔死，而其党十余人皆斩者。呜呼！作法于凉，其敝犹贪。至于万历中年，矿税之使旁午四出，而借口子祖宗之成例，则外廷之臣交章争之，而无可如何矣。是以武王不泄迩。【杨氏曰】有明一代，如王汪刘魏，其害固不容言矣。其余诸帝，自太宗仁宗而外，未有不任奄人者。端皇亲见逆珰之祸，而卒以奄人监军，可叹哉！

中官典兵，亦始于永乐。仁宗实录言，甘肃总兵官都督费瓛不能专断军政，悉听中官指使。敕责其低眉俯首，受制于人。宣宗实录言，交址左参政冯贵，善用人。尝得土军五百人，劲勇善战。贵抚育甚厚，每率之讨贼，所向成功。后为中官马骐夺去，贵与贼战不利，遂死之。宣德元年三月己亥，敕责中官山寿曰，叛贼黎利，本一穷蹙小寇，若早用心禽捕，如探雀雏。尔乃妄执己见，再三陈奏，惟事招抚，以致养祸遗患。及方政等进讨，尔拥官军一千余人，坐守乂安，不往来策应，视其败衄。是则交址之失，实本于中官，而仁宣二宗亦但加之谯责而已。王振之专，土木之难，此非其渐乎？

交址一事，中官之恶，实录不尽书。景泰四年，吏科给事中卢祥言，臣思永乐年间，克平交址，设置郡县，夷人服从。后因镇守内臣贪虐，致失人心，竟亡其地，天下至今非议不已。即此数言，可以想见。师之上六曰，小人勿用，必乱邦也。岂不信夫！

成祖天威远加，无思不服。遏密未几，遂弃交址。齐桓首霸，而寺人貂始漏师于多鱼，春秋已志之矣。故姤之初六一阴始生，而周公戒之。

正统九年正月辛未，命成国公朱勇、兴安伯徐亨、都督马亮、陈怀等，统兵出境，剿兀良哈三卫。勇同太监僧保出喜峰口，亨同太监曹吉祥出界岭口，亮同太监刘永诚出刘家口，怀同太监但信出古北口。是时王振擅权，乃有此遣，而后遂以为例。至十四年，阳和口之战，太监郭敬监军，诸将悉为所制，师无纪律，而宋谦、朱冕全军覆没矣。

景泰元年闰正月乙卯，工部办事吏徐镇言，刑余之人，不侍君侧。太祖高皇帝惩汉唐之弊，不令预政，不令典兵，但使之守门传命而已。迩者奸监王振，乘机专政，依势作威，王爵天宪悉出其口，生杀予夺任己爱憎。又多引同类如郭敬等，以为心腹，出监边事。皇上临御之初，乞监前失，宦官有参预朝政及监军镇守者，悉令还内，各守本职。如此则宦官无召衅之端，国祚有过暦之兆矣。事寝不行。

六月乙酉，陕西兰县举人段坚，论宦寺监军之失。

庚子，肃府仪卫司余丁聊让，请禁抑宦寺。

三年九月辛卯，南京锦衣卫镇抚司军匠余丁萧敏，陈内官苦害军民十事。

天顺八年十一月丙寅，两京六科给事中王徽等言，正统末年，王振专权，使先帝远播，宗社几危。天顺年间，曹吉祥专权，举兵焚关，欲危宗社。今日牛玉专权，谋黜皇后，欺侮陛下。是皆贻笑于四方，取议万世者也。臣请自今以后，一不许内官与国政，二不许外官与内官私相交结，三不许内官弟侄在外管事并置立产业。自古内官贤良者万无一人，无事之时似为谨慎，一闻国政，便作奸欺。如闻陛下将用某人也，必先卖之以为己功。闻陛下将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张己势。人望日归，威权日重，而内官之祸起矣。此臣等所以劝陛下，不许内臣与闻国政者，此也。内官侍奉陛下，朝夕在侧。文武大臣不知廉耻者，多与之交结。有馈以金宝珠玉，加之婢膝奴颜者，内官便以为贤，朝夕在陛下前称美之。有正大不阿，不行私谒者，内官便以为不贤，朝夕在陛下前非毁之。陛下天纵圣明，固不为惑，日加浸润，未免致疑。称美者骤逾显位，非毁者久屈下僚，怨归朝廷，恩结宦寺，而内官之祸起矣。臣等所以劝陛下，不许外官与内官交结者，此也。内官弟侄人等，授职任事，倚势为非，聚奸养恶，家人百数，赀货万余，田连千顷，马系千匹。内官因有此家产，所以贪婪无厌，奸弊多端。身虽在内，心实在外，内外相通而祸乱所由起矣。此臣等所以劝陛下，不许内官弟侄在外管事并置立家产者，此也。陛下果能鉴彼三人于既往，行此三事于方今，则祸乱自然不作，灾害自然不生。倘或不然，则祸起萧墙，变生肘腋，异日之患有不可言者矣。然臣等今日之所言，乃举朝廷之所讳。臣等虽愚，亦知避祸。但受恩朝廷，无以为报，官居言路，不可苟容。若陛下能行而不疑，即臣等虽死而无悔矣。上责徽等妄言要誉，命吏部俱调州判官。【原注】疏草李钧笔也。

中都之变，宦官偾事之前车也。不一年，而监守之遣四出，以外廷无人甚也。平阴之役，夙沙卫殿殖绰曰，子殿国师，齐之辱也。天子以此耻天下之士大夫，而士大夫不以为耻，且群然攻之。廷论虽哗，上心弗信。及暂撤之，而士大夫又果不足用也，于是乎再任宦者，而国事已不可为。昔者唐德宗即位，疏斥宦官，亲任朝士，而张涉以儒学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继以赃败。故宦官武将得以借口曰，南牙文臣赃动至巨万，而谓我曹浊乱天下，岂非欺罔邪？于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呜呼，吾不知今日之攻宦官者果愈于宦官乎？内廷既不可用，外廷亦遂无人，而国事又将谁属乎？至于昭王叹息，思良将之已亡。武帝咨嗟，虑名臣之欲尽。而燎原靡扑，过涉终亡，可为痛哭者矣。是以人材非一世之所能成，古先王于多难之时而得贤臣之助者，以其养之豫而储之广也。传曰，诒厥孙谋，以燕翼子，子桑有焉。夫有天下而为子孙之虑者，则必在于人才矣。

金史完颜讹可传，刘祁曰，金人南渡之后，近侍之权尤重。盖宣宗喜用其人以为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辈采访民间，号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责台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虽委将帅，又差一奉御在军中，号曰监战。每临机应变，多为所牵制，遇敌辄先奔，故师多丧败。哀宗因之不改，终至亡国。论曰，夫以暬御治军，既掣之肘，又信其谗以杀人，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监军。金蹈其辙，哀哉！【原注】金时近侍非宦竖也，以世胄或吏员为之，见斜卯爱实传。

崇祯十四年十二月戊午，上谕礼部并在内各监局等衙门，官常典制，内外攸分，本职之外，岂宜侵越？我太祖高皇帝酌古式今，独严近习之防，敕内官毋预外事。一时朝政清明，法纪整肃，拔本澄源，意甚深远。朕鉴后追前，凛持祖训。自今神宫等监及各司局库等衙门，或典礼缮戎，或鸠工管钥，或司膳服，或办文书，都着勤慎小心，料理本等职业，不许违越祖制，干预在外政事，违者即以乱政参拿处斩。仍详察旧典，开列职掌具奏。礼部右侍郎蒋德璟疏言，周官内职不满百人，纠禁王宫，掌于小宰。古圣垂法，下戒将来，盖其慎也。【原注】天启元年四月，御史张捷疏言，请令中官受考察于礼部，定为五年一举，如京察例。太祖高皇帝实详监于往代，而取衷焉。其设内官也，监司局库各有定员，秩不过四晶，俸不过一石。而且纠劾有令，交通有戒，豫政典兵有禁，谨内外之防，杜假窃之渐。至尚论汉唐已事，而三致意焉。渊哉天训，亘古不易矣！虽二十五年曾遣太监聂庆童往谕陕西河州等卫所番族，令其输马，以茶给之。然往谕属番，于军民无与，且不假事柄，亦暂往即还。终洪武之世，无他特遣。此所以致清明整肃之治，而开万世太平之基也。乃若列圣缵承，宫府之大防无改，而时事偶异，中外之任使间闻。永乐中，始有遣使外国及遣往甘肃巡视者。洪熙中，始有守备南京者。正统中，始有率兵讨贼防边及各省镇守者。景泰初，始有分坐十营，或称监枪者，然仍听尚书于谦等节制。至正德中，边关始置内监，且令提督禁兵内操，分坐勇士四卫军营，益非祖宗之旧矣。他如监工监器，会同审录，苏杭织造，榷税开矿之遣，皆利少害多亦旋设旋止，操纵在握，一时暂托权宜，而事任递迁，易世每多厘正。惟世宗肃皇帝毅然裁革，独断于先，我皇上剪除逆珰，媲美于后。总之禀成于高皇帝训谕，内臣毋豫政事，外臣毋行交结二语，足括千古治乱之源矣。臣等伏读宝训，深溯诒谋，不使有功，自无窃柄之患，尝令畏法，实杜乱政之阶。故委腹心则威福移，寄耳目则罗织启。遵典章则职守自恪，严内外则侵越不生。此实鉴古酌今，可以无敝，而神孙圣祖于焉一揆者也。谨遵圣谕，备察旧章，将各监局职掌着为令甲，可考见者，胪列上呈，恭候圣明裁夺。得旨申饬。

奄人之有祠堂，自英宗之赐王振始也。至魏忠贤则生而赐祠，且遍于天下矣。故圣人戒乎作俑。

禁白宫

实录，成化元年七月丁巳，直隶魏县民李堂等十一名，自宫以求进，命执送锦衣卫狱罪之，发南海子种菜。祖宗以来，凡阉割火者，必俘获之奴，或罪极当死者。出其死而生之，盖重绝人之世，不忍以无罪之民受古肉刑也。景泰以来，乃有自宫以求进者，朝廷虽暂罪之，而终收以为用。故近畿之民畏避徭役，希觊富贵者，彷效成风，往往自戕其身及其子孙，日赴礼部投进。自是以后，日积月累，千百成群，其为国之蠹害甚矣。【原注】史臣刘吉等之辞。【唐氏曰】不重奄人，则无自宫以幸进者。此除恶务本之道也。至奄人祸烈，而后禁之，则无及矣。

余冬序录曰，永乐二十二年，令凡自宫者以不孝论，军犯罪及本管头目总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原注】实录，永乐十九年七月丁卯，严自宫之禁，犯者皆发充军。成化九年，令私自净身者，本身处死，家发边远充军。正统十二年，天顺二年，成化九年，节经申明。弘治五年，自净身者本身并下手人俱处死，全家充军，两邻及歇家不举、有司里老容隐者，一体治罪。其禁止乎末残者，法甚严也。永乐二十三年，【原注】仁宗即位。兴州左屯卫军徐翼，有子自宫，入为内竖。翼奏乞除军籍，上曰，为父当教子，为子当养亲。尔有子不能教，自残其体，背亲恩，绝人道，败坏风化，皆原于尔，尚敢希除军籍邪？出其子使代军役。宣德二年，令自净身人军民，各还元伍籍，不许投入王府及官势家藏隐，躲避差役。若犯，本身及匿藏家处死，该管总小旗里老邻佑一体治罪。正统元年闰六月，时军民多自宫希进，间有以赦而获免罪者。刑部请依旧制，不论赦前赦后，俱论以不孝重罪，从之。成化十一年二月，顺天府永清县民徐义白宫其幼子以求进，诏发充广西南丹卫军，妻及幼子皆随往。十五年，净身人，令巡城御史、锦衣卫督逐回籍。弘治元年，令锦衣卫拘送顺天府，递发元管官司点闸知在，不许容纵。十三年，令先年净身人曾经发遣，不候收取，私自来京，图谋进用者，问发边远充军。其戒约于已残者，法亦非不至也。而貂珰满朝，金玉塞涂，至今日而益盛，然则法果行乎？

宋仁宗未有继嗣，太常博士吴及上言，古之明王，重绝人之世。今宦官之家，竞求他子，剿绝人理，以希爵命。童幼何罪？陷于刀锯，有因而夭死者。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矜，况无疾乎？有罪而宫，前王不忍，况无罪乎？臣闻汉永平之际，中常侍四员，小黄门十人尔。唐太宗定制无得逾百员。今以祖宗时较之，当日宦官几何人？今几何人？臣愚以为胎卵刳伤，凤凰不至。继嗣末育，殆由于此。伏愿浚发德音，详为条禁，权罢宦官进献。有擅宫童幼，置以重法。若然，则天心必应，继嗣必广。召福祥安宗庙之策，无先此者。帝异其言，权罢内臣进养子。

卷十

治地

古先王之治地也，无弃地，而亦不尽地。田间之涂九轨，有余道矣。遗山泽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余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难坏，年计不足而世计有余。后之人一以急迫之心为之，商鞅决裂阡陌，而中原之疆理荡然。宋政和以后，围湖占江，而东南之水利亦塞。【原注】宋史刘韐传，鉴湖为民侵耕，官田收其租岁二万斛。政和间涸以为田，衍至六倍。文献通考，圩田、湖田多起于政和以来。其在浙间者，隶应奉局。其在江东者，蔡京、秦桧相继得之。大概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垦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将胥而为水也。于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而较其所得反不及于前人。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夫欲行井地之法，则必自此二言始矣。

斗斛丈尺

古帝王之于权量，其于天下，则五岁巡狩而一正之，虞书同律度量衡是也。其于国中，则每岁而再正之，礼记月令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是也。【原注】洪武初，命三日一次较勘斛斗称尺。故关石和钧，大禹以之兴夏。谨权量，审法度，而武王以之造周。今北方之量，乡异而邑不同，至有以五斗为一斗者，一哄之市，两斗并行。至其土地，有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者，有以三百六十步为亩者，有以七百二十步为亩者。【原注】大名府志有以一千二百步为一亩者。其步弓有以五尺为步，有以六尺、七尺、八尺为步。此之谓工不信度者也。【赵氏曰】晋书挚虞论乐，谓今尺长于古尺几及半寸，乐府用之，故律吕不合。将作大匠陈勰掘得古尺，尚书奏，今尺长于古尺，宜以古为正。是晋时尺度已长于古，亦尚不至三寸。程大昌演繁露谓，唐尺一尺比六朝一尺二寸。沈存中笔谈谓，古尺二寸五分，当今一寸八分。周祈名义考谓，周尺才得今六寸六分。稗史谓，宋司马侑刻布尺，比周尺一尺三寸五分。邱琼山谓，周尺比今钞尺六寸四分。王棠谓，明钞尺与今裁尺相近。夫法不一则民巧生。有王者起，同权量而正经界，其先务矣。后汉书，建武十五年，诏下州郡，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河南尹张仍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下狱死。而隋书赵煚为冀州刺史，为铜斗铁尺，置之于肆，百姓便之。上闻，令颁之天下，以为常法。傥亦可行于今日者乎？

地亩大小

以近郭为上地，远之为中地、下地。盖自金元之末，城邑丘墟，人民稀少。先耕者近郭。近郭，洪武之册田也。后垦者远郊，远郊，继代之新科也。故重轻殊也。

广平府志曰，地有大小之分者，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自古以来未之有改也。由国初有奉旨开垦，永不起科者，有因污下碱薄而无粮者，今一概量出作数，是以元额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有司恐亩数增多，取骇于上，而贻害于民，乃以大亩该小亩，取合元额之数。自是上行造报，则用大地，以投黄册。下行征派，则用小亩，以取均平。是以各县大地，有以小地一亩八分折一亩，递增之至八亩以上折一亩。既因其地之高下而为之差等，又皆合一县之丈地，投一县之元额，以敷一县之粮科，而赋役由之以出，此后人一时之权宜尔。考之他郡，如河南八府，而怀庆地独小，粮独重。开封三十四州县，而杞地独小，粮独重。盖由元末未甚残破，故独重于他郡邑。天下初定，日不暇给，度田之令、均丈之法有所不及详，【原注】解缙大庖西封事言，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轻重无别。或膏腴而税反轻，瘠卤而税反重。是则洪武之时即已如此。而中原之地，弥望荆榛，亦无从按亩而图之也。唐时陆贽有言，创制之始，不务齐平。供应有烦简之殊，牧守有能否之异。所在徭赋，轻重相悬。所遣使臣，意见各异。计奏一定，有加无除。此则致敝之端，古今一辙。而井地不均，赋税不平，固三百年于此矣。故东昌府志言，三州十五县，步尺参差，大小亩规画不一，人得以意长短广狭其间。而大名府志谓，田赋必均而后可久，除沙茅之地别籍外，请檄诸州县长吏，画一而度之，以钞准尺，以尺准步，以步准亩，以亩准赋，仿江南鱼鳞册式而编次之。旧所籍不齐之额悉罢去，而括其见存者，均摊于诸州县之间，一切粮税、马草、驿传、均徭、里甲之类，率例视之以差。数百里之间，风土人烟同条共贯矣。则知均丈之议，前人已尝着之，而今可通于天下者也。【阎氏曰】江都之田一万七千余顷，额征银五万余两。高邮田二万五千余顷，额征银四万一千余两。泰州田九千余顷，额征银四万四千余两。非泰州之田仅高邮三分之一，赋重于高邮三倍也，盖泰州大地，而高邮小地也。又如兴化田二万四千余顷，额征银二万八千余两。宝应田二千余顷，额征银二万余两。非宝应仅兴化十分之一，赋重十倍也，盖宝应大地而兴化小地也。小地则一亩为一亩，而赋轻。大地则数亩折一亩，而赋重。赋役全书内皆未经注明也。钱粮款项不可不简，而田亩大小尤不可不明。

宋史言，宋时田制不立，甽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冒伪，未尝考按。【原注】王洙传，洙言天下田税不均，请用郭谘、孙琳千步开方法颁州县，以均其税。【沈氏曰】宋食货志，重修定方田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又言，宣和中，李彦置局汝州。凡民间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陈，指为天荒。鲁山阖县尽括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输租，诉者辄加威刑。公田既无二税，转运使亦不为奏除，悉均诸他州。【原注】宦者传。是则经界之不正，赋税之不均，有自宋已然者，又不独金元之季矣。

州县界域，

自古以来，画疆分邑必相比附，天下皆然。乃今则州县所属乡村，有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门之外即为邻属者，则幅员不可不更也。下邽在渭北而并于渭南，美原在北山而并于富平，若此之类，俱宜复设。而大名县距府七里，可以省入元城，则大小不可不均也。管辖之地多有隔越，如南宫、【原注】属真定。威县【原注】属广平。之间，有新河县【原注】属真定。地。清河、【原注】属广平。威县之间，有冠县【原注】属东昌。地。郓城、【原注】属兖州。范县【原注】属东昌。之间，有邹县【原注】属兖州。地。清州之益都等县俱有高苑地，淮安之宿迁县有开封之祥符县地。大同之灵丘、广昌二县中间有顺天之宛平县地。或距县一二百里，或隔三四州县，薮奸诲逋，恒必由之。而甚则有如沈丘【原注】属开封。之县署，地粮乃隶于汝阳【原注】属汝宁。者，则错互不可不正也。卫所之屯，有在三四百里之外，与民地相错，浸久而迷其版籍，则军民不可不清也。水滨之地消长不常，如蒲州之西门外三里，即以补朝邑之坍，使陕西之人越河而佃，至于争斗杀伤，则事变不可不通也。周礼形方氏，掌制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无有华离之地。有王者作，谓宜遣使分按郡邑，图写地形，奠以山川，正以经界，地邑民居必参相得，庶乎狱讼衰而风俗淳矣。【原注】洪武十七年八月丙戌，以州之民户不及三千者，皆改为县，改者凡三十七州。

后魏田制

【汝成案】周礼闾师，任工以饬材事。今作余材。考魏书同，恐误脱。又贡其材，周礼作贡其物。

后魏虽起朔漠，据有中原，然其垦田、均田之制有足为后世法者。景穆太子监国，令曰，周书言，任农以耕事，贡九谷。任圃以树事，贡草木。任工以余材，贡器物。任商以市事，贡货贿。任牧以畜事，贡鸟兽。任嫔以女事，贡布帛。任衡以山事，贡其材。任虞以泽事，贡其物。乃令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者借人牛以耕种，而为之芸田以偿之。凡耕种二十二亩，而芸七亩，大略以是为率。使民各标姓名于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饮酒游戏者。于是垦田大增。高祖太和九年十月丁未诏曰，朕承干在位十有五年，每览先王之典，经纶百氏，储蓄既积，黎元永安。爱暨季叶，斯道陵替。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致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或争亩畔以亡躯，或因饥馑以弃业。而欲天下太平，百姓丰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其制，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男夫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是有口分、世业之制，唐时犹沿之。嗟乎，人君欲留心民事，而创百世之规，其亦运之掌上也已。宋林勋作本政之书，而陈同父以为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于一变之后，岂非知言之士哉。

开垦荒地

明初，承元末大乱之后，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洪武中，诏有能开垦者，即为己业，永不起科。【原注】是时方孝儒有因其旷土复古井田之议。至正统中，流民聚居，诏令占籍。景泰六年六月丙申，户部尚书张凤等奏，山东、河南、北直隶并顺天府无额田地，甲方开荒耕种，乙即告其不纳税粮。若不起科，争竞之涂终难杜塞。今后但告争者，宜依本部所奏，减轻起科，则例每亩科米三升三合，每粮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绝争竞之端，抑且少助仓禀之积。从之。户科都给事中成章等劾凤等不守祖制，不恤民怨，帝不听。然自古无永不起科之地。国初但以招徕垦民，立法之过，反以启后日之争端，而彼此告讦，投献王府勋戚及西天佛子，【原注】见实录成化四年三月。无怪乎经界之不正，赋税之不均也。【杨侍郎曰】劝民开垦，务使野无旷土。第或山深箐密，或系砂卤，开辟既艰，旱涝赋缺，故民鲜尽力。窃思若令各州县，除原报可垦地亩外，凡有硗瘠难垦之地，俱准照斥卤轻则起科，则民必鼓舞，地利可以广收。民人承垦，即给执照为业，照例十年起科。如其地本系沃土，则不在此例。【胡御史曰】陕省督臣，每年酌动官银，借民开垦，令于秋收照时偿还粮。先后动项发借银六万余两，共收过粮约十余万石。此已试之成效，以为此法。凡西北近边之地，如直隶之永平、宣化，山西之大同、朔平、宁武，甘肃之宁夏、西宁等府，隙地旷土所在多有。而盛京之奉天、锦州二府，壤地沃衍，水泉丰溢，一经开垦，即为膏腴。若令概照陕省之法，领银交粮，春借秋还，边民之力能耕种者，必无不愿。惟领银交粮之时，不得勒掯需索，则民情踊跃矣。【曹给事曰】开垦原以利民，然所奉行不善，流弊有二，一曰以熟作荒。州县承望上司意旨，并未勘夺，预报亩数，以邀急功之名。逮知不足，即责之见在熟田，以符所报之数。一曰以荒作熟。河蠕坍涨不常，山麓难资灌溉，州县不复履勘，悉入报垦之数。赤资乏食之民，止贪目下官给牛种，官与草舍，以糊旦夕，而不顾其地之不可得而垦也。十年之后，民不得不报熟，官不得不升科。幸而薄收，完官不足。稍遇歉岁，卒岁无资，而逃亡失业矣。故凡经报过开垦地亩，无论已未升科，俱令州县官按册踏勘。内有向系还粮熟田，混报开垦者，即行举首除额，免其处分。至新垦田，应行升科之日，亦必亲勘。果系田禾成熟，可以持久者，始与升科。如其硗确瘠薄，不能成熟即与开除免赋。

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丘浚大学衍义补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原注】据诸职掌。天下夏税秋粮以石等，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今国家都燕，岁漕江南米四百余万石，以实京师。而此五府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臣窃以苏州一府计之，以准其余。苏州一府七县，【原注】时未立太仓州。其垦田九万六千五百六顷，居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余万石岁额之内。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沈氏曰】苏州之田约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赋约居天下十分之一弱也。十分之一弱即八十八分之八强。

杜宗桓上巡抚侍郎周忱书曰，五季钱氏税两浙之田，每亩三斗。宋时均两浙田，每亩一斗。【原注】宋淳佑元年，鲍廉作琴川志曰，国初，尽削钱氏白配之目。遣右补阙王永高象先各乘递马，均定税数，只作中、下二等，中田一亩，夏税钱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亩，钱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取于民者不过如此。自熙丰更法，崇观多事，靖炎军兴，随时增益，然则宋初之额尚未至一斗也。元入中国，定天下田税，上田每亩税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原注】元史耶律楚材传。至于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税亦不过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于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独苏松二府之民则因赋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粮重去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请言其故。国初籍没土豪田租，有因为张氏义兵而籍没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没者。有司不体圣心，将没入田地，一依租额起粮，每亩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原注】宋史言建炎元年，籍没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减租三分。洪武初，未有以此故事上言者。何也？田未没入之时，小民于土豪处还租，朝往暮回而已。后变私租为官粮，乃于各仓送纳，运涉江湖，动经岁月，有二三石纳一石者，有四五石纳一石者，有遇风波盗贼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原注】王叔英疏亦言输之官仓，道路既遥，劳费不少。收纳之际，其弊更多，有甚于输富民之租者，自洪武时已然矣。愚按宋华亭一县，即今松江一府。当绍熙时，秋苗止十一万二千三百余石。景定中，贾似道买民田以为公田，益粮一十五万八千二百余石。宋末，官民田地税粮共四十二万二千八百余石，量加圆斛。元初田税比宋尤轻，然至大德间，没入朱清、张瑄田后，至元间又没入朱国珍、管明等田，一府税粮至有八十万石。迨至季年，张士诚又并诸拨属财赋府，与夫营围、沙职、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来，一府税粮共一百二十余万石，租既太重，民不能堪。于是皇上怜民重困，屡降德音，将天下系官田地粮额递减三分、二分外，【原注】即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诏书。松江一府税粮尚不下一百二万九千余石。愚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向蒙恩赦，自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间所免税粮不下数百万石。永乐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复七年，拖欠折收轻赍亦不下数百万石。折收之后，两奉诏书敕谕，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粮草盐粮、屯种子粒、税丝门摊课钞，悉皆停征。前后一十八年间，蠲免折收停征至不可算。由此观之，徒有重税之名，殊无征税之实。愿阁下转达皇上，稽古税法，斟酌取舍，以宜于今者而税之，轻其重额，使民如期输纳。此则国家有轻税之名，又有征税之实矣。

今按宣庙实录，洪熙元年闰七月，广西右布政使周干自苏常嘉湖等府巡视。还言，苏州等处人民多有逃亡者，询之耆老，皆云由官府弊政困民所致。如吴江、昆山民田亩旧税五升，小民佃种富室田亩，出私租一石。后因没入官，依私租减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拨赐公侯、驸马等项田，每亩旧输租一石，后因事故还官，又如私租例尽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犹不堪，况尽取之乎？尽取则无以给私家，而必至冻馁，欲不逃亡不可得矣。乞命所司，将没官之田及公侯还官田租，俱照彼处官田起科，亩税六斗。则田地无抛荒之患，而小民得以安生。下部议。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诏各处旧额官田起科不一，租粮既重，农民弗胜。自今年为始，每田一亩，旧额纳粮自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减十分之三，永为定例。六年三月，巡抚侍郎周忱言，松江府华亭、上海二县，旧有官田，税粮二万七千九百余石，俱是古额。科粮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征收易完。上命行在户部会官议，劾忱变乱成法，沽名要誉，请罪之。上不许。七年三月庚申朔，诏但系官田塘地税粮，不分古额近额，悉依五年二月癸巳诏书减免，不许故违。辛酉，上退朝，御左顺门，谓尚书胡●曰，朕昨以官田赋重，百姓苦之，诏减什之三，以苏民力。尝闻外间有言，朝廷每下诏蠲除租赋，而户部皆不准。甚者文移戒约有司，有勿以诏书为辞之语。若然，则是废格诏令，壅遏恩泽，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减租之令务在必行。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卿等皆士人，岂不知此？朕昨有诗述此意，今以示卿，其念之毋忘。●等皆顿首谢。其诗曰，官租颇繁重，在昔盖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贫下民。耕作既劳勚，输纳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赡其身？殷念恻予怀，故迹安得循？下诏减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视万姓，有若父子亲。兹惟重邦本，岂曰矜吾仁！英庙实录，正统元年闰六月丁卯，行在户部奏，浙江、直隶、苏、松等处减除税粮，请命各处巡抚侍郎并同府县官，用心核实。其官田每亩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减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明白具数，送部磨勘。从之。【原注】按嘉靖十七年册，长洲县田犹有七斗以上者，今与民田通均，而犹三斗七升。是此旨当日未尽奉行也。【王上舍曰】粮曷以浮名也？苏州府见额二百五十万石，松江府见额一百二十万石。然在宋时，苏州不过三十余万也，松江不过二十余万也。即有元增赋，苏州亦八十余万而止，松江亦七十余万而止。是今之赋额较宋浮至七倍，比元亦浮至三倍。不特此也，即如湖广省额征二百三万，而苏州一府之数浮之。福建省额征一百万有奇，而松江一府之数浮之。岂天下田皆生粟，而二郡独雨金欤？建文诏免，而复于永乐。文襄请减，而增于万历。近世抚臣之请减浮粮者相继，而事寝不行。大抵以苏松财赋重地，为国家之根本，难议蠲恤耳。于是有为变通之说者，或曰明时虽曰重额，而漕运赠米即在正米之中。且平米一石，派本色五斗外，止征折色银二钱五分。周文襄巡抚江南，重粮田纳银一两，准米四石。输布一匹，准米一石。正额如此，加耗可知。今则每米一石，除去本色、折色，至五钱有奇，而加耗犹在外。既有五米、十银，复有浮数不赀，或致一亩之租不能办一亩之税，此加耗之害非浅也。浮粮难豁，耗赠不可减乎？或曰，故明折色，于次年二月分十限开征，今则于本年正二月间通行截票，其时宿土未翻，青苗未插，水旱未卜，丰歉未定，遂以监司督之有司，有司督之里役，里役督之编户，苟非操券于债家，入衣于质库，其将何以应之！此早征之患至深也。浮粮难豁，催科不可缓乎？或又曰，征输减一分，则小民受一分之惠。试以苏松田计，如极重科则，每亩三斗以至四斗外者，每平米一石，请减一斗。科则二斗以外者，每平米一石，请减七升。科则二斗以内者，每一石请减五升。其一斗五升以下地荡山涂等，则不在议减之列。如是则于国计无亏，而三百年之痼疾有起色矣。全豁难议，递减独不可行平？夫是三说者，皆变通之得其道者也。但减耗缓征可救一时，非所以垂万世。科则递减可苏民困，非所以裕天储。为今计，莫若以苏松浮粮摊之天下轻额田。每亩以一合为率，而二郡所浮便可减其大半。是天下无加征之苦，而二郡有减赋之实。国用无毫厘之亏，而民生有再苏之乐也。【沈氏曰】雍正三年四月初九日，奉旨蠲免苏州府额征地丁银三十万两，松江府十五万两，从管理户部事务怡亲王等奏请也。时苏州府条折兵饷徭里，人丁匠班、随漕经费等项，岁征银一百六十二万六千九百两零，松江府八十三万三千五百三十两零，苏州府正耗漕白等项岁征米九十七万五千二百三十石零，松江府四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石零。其地丁银，苏州府一百二十九万五于余两，松江府六十七万四千余两。苏州府地丁银项，每至次年奏销之期，民欠必至三十余万，松江府必至十五六万。计苏州田地、山荡、滩溇等，共九万九千九百余顷，松江共四万零八百余顷。是月，户部议覆光禄寺卿杭奕禄奏请。敕下江南督抚，于苏松二府州县，凡有田之人，于思免额征钱粮数内，十分中减免佃户三分。查二府恩免额征系条折银两，租田之人交纳皆系米石，所减三分应以米算。照条折米一斗折银一钱之例，如有田之人恩免额征银一钱，则于此一钱银之内纳租人名下减免米三升，以此为准。圣恩蠲免二府额征四十五万两，业户得沾三十一万五千两之恩，佃户亦分沾十三万五千石之恩矣。云云。奉旨依议速行。

官田自汉以来有之。宋史，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开禧三年，诛韩侘胄，明年，置安边所，凡侘胄与其它权幸没人之田及围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隶焉，输米七十二万一千七百斛有奇，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有奇而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虑、张晞颜等言，乞依祖宗限田议，自两浙、江东西官民户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得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人。丞相贾似道主其议行之，始于浙西六郡，凡田亩起租满石者，予二百贯，以次递减。有司以买田多为功，皆谬以七八斗为石。其后田少，与硗瘠亏租，与佃人负租而逃者，率取偿田主，六郡之民多破家矣。【原注】理宗纪言，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六郡，已买公田三百五十余万亩。而平江之田独多，【原注】似道传，包恢知平江，督买田，至以肉刑从事。元之有天下也，此田皆别领于官。松江府志言，元时苗税，公田外，复有江淮财赋都总管府领故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江浙财赋府领籍没朱、【原注】清。张【原注】瑄。田，以供中宫。【原注】元史，天历二年十月，立平江等处田赋提举司。稻田提领所领籍没朱、【原注】国珍。管【原注】明。田，以赐丞相脱脱。拨赐庄【原注】在上海十九保。元史，至正四年六月己巳，赐脱脱松江田，为立松江等处稻田提领所。【钱氏曰】拨赐庄似非赐脱脱者。领宋亲王及新籍明庆、妙行二寺等田，【原注】又有汪关关满经历田。以赐影堂寺院、诸王近臣。又有括入白云宗僧田，【原注】元史成宗纪，大德七年七月，罢江南白云宗总摄所，其田令依例输租。仁宗纪，至大四年二月，御史台言，白云宗总摄所统江南为僧之有发者，不养父母，避役损民，乞追收所受玺书银印，勒还民籍。从之。皆不系州县元额。而元史所记赐田，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儿等，诸王如鲁王琱阿不剌、郯王彻彻秃等，公主如鲁国大长公主，寺院如集庆、万寿二寺，无不以平江田。而平江之官田又多，至张士诚据吴之日，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于负贩小人，无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时买献之产遍于平江，而一入版图，亦按其租簿没入之。已而富民沈万三等又多以事被籍，是故改平江曰苏州，而苏州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知府况锺所奏之数，长洲等七县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千余石，其中民粮止一十五万三千一百七十余石，官粮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九百三十余石。是一府之地土无虑皆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也。且夫民田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之一石者，奉诏减其什之三，而犹为七斗，是则民间之田一人于官，而一亩之粮化而为十四亩矣。【原注】实录，宣德七年七月己未，行在户部奏直隶、松江府没官田，宜准民田例起科。上从之。命各处没官田粮俱准此例。此固其极重难返之势，始于景定讫于洪武，而征科之额十倍于绍、熙以前者也。于是巡抚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以宽官田，而租额之重则一定而不可改。若夫官田之农具、车牛，其始皆给于官，而岁输其税，浸久不可问，而其税复派之于田。然而官田，官之田也，国家之所有。而耕者，犹人家之佃户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为一册而征之，犹夫宋史所谓一曰官田之赋，二曰民田之赋，金史所谓官田曰租，私田曰税者，而未尝并也。相沿日久，版籍讹脱，疆界莫寻，村鄙之氓未尝见册，买卖过割之际，往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飞洒移换者，又百出而不可究。所谓官田者，非昔之官田矣。乃至讼端无穷，而赋不理。于是景泰二年，从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杨瓒之言，将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轻租之家承纳，及归并则例。四年，诏巡抚直隶侍郎李敏，均定应天等府州县官民田。【原注】先是，正统中，户都会官议，令江南小户官田改为民田起科，而量改大户民田为官田，以备其数。既又因御史徐郁奏，令所司均配扣算，务使民田量带官田办粮，以苏贫困。俱行巡抚侍郎周忱清理。然民田多系官豪占据，莫能究竟，其弊仍旧。至是部复以为言，户部请从其议，命敏均定搭派，敢有恃强阻滞者，执治其罪。从之。嘉靖二十六年，嘉兴知府赵瀛创议，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切以三斗起征。苏松常三府从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为一则。而州县之额，各视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轻重为准，多者长洲至亩科三斗七升，少者太仓亩科二斗九升矣。国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纳无涯之租赋，事之不平，莫甚于此。然而为此说者，亦穷于势之无可奈何，而当日之士大夫亦皆帖然而无异论，亦以治如乱丝，不得守二三百年纸上之虚科，而使斯人之害如水益深，而不可救也。【原注】惟唐太常鹤征作武进志，极为惋叹。抑尝论之，自三代以下，田待买卖，而所谓业主者即连陌跨阡，不过本其锱铢之直，而直之高下则又以时为之。地力之盈虚，人事之赢绌，率数十年而一变。柰之何一入于官，而遂如山河界域之不可动也？且景定之君臣，其买此田者，不过予以告牒、会子虚名，不售之物，逼而夺之，以至彗出民愁，而自亡其国。【原注】宋史，买公田五千亩以上，以银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会子二分半。五千亩以下，以银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三分，会子三分半。千亩以下，度牒、会子各半。五百亩至三百亩，全以会子。及田事成，每石官给止四十贯，而半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骚然。四百余年之后，推本重赋之由，则犹其遗祸也。【原注】宋史谓其弊极多，其租尤重。及宋亡，遗患犹不息。亮哉斯言。而况于没入之田本无其直者乎！至于今日，佃非昔日之佃，而主亦非昔日之主。则夫官田者，亦将与册籍而俱销，共车牛而皆尽矣。犹执官租之说以求之，固已不可行，【原注】隋书李德林传，高祖以高阿那肱卫国县市店八十区赐德林。车驾幸晋阳，店人上表，称地是民物，高氏强夺，于内造舍。上命有司料还价直。则是以当代之君而还前代所夺之地价，古人已有之矣。又考后汉书，谯元子瑛，奉家钱千万于公孙述，以赎父死。及元卒，天下平定。元弟庆以状诣阙自陈，光武敕所在还元家钱。则知人主以天下为心，固当如此。而欲一切改从民田，以复五升之额，即又骇于众而损于国。有王者作，咸则三壤，谓宜遣使案行吴中，逐县清丈，定其肥瘠高下为三等，上田科二斗，中田一斗五升，下田一斗，山塘涂荡以升以合计者，附于册后，而概谓之曰民田，惟学田、屯田乃谓之官田，则民乐业而赋易完，视之绍熙以前，犹五六倍也。岂非去累代之横征，而立万年之永利者乎？【汝成案】阎氏潜邱札记引作，捐不可得之虚计，而非损上。立百世之永利，而非变古也。使唐宋两太宗当此，朝闻而夕行之矣。若璩谓，何必两太宗，明宣宗盖尝有意于此矣。实录载其五年诏减官田旧额粮，七年又申命减免，不许有司故违。但上压于祖制之不违，下复有行在户部之戛戛焉，不克充其仁心，成其仁政，迄今诵其诗，百世而下犹令人感激涕零也。阎氏所引，当是林亭初刻之本，宣宗实录及诗今已引见前条。昔者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梁太祖击淮南，掠得牛以千万计，给东南诸州农民，使岁输租。自是历数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用张凝、李谷之言，悉罢户部营田，务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悉除租牛课。是岁，户部增三万余户。或言营田有肥饶者，不若鬻之，可得钱数十万缗以资国。帝曰，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呜呼，以五代之君犹知此义，而况他日大有为之主？必有朝闻而夕行之者矣。【原注】宋绍兴二十三年，知池州黄子游言，青阳县苗七八倍于诸县，因南唐尝以县为宋齐丘食邑，故输三斗，后遂为额。诏减苗税二分有半，科米二分。

今存者，惟卫所屯田、学田、勋戚钦赐庄田三者犹是官田。南京各衙门所管草场田地佃户亦转相典卖，不异民田。

苏州一府，惟吴县山不曾均为一则，至今有官山、私山之名，官山每亩科五升，私山亩科一升五勺。

今高淳县之西有永丰乡者，宋时之湖田，所谓永丰圩者也。文献通考，永丰圩，自政和五年围湖成田，初令百姓请佃，后以赐蔡京，又以赐韩世忠，又以赐秦桧，继拨隶行宫，今隶总所。【原注】宋史，建康府永丰圩，租米岁以三万石为额。王弼【原注】成化十一年进士，溧水知县。永丰谣曰，永丰圩接永宁乡，一亩官田八斗粮，人家种田无厚薄，了得官租身即乐。前年大水平斗门，圩底禾苗没半分，里胥告灾县宫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贫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旧租了，新租促，更向城中卖黄犊，一犊千文任时估，债家算息不算母。呜呼！有犊可卖君莫悲，东邻卖犊兼卖儿，但愿有儿在我边，明年还得种官田。读此诗，知当日官佃之苦即已如此。【原注】元史阎复传言，江南公田租重宜减，以贷贫民。而以官作民，亦不始于近日矣。

元微之集奏状，右臣当州百姓田地，每亩只税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地头榷酒钱共出二十一文。已下其诸色职田，每亩约税粟三斗，草三束，脚钱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职田，又须百姓变米雇车般送，比量正税近于四倍。其公廨田、官田、驿田等所税轻重，约与职田相似。是则官田之苦，自唐已然，不始于宋元也。故先朝洪熙、宣德中，屡下诏书，令民间有抛荒官田，召人开耕，依民田例起科。又不独苏松常三府为然。

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其亩甚窄，而凡沟渠道路皆并其税于田之中，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原注】凡言石者，皆以官斛。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故既减粮额，即当禁限私租，上田不得过八斗，如此则贫者渐富，而富者亦不至于贫。元史成宗纪，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原注】时成宗即位。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诏蠲今岁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输租如故，则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于贫民也。宜令佃民当输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数。从之。【原注】明朝宣德十年五月乙未，刑科给事中年富亦有此请。大德八年正月己未，诏江南佃户，私租太重，以十分为率，普减二分，永为定例。前一事为特恩之蠲，后一事为永额之减，而皆所以宽其佃户也。是则厚下之政，前代已有行之者。汉武帝时，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唐德宗时，陆贽言，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望今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仲舒所言则今之分租，贽所言则今之包租也。然犹谓之豪民，谓之兼并之徒，【原注】食货志，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师古曰，分田，谓贫者无田而取富人田耕，称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谓贫人赁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夺其税，侵欺之也。宋已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

豫借

唐玄宗天宝三载，制曰，每载庸调，八月征收，农功末毕，恐难济办。自今已后，延至九月二十日为限。至代宗广德二年七月庚子，税天下地亩青苗钱，以给百官俸。【原注】田一亩，税钱十五。所谓青苗钱者，以国用急，不及待秋，方苗青而征之，故号青苗钱。主其任者为青苗使。【原注】此与宋王安石所行青苗钱之法不同。彼则当青黄未接之时，贷钱于贫民而取其息。本谓之常平钱，民间名为青苗钱耳。遂为后代豫借之始。【张大令曰】按此，则青苗之制，唐宋本不同，何以宋史赵赡对神宗言，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范镇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似谓安石祖唐弊政。考唐时长安万年二县，有官置本钱，配纳各户，收其息以供杂费。宋之常平钱正与此同，故赵瞻等举唐为言。其亦曰青苗者，依当时为称也。陆宣公言，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上司之绳责既严，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卖而耗其半直，无者求假而费其倍酬。宪宗元和六年二月，制以新陈未接，营办尤艰。凡有给用，委观察使以供军钱，方员借便，不得量抽百姓。故韩文公有游城南诗云，白布长衫紫领巾，差科未动是闲身。麦苗含穗桑生葚，共向田头乐社神。是三四月之间尚未动差科也。至后唐庄宗同光四年三月戊辰，以军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税。其时外内离叛，未及一月，国亡主灭。明宗即位，颇知爱民。见于文献通考所载，长兴四年，起征条流，其节候早者五月十五日征，八月一日纳足。递而下之，其尤晚者六月二十日起征，九月纳足。周世宗显德三年十月丙子，上谓侍臣曰，近朝征敛谷帛，多不俟收获纺绩之毕。乃诏三司，自今夏税以六月，秋税以十月起征。是庄宗虽有三月豫借之令，而实未尝行也。乃后代国势阽危，非若同光，而春初即出榜开征，其病民又甚矣。【沈氏曰】卢熊苏州府志云，赵顺孙，字和仲。处州缙云人。咸淳四年，以显文阁待制知平江兼发运使。先是，郡庾赤立，率以夏初征民租。顺孙谓，古者十月纳禾稼，今先期半载，民何以堪？佥曰，此例行之三十年，不然将有乏兴之忧。首以俸入及例卷所供助籴本，而抑浮费以继之，籴几二十万斛，迄免预征。诗云，硕鼠硕鼠，无食我苗。谢君直曰，苗未秀而食之，贪之甚也。今之为豫借者，食苗之政也。有不殴民而适乐郊者乎！

虞谦，洪武末为杭州府知府，尝建议，僧道，民之蠹。今江南寺院田多或数百顷，而徭役未尝及之。贫民无田，往往为徭役所困。请为定制，僧道每人田无过十亩，余用以均平民。初是之，已而谓非旧制，遂废。【杨氏曰】此仁政也。当事举而行之，岂不官民两便乎？【汝成案】虞谦之议是矣。而当时以为非旧制，遂废不行者，误也。元时崇奉二氏，朝廷、官闱、公主、卿相，凡赐田产动数百顷，又不输赋税，用日饶富。白云宗总摄复广侵占，遂至连阡累陌，跨越州郡。后虽屡敕令视民户出租，寻废不行。明初犹存其风，故虞氏有是言。至明中叶以后，已日衰耗，即有寺田亦准科则，非复曩之豪富矣。

纺织之利

今边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织，虽有材力而安于游惰。华阴王弘撰着议，以为延安一府布帛之价贵于西安数倍，既不获纺织之利，而又岁有买布之费，生计日蹙，国税日逋。【陈文恭曰】陕西为自古蚕桑之地，今日久废弛，绸帛资于江浙，花布来自楚豫。小民食本不足，而更卖粮食以制衣，宜其家鲜盖藏也。非尽其民之惰，以无教之者耳。今当每州县发纺织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给里下，募外郡能织者为师。即以民之勤惰工拙，为有司之殿最。一二年间，民享其利，将自为之，而不烦程督矣。计延安一府四万五千余户，户不下三女子，固已十三万余人，其为利益岂不甚多？按盐铁论曰，边民无桑麻之利，仰中国丝絮而后衣之。夏不释复，冬不离窟，父子夫妇内藏于专室土圜之中。崔寔政论曰，仆前为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缉绩，冬积草，伏卧其中。若见吏，以草缠身，令人酸鼻。【原注】今大同人多是如此，妇人出草则穿纸裤，真所谓倮虫者也。吾乃卖储峙，得二十余万，诣雁门、广武迎织师，使巧手作机，乃纺以教民织。【原注】后汉书采入本传。是则古人有行之者矣。汉志有云，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八月载绩，为公子裳。豳之旧俗也。率而行之，富强之效，惇庞之化，岂难致哉！【唐氏曰】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是以虽赋重困穷，民未至于空虚，室卢舟楫之繁庶胜于他所，此蚕之厚利也。四月务蚕，无男女老幼，萃力靡他。无税无荒，以三旬之劳，无农四时之久，而半其利，此蚕之可贵也。夫蚕桑之地，北不逾松，南不逾浙，西不逾湖，东不至海，不过方千里，外此则所居为邻，相隔一畔，而无桑矣。其无桑之方，人以为不宜桑也。今楚、蜀、河东及所不知之方亦多有之，何万里同之，而一畔异宜乎？桑如五谷，无土不宜。一畔之间，目睹其利而弗效焉，甚矣，民之惰也？吾欲使桑遍海内，有禾之土必有桑焉。其在于今，当责之守令，于务蚕之乡择人为师，教民饲缫之法，而厚其廪给。其移桑有远莫能致者，则待数年之后，渐近而分之。而守令则省骑时行，履其地，察其桑之盛衰。入其室，视其蚕之美恶。而终较其丝之多寡。多者奖之，寡者戒之，废者惩之。不出十年，海内皆桑矣。昔吾行于长子，略着于篇，可以取法焉。

吴华核上书，欲禁绫绮锦绣，以一生民之原，丰谷帛之业。谓今吏士之家，少无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户有一女，十万家则十万人。人人织绩，一岁一束，则十万束矣。使四疆之内，同心戮力，数年之间，布帛必积。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绮绣无益之饰。且美貌者不待华采以崇好，艳姿者不待文绮以致爱，有之无益，废之无损，何爱而不暂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务，富国之本业。使管晏复生，无以易此方。今纂组日新，侈薄弥甚，斫雕为朴，意亦可行之会乎？【杨氏曰】空言禁敕无用也，必实有清心寡欲之学者，乃能收还淳返朴之效。

马政

析因夷隩，先王之所以处人民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原注】左氏庄二十九年传。先王之所以处厩马也。

汉晁错言，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原注】师古曰，当为卒者免其三人，不为卒者复其钱。本传。文帝从之。故文景之富，众庶街巷有马，仟伯【原注】阡陌字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原注】汉书食货志。若乃塞之斥也，桥桃致马千匹。【原注】货殖传。班壹避墬，【原注】古地字。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原注】叙传。则民间之马其盛可知。武帝轮台之悔，乃修马复令。【原注】复卒三人之令。西域传。唐玄宗开元九年，诏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萌，能家畜十马以下，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赀。【原注】唐书兵志。古之人君，其欲民之有马如此。惟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马。【原注】魏书本纪，延昌元年六月戊寅，通河南牝马之禁。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杨氏曰】色目人谓女直、畏吾钦察、契丹等。汉民悉入官。敢匿与互市者罪之。【原注】元史本纪。实录言，永乐元年七月丙戌，上谕兵部臣曰，比闻民间马价腾贵，盖禁民不得私畜故也。汉文景时，闾里有马成群，民有即国家之有。其榜谕天下，听军民畜马勿禁。又曰，三五年后，庶几马渐蕃息。此承元人禁马之后，故有此谕。而洪熙元年正月辛巳，上申谕兵部，令民间畜官马者，二岁纳驹一匹，俾得以余力养私马。至宣德六年，有陕西安定卫土民王从义，畜马蕃息，数以来献。此则小为之而小效者也，然未及修汉唐复马之令也。

驿传

续汉舆服志曰，驿马三十里一置。史记，田横乘传诣洛阳，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是也。唐制亦然，【原注】唐书百官志，凡二十里有驿。白居易诗，从陕至东京，【原注】今陕州至河南府。山低路渐平。风光四百里，【原注】在今代为三百里。车马十三程是也。【原注】桑维翰对晋高祖言，大梁距魏不过十驿。其行或一日而驰十驿，岑参诗，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韩愈诗，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是也。【原注】天宝六载，敕自今左降官，日驰十驿以上。又如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丙寅，安禄山反于范阳。壬申，闻于行在所，时上在华清官，【原注】在今临潼县。六日而达。至德二载九月癸卯，广平王收西京。甲辰，捷书至行在，时上在凤翔府，一日而达。而唐制，赦书日行五百里，则又不止于十驿也。古人以置驿之多，故行速而马不弊。后人以节费之说，历次裁并，至有七八十里而一驿者，马倒官逃。职此之故，盍一考之前史乎？【原注】且如通州潞河驿，四十里至夏店驿，五十里至公乐驿，五十里至蓟州渔阳驿。今以夏店、公乐二驿并于三河，则一驿七十里矣，岂不劳乎？又如定州永定驿，五十里至西乐驿，四十五里至伏城驿，四十里至真定府恒山驿，犹仍旧贯。使并为三驿，亦必不堪其敝矣。

古人以三十里为一舍。左传，楚子入郑，退三十里而许之平。注以为退一舍。而诗言，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周礼遗人，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然则汉人之驿马三十里一置，有自来矣。【原注】史记晋世家注引贾逵曰，司马法从遁不过三舍，三舍九十里也。

国初，凡驿皆有仓。洪熙元年六月丙辰，河南新安知县陶镕奏，县在山谷，土瘠民贫，遇岁不登，公私无措。惟南关驿有储粮，臣不及待报，借给贫民一千七百二十八石。上嘉其称职。即此一事，而当时储畜之裕，法令之宽，贤尹益下之权，明主居高之听，皆非后世之所能及矣。然则驿之有仓，不但以供宾客使臣，而亦所以待凶荒艰厄，实周礼遗人之掌也。帖括后生，何足以知先王之政哉。

今时十里一铺，【原注】俗作铺。设卒以递公文。【原注】金史泰和六年初置急递铺，腰铃传递，日行三百里。大名府志，唐有银牌，宋熙宁有金宇牌，急脚递。岳飞奉诏班师，一日中十二金字牌是也。

孟子所云置邮而传命，盖古已有之。史记，白起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汉书黄霸传注，师古曰，邮亭书舍，谓传送文书所止处。

漕程

山堂考索载，唐漕制，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转运征敛送纳皆准程节其迟速，其三峡、砥柱之类不拘此限。此法可以不尽人马之力，而亦无逗留之患。今之过淮、过洪及回空之限，犹有此意，而其用车驴则必穷日之力而后止，以至于人畜两弊，岂非后人之急迫日甚于前人也与，然其效可睹矣。【汝成案】漕运始于秦汉，而转输之法则始于魏隋，而盛于唐宋，然率有利病。今观俊卿所述，在当时弊已如此，则云转般可济直达，恐不然矣。

行盐

松江李雯论盐之产于场，犹五谷之生于地，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则国与民两利。又曰，天下皆私盐，则天下皆官盐也。此论凿凿可行。丘仲深大学衍义补言复海运，而引杜子美诗，云帆转辽海，稉【原注】俗作粳。稻来东吴为证。余于盐法亦引子美诗云，蜀麻吴盐自古通。又曰，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又曰，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若如今日之法，各有行盐地界，吴盐安得至蜀哉！人人诵杜诗，而不知此故事。所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者也。

洪武三年六月辛巳，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长芦运至太和岭，路远费重。若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者，俱准盐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自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输之费省而军储充矣。从之。此中盐之法所自始。【沈氏曰】明史食货志，明之盐法莫善于开中。开中者，召商输粮于边而与之盐也。后其法亦行于内地。

唐刘晏为转运使，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时自许、汝、郑、邓之西皆食河东池盐，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东皆食海盐，晏主之。晏似为盐吏多则州县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始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季年乃六百万缗。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今日盐利之不可兴，正以盐吏之不可罢，读史者可以慨然有省矣。

行盐地分有远近之不同，远于官而近于私，则民不得不买私盐。既买私盐，则兴贩之徒必兴，于是乎盗贼多而刑狱滋矣。宋史言江西之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之汀州亦与虔接，虔盐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原注】又言，虔州官盐自淮南运致，卤湿杂恶，轻不及斤，而价至四十七钱。岭南盐贩入虔，以斤半当一斤，纯白不杂，卖钱二十，以故虔人尽食岭南盐。虔州即今赣州府。宋时屡议不定，今卒食广东盐。每岁秋冬，田事才毕，恒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斗格，或至杀伤，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元末之张士诚，以盐徒而盗据吴会。其小小兴贩，虽太平之世，未尝绝也。余少居昆山、常熟之间，为两浙行盐地，而民间多贩淮盐，自通州渡江，其色青黑，视官盐为善。及游大同，所食皆蕃盐，坚致精好。此地利之便，非国法之所能禁也。明知其不能禁，而设为巡捕之格，课以私盐之获，每季若干，为一定之额，此掩耳盗钟之政也。

宋嘉佑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职王嘉麟上书，请罢给茶本钱，纵园户贸易，而官收租钱，与所在征算，归榷货务，以偿边籴之费，可以疏利源而宽民力。仁宗从之。其诏书曰，历世之敝，一旦以除，着为经常，弗复更制。以是虽当王安石之时，而于茶法未有所变，其说可通之于盐课者也。

卷十一

权量

三代以来，权量之制，自隋文帝一变。杜氏通典言，六朝量三升当今一升，称三两当今一两，尺一尺二寸当今一尺。【原注】今谓实时。【钱氏曰】六典所谓大斗、大两、大尺也。左传定公八年正义曰，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周隋斗称于古三而为一。隋书律暦志言，梁陈依古斗，齐以古升五升为一斗，周以玉升一升当官斗一升三合四勺，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大业初依复古斗。梁陈依古称，齐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斤，【沈氏曰】案通典，梁武帝五铢钱，实重四铢三参二黍，其百奉则重一斤二两。齐文襄五铢钱，实重五铢，计一百文重一斤四两二十铢。较其多寡重轻，两相符合，则齐与梁并依古称也。而或以为于古二而为一，或以为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斤，岂称他物之称多异于钱称耶？周玉称四两当古称四两半，开皇以古称三斤为一斤，大业初依复古称。令考之传记，如孟子以举百钧为有力人，三十斤为钧，百钧则三千斤。晋书成帝纪，令诸郡举力人能举千五百斤以上者。史记秦始皇纪，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宫廷中。百二十斤为石，千石则十二万斤。汉旧仪祭天，养牛五岁，至二千斤。晋书南阳王保传，自称重八百斤。不应若此之重。考工记曰，爵一升，觚三升。【原注】仪礼特牲馈食礼注，觚二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则一豆矣。礼记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五献之尊，门外缶，门内壶，君尊瓦甒注，凡觞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壶大一石，瓦甒五斗。诗曰，我姑酌彼金垂。毛说，人君以黄金饰尊，大一硕，每食四簋。正义，簋，瓦器，容斗二升。不应若此之巨。周礼舍人，丧纪共饭米。注，饭，所以实口。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稻，皆四升。管子，凡食盐之数，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妇人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半。史记廉颇传，一饭斗米。汉书食货志，食人月一石半。【杨氏曰】十六国春秋前秦纪有三人食一石谷者。明江国公后吴铁舍，食面六十斤。赵充国传，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匈奴传，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不应若此之多！史记河渠书，可令亩十石。嵇康养生论，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晋书傅玄传，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至数十斛。今之收获最多亦不及此数。灵枢经，人食一日中五升。既夕礼，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二十两曰溢，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晋书宣帝纪，问诸葛公，食可几何？对曰，三四升。会稽王道子传，国用虚竭，自司徒以下，日廪七升。本皆言少，而反得多。是知古之权量比之于今，大抵皆三而当一也。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居鲁，奉粟六万。索隐曰，当是六万斗。正义曰，六万小斗，当今二千石也。比唐人所言三而当一之验。盖自三代以后，取民无制，权量之属，每代递增。至魏孝文太和十九年，诏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班之天下。【原注】魏书张普惠传，神龟中，上疏言，高祖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称，所以爱万姓，从薄赋，故海内之人歌舞以供其赋，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于上，亿兆乐于下。自兹以降，渐渐长阔，百姓嗟怨，闻于朝野。隋炀帝大业三年四月壬辰，改度量权衡并依古式。虽有此制，竟不能复古。至唐时，犹有大斗小斗，大两小两之名，而后代则不复言矣。【沈氏曰】齐民要术注云，其言一石，当今二斗七升。本草注，李杲曰，古云三两即今之一两，云二两即今之六钱半也。时珍曰，古一升即今之二合半也。

山堂考索，斛之为制，方尺而深尺。班志乃云其中容十斗，盖古用之斗小。

欧阳公集古录有谷口铜甬，始元四年左冯翊造，其铭曰，谷口铜甬容十斗，重四十斤。以今权量校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斗则三而有余，斤则三而不足。吕氏考古图汉好畤官厨鼎刻曰，重九斤一两。今重三斤六两，今六两当汉之一斤。又曰，轵家釜三斗弱，轵家甑三斗一升。当汉之一石，大抵是三而当一也。

古以二十四铢为两。五铢钱十枚，计重二两二铢。今称得十枚，当今之一两弱。【沈氏曰】依后五铢钱一条，此一两弱当作七钱弱，传写误也。又汉书王莽传言，天凤元年，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圜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顷富平民掊地，得货布一罂。所谓长二寸五分者，今钞尺之一寸六分有奇。广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者，今之五分。而二十五铢者，今称得百分两之四十二。【原注】俗云四钱二分。【沈氏曰】货布亦有重至四钱八分者，用行等称。行等即米平，比布政司等每两轻二分三厘。【又曰】唐会要云，开元通宝钱，径八分。杜氏通典云，开通元宝钱，每十钱重一两。是则今代之大于古者，量为最，权次之，度又次之矣。

晋书挚虞传，将作大匠陈勰，掘地得古尺。尚书奏，今尺长于古尺，宜以古为正。潘岳以为习用已久，不宜复改。虞驳曰，昔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时用。故参天两地，以正算数之纪。依律计分，以定长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则，故用之也有征。考步两仪，则天地无所隐其情。准正三辰，则悬象无所容其谬。施之金石，则音韵和谐。措之规矩，则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万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长于古尺几于半寸，乐府用之，律吕不合。史官用之，历象失占。医署用之，孔穴乖错。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征，皆絓阂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从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训，谨权审度。今两尺并用，不可谓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谓之谨。不同不谨，是谓谬法，非所以轨物垂则，示人之极。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难变。有改而致烦，亦有变而之简。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长短非人所恋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于得，反邪于正，一时之变，永世无二，是变而之简者也。宪章成式，不失其旧物。季末苟合之制，异端杂乱之用，宜以时厘改，贞夫一者也。臣以为宜如所奏。【沈氏曰】宋史律暦志云，周显德中，王朴始依周法，以矩黍校正尺度，长九寸，虚径三分，为黄锺之管，作律准以宣其声。宋干德中，太祖以雅乐声高，诏有司重加考正。时判太常寺和岘言，西京铜望臬尺寸可校古法。即今司天台影表铜臬下石尺是也。及以朴所定尺比校，短于石尺四分，则声乐之高盖由于此。况影表测于天地，则管律可以准绳。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并黄锺九寸之管，命工人校其声，果下于朴所定管一律。又内出上党羊头山秬黍，累尺校律，亦相符合。遂下尚书省集官详定，众议佥同。由是重造十二律管，自此雅音和畅。又云，宋既平定四方，凡新邦悉颁度量于其境，其伪俗尺度逾于法制者去之。干德中，又禁民间造者，由是尺度之制尽复古焉。又云，太祖受禅，诏有司精考古式，作为嘉量，以颁天下。其后定西蜀，平岭南，复江表，臬浙纳土，并汾归命。凡四方斗斛不中式者皆去之，嘉量之器悉复升平之制焉。

大斗大两

汉书货殖传，黍千大斗。师古曰，大斗者，异于量米粟之斗也。是汉时已有大斗，但用之量粗货耳。

唐六典，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为龠，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钱氏曰】据隋书律暦志，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古称三斤为一斤。则大斗大两始于隋开皇间，唐初沿而不改耳。十斗为斛。凡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原注】应劭曰，十黍为絫，十絫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凡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锺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大者。按唐时权量是古今小大并行，太史、太常、太医用古，【原注】杜氏通典云，贞观中，张文收铸铜斛、称、尺，以今常用度量校之，尺当六之五，衡量皆三之一。旧唐书代宗纪，大暦十年八月，太常寺奏，诸州府所用斗称，当寺给铜斗称，州府依样制造而行。从之。通典载诸郡土贡，上党郡贡人参三百小两，高平郡贡白石英五十小两，济阳郡贡阿胶二百小斤，鹿角胶三十小斤，临封郡贡石斛十小斤，南陵郡贡石斛十小斤，同陵郡贡石斛二十小斤。此则贡物中亦有用小斤小两者，然皆汤药之用。他有司皆用今。久则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废矣。

宋沈括笔谈曰，予受诏考锺律及铸浑仪，求秦汉以来度量，计六斗当今之一斗七升九合，称三斤当今十三两。是宋时权量又大于唐也。【沈氏曰】阎百诗云，古量甚小，其数可考者，大约汉二斗七升当今五升四合。然则古之五才当今之一也。【又日曰】汉权有重四斤者，实当今十三两弱。彤以司等亲较之。【赵氏曰】笔谈又云，汉之一斛当今二斗七升，百二十斤为石，当今三十二斤。可见汉时斗称之制已大于古。

元史言，至元二十年，颁行宋文思院小口斛。又言，世祖取江南，命输米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当今七斗故也。是则元之斗斛又大于宋也。

汉禄言石

古时制禄之数，皆用斗斛。左传言，豆区釜锺，各自其四，以登于釜。论语，与之釜，与之庾。孟子，养弟子以万锺。皆量也。汉承秦制，始以石为名。【原注】韩非子，王因收吏玺，自三百石已上，皆效之。子之是时即以石制禄。史记燕世家同。【赵氏曰】石本权衡之数也。汉律暦志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是石乃权之权数。至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升，十斗为斛，则斛乃量之极数。乃俗以五斗为斛，两斛为石，是以权之极数为量之极数，殊岐误。然汉时米谷之量已以石计，如二千石、六百石之类是也。又管子禁藏篇，民率三十亩，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国策，燕哙让国子之，自吏三百石以上，悉予之。又汉书食货志，李悝之论日，一夫田百亩，每亩岁收一石半云云，则斗斛之以石计，自春秋战国时已然。又案古时一石重一百二十斤，与一斛之数不甚相远。古时十斗为斛，一斛即是一石。后世五斗为斛，两斛为一石，宋时已然。故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而三公号万石。百二十斤为石，是以权代量。然考续汉百官志所载月奉之数，则大将军、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以至斗食奉月十一斛，又未尝不用斛。所谓二千石以至百石者，但以为品级之差而已。【原注】汲黯传注，如淳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岁凡得千八百石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岁几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今人以十斗为石，本于此。不知秦时所为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撞万石之锺，县石铸锺虡，衡石程书之类，皆权也，非量也。惟白圭传，谷长石斗，淳于髡传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对斗言之，是移权之名于量尔。

蘖梦得岩下放言，名生于实，凡物皆然。以斛为石，不知起何时，自汉以来始见之。石本五权之名，汉制重百二十斤为石，非量名也。【杨氏曰】说苑，十六黍为豆，六豆为铢，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千二百黍为龠，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石。以之取名赋禄，如二千石之类，以谷百二十斤为斛，犹之可也。若酒言石，酒之多少本不系谷数，从其取之醇醨。以今准之，酒之醇者，斛止取七斗或六斗。而醨者，多至于十五六斗。若以谷百二十斤为斛，【沈氏曰】左传襄十七年疏，古者一斛百二十斤，一斗十二斤，一升十九两二分。酒从其权名，则当为酒十五六斗。从其量名，则斛当谷百八九十斤，进退两无所合。是汉酒言石者，未尝有定数也。【原注】谢肇淛谓，古者爵容一升，十爵为斗，百爵为石。以考工记一献三酬之说准之，良然。昔人未详此义。至于面言斛石，面亦未必正为麦百二十斤，而麦之实又有大小虚实。然沿袭至今，莫知为非。及弓弩较力，言斗言石，此乃古法。打锤以斤为别，而世反疑之。乃知名实何常之有。

史记货殖传，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变皮言石，亦互文也。凡细而轻者则以皮计，粗而重者则以石计。

以钱代铢

古算法，二十四铢为两。汉轵家釜铭，重十斤九铢。轵家甑铭，重四斤廿铢是也。近代算家不便，乃十分其两，而有钱之名。此字本是借用钱币之钱，非数家之正名，【沈氏曰】犹今北方买米者，不言升，但言碗也。【又曰】通典选举三注云，弓用一石力，箭重六钱。簿领用之可耳，今人以入文字，可笑。唐书，武德四年，铸开通元宝，径八分，重二铢四絫。【原注】絫或作参。沈存中曰，今蜀部亦以十参为一铢，参乃古之絫字。积十钱重一两，得轻重大小之中。所谓二铢四絫者，今一钱之重也。后人以其繁而难晓，故代以钱字。【沈氏曰】今一钱之重，当古七铢二。

度量皆以十起数，惟权则以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今人改铢为钱，而自两以上则累百、累千以至于万，而权之数亦以十起矣。汉制，钱言铢，金言斤，其名近古。【汝成案】度量起算皆以秬黍，由寸递揣，丈尺可知。自龠至斛，亦可等加。权始于龠，则变多寡为重轻，其数难齐。是以百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赵朱改铢为钱，十钱为两，而斤与钧石如初，则起算虽殊，积两何异？亦犹日法万分，象限九十，通其强弱，盈虚自合云尔。

宋史律暦志，太宗淳化三年三月，诏曰，书云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国经而立民极也。国家万邦咸乂，九赋是均。顾出纳于有司，系权衡之定式。如闻秬黍之制，或差毫厘，锤钩为奸，害及黎庶，宜令详定称法，着为通规。事下有司。监内藏库崇仪使刘蒙、刘承珪言，太府寺旧铜式，自一钱至十斤，凡五十一，轻重无准。外府藏受黄金，必自毫厘计之。式自钱始，则伤于重。遂寻本末，别制法物。至景德中，承珪重加参定，而权衡之制益为精备。其法盖取汉志子谷秬黍为则，广十黍以为寸，从其大乐之尺【原注】秬黍，黑黍也。乐尺，自黄锺之管而生也。谓以秬黍中者为分寸轻重之制。就成二术。【原注】二术，谓以尺黍而求牦絫。因度尺而求牦，【原注】度者，丈尺之总名。谓因乐尺之原起于黍，而成于寸。析寸为分，析分为牦，析牦为毫，析毫为丝，析丝为忽。则十忽为一丝，十丝为一毫，十毫为一牦，十牦为一分。自积黍而取絫，【原注】从积黍而取絫，则十黍为絫，十絫为铢，二十四铢为两。絫铢皆以铜为之。以牦絫造一钱半及一两等二称。各悬三毫，以星准之。等一钱半者，以取一称之法。其衡合乐尺一尺二寸，重一钱，锤重六分，盘重五分。初毫星准半钱，至梢总一钱半，析成十五分，分列十牦。【原注】第一毫下等半钱，当十五牦，若十五斤称等五斤也。【沈氏曰】十五牦当作百五十牦。中毫至梢一钱，析成十分，分列十牦。末毫至梢半钱，析成五分，分列十牦。等一两者亦为一称之则，其衡合乐尺一尺四寸，重一钱半，锤重六钱，盘重四钱。初毫至梢布二十四铢，下别出一星，星等五絫。【原注】每铢之下复出一星，等五絫。则四十八星，等二百四十絫。计二千四百絫为一两。【沈氏曰】四百絫之絫当作黍。中毫至梢五钱，布十二铢，铢列五星，星等二絫。【原注】布十二铢为五钱之数，则一铢等十絫，都等一百二十絫为半两。末毫至梢六铢，铢列十星，星等一絫。【原注】每星等一絫，都等六十絫，为二钱半。以御书真草行三体。淳化钱较定，实重二铢四絫，为一钱者。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为一称之则。其法初以绩黍为准，然后以分而推忽，为定数之端。故自忽、丝、毫、厘、黍、絫、铢，各定一钱之则。【原注】谓皆定一钱之则，然后制取等称也。忽万为分，【原注】以一万忽为一分之则，以十万忽定为一钱之则。忽者，吐丝为忽。分者，始微而着，言可分别也。丝则千，【原注】一千丝为一分，以一万丝定为一钱之则。毫则百，【原注】一百毫为一分，以一千毫定为一钱之则。毫者，牦毛也。自忽、丝、毫三者，皆断骥尾为之。牦则十。【原注】一十牦为一分，以一百牦定为一钱之则。牦者，牦牛尾毛也。曳赤金成丝以为之也。转以十倍倍之，则为一钱。【原注】转以十倍倍之，谓自一万忽至十万忽之类，定为之则也。黍以二千四百枚为一两，【原注】一龠容千二百黍，为十二铢，则以二千四百黍定为一两之则。两者以二龠为两。絫以二百四十，【原注】谓以二百四十絫定为一两之则。铢以二十四，【原注】转相因成，十絫为铢，则以二百四十絫定成二十四铢，为一两之则。铢者，言殊异也。遂成其称。称合黍数，则一钱半者，计三百六十黍之重，列为五分，【沈氏曰】五分上当有十字。则每分计二十四黍。又每分析为一十牦，则每牦计二黍十分黍之四，【原注】以一牦分二十四黍，则每牦先得二黍，都分成四十分，则一牦又得四分，是每牦得二黍十分黍之四。每四毫一丝六忽有差为一黍，则牦絫之数极矣。【沈氏曰】牦絫之牦当作黍。一两者，合二十四铢，为二千四百黍之重。每百黍为铢，二百四十黍为二铢四絫，二铢四絫为钱，二絫四黍为分，一絫二黍重五牦，六黍重二牦五毫，三黍重一牦二毫五丝，则黍絫之数成矣。先是，守藏吏受天下岁输金币而太府权衡旧式失准，得因之为奸，故诸道主者坐逋负而破产者甚众。又守藏更代，校计争讼，动必数载。至是新制既定，奸弊无所措，中外以为便。【原注】度量权衡，皆太府掌造，以给内外官司及民间之用。凡遇改元，即令更造，各以年号印而识之。其印有方印、长印、八角印、笏头印之别，所以明制度而防伪滥也。是则今日以十分为钱，十钱为两，皆始于宋初所谓新制者也。

十分为钱

古时分乃度之名，非权之名。说文，寸，十分也。隋书律暦志引易纬通卦验，十马尾为一分。说苑，度量权衡以粟生。十粟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原注】淮南子注同。孙子算术，蚕所吐丝为忽，十忽为秒，十秒为毫，十毫为牦，十牦为分，十分为寸。汉书律暦志，本起黄锺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黍为黄锺之长，一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此皆度之名。淮南子，十二蔈而当一粟，【原注】宋书律志作●。十二粟而当一分，十二分而当一铢，十二铢而当半两，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石。此则权之名。【原注】史记大宛传，善市贾，争分铢。然以十二分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则小于今之为分者多矣。【赵氏曰】分、牦、毫、丝，忽，本亦度之名，孙子算经所云是也。宋太宗诏更定权衡之式，崇仪使刘蒙、刘承珪等乃取乐尺积黍之法移于权衡，于是权衡中有忽、丝、毫、牦、分、钱之数，此近代两、钱、分、厘，毫、忽、丝之所由起也。今俗权货物者曰称，权金银者曰等。宋初皆谓之称，刘承珪所定铢二十四，遂成其称是也。元丰后，乃有等子之名。

陶隐居名医别录曰，古称惟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李杲曰，六铢为一分，即今之二钱半也。此又以二钱半为分，则随人所命而无定名也。

黄金

汉时黄金上下通行。故文帝赐周勃至五千斤，宣帝赐霍光至七千斤，而武帝以公主妻栾大，至赍金万斤，【原注】汉书作十万斤。卫青出塞，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原注】古来赏赐之数莫侈于元。成宗即位，赐驸马蛮子带银七万六千五百两，阔里吉思一万五千四百五十两，高丽王王昛三万两。其定诸王朝会赐与，有至金千两，银七万五千两者。梁孝王薨，藏府余黄金四十余万斤，馆陶公主近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发，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匹，乃白之。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府受直。至其将败，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而后汉光武纪言，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是民间亦未尝无黄金也。董卓死，坞中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昭烈得益州，赐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金各五百斤，银千斤。南齐书萧颖胄传，长沙寺僧业富沃，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历相传付，称为下方黄铁，莫有见者。颍胄起兵，乃取此龙以充军实。梁书武陵王纪传，黄金一斤为饼，百饼为簉，至有百簉。银五倍之。自此以后，则罕见于史。尚书疏，汉魏赎罪，皆用黄金。后魏以金难得，令金一两收绢十匹。今律乃赎铜。

宋太宗问学士杜镐曰，两汉赐予多用黄金，而后代遂为难得之货，何也？对曰，当时佛事未兴，故金价甚贱。今以目所睹记及会典所载国初金价推之，亦大略可考。会典钞法卷内云，洪武八年，造大明宝钞，每钞一贯，折银一两。每钞四贯，易赤金一两。是金一两当银四两也。征收卷内云，洪武十八年，令凡折收税粮，金每两准米十石，银每两准米二石。是金一两当银五两也。三十年，上曰，折收逋赋，欲以苏民困也。今如此其重，将愈困民。更令金每两准米二十石，银每两准米四石。然亦是金一两当银五两也。永乐十一年，令金每两准米三十石，则当银七两五钱矣。又令交址召商中盐，金一两，给盐三十引，则当银十两矣。【沈氏曰】周安期杂稿云，金陀续编中有绍兴四年，朝省行下事件省札内一项，于行在榷货务，支银一十万两，每两二贯五百文。金五千两，每两三十贯。二项计准钱四十万贯。可见当时每钱一贯，止值银四钱。每金一两，却值银十二两。岂非承平以后，日事侈靡，上白宫掖，下逮勋贵，用过乎物之故与？【原注】辽张孝杰为北府宰相，贪货无厌，尝曰，五百万两黄金，不足为宰相家。幼时见万历中赤金止七八换，崇祯中十换，【原注】天启中，权奄用事，百官献媚者皆进金卮，金价渐贵。江左至十三换【汝成案】元本十三换下有以后贱至六换，而今又十三换十二字。矣。投珠抵璧之风，将何时而见与？

汉书食货志，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银一流，直千。是金价亦四五倍于银也。【原注】方勺泊宅编云，当时黄金一两才直钱六百，朱提银一两才直钱二百。元史，至大银钞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是金价十倍于银也。

史记平凖书，一黄金一斤。【原注】汉书食货志黄金方寸而重一斤。庄子百金注，李曰，金方寸重一斤，百金，百斤也。汉书韦贤传赐黄金百斤。元成诗曰，厥赐祁祁，百金洎馆是也。臣瓒曰，秦以一镒为一金，【原注】孟康曰，二十四两曰镒。汉以一斤为一金。是汉之金已减于秦矣。汉书食货志，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惠帝纪注，师古曰，诸赐金不言黄者，一斤与万钱。【原注】王莽传，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公羊隐公五年传，百金之鱼注，百金犹百万也。古以金重一斤，若今万钱。

古来用金之费，如吴志刘繇传，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何姬传注引江表传，孙皓使尚方以金作华燧、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宫人着以相扑，朝成夕败，辄出更作。魏书释老志，兴光元年，敕有司，于五缎大寺内为大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天安中，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齐书东昏侯本纪，后宫服御，极选珍奇，府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民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输金，以为金涂，犹不能足。唐书敬宗纪，诏度支进铜三千斤，金薄【原注】即箔字。十万，翻修清思院新殿及升阳殿图障。五代史闽世家，王昶起三清台三层，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大上老君像。宋真宗作玉清昭应宫，甍棋栾楹，全以金饰，所费巨亿万，虽用金之数亦不能全计。金史海陵本纪，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金屑飞空，如落雪。元史世祖本纪，建大圣寿万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饰之，凡费金五百四十两有奇，水银二百四十斤。又言，缮写金字藏经，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两。【原注】吴澄传言，粉黄金为泥，写浮屠藏经。泰定帝纪，泰定二年七月庚午，以国用不足，罢书金字藏经。时于云南立造卖金箔规措所。此皆耗金之由也。杜镐之言，颇为不妄。草木子云，金一为箔，无复再还元矣。故南齐书武帝纪，禁不得以金银为箔。【原注】宋史真宗纪，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丙午，申明不许以金银为箔之制。仁宗纪，康定元年八月戊戌，禁以金箔饰佛像。哲宗纪，元佑二年九月丁卯，禁私造金箔。刘庠传，仁宗外家李珣，犯销金法，庠奏言，法行当自贵近始。从之。金史世宗纪，大定七年七月戊申，禁服用金线，其织卖者皆抵罪。元史仁宗纪，至大四年三月辛卯，禁民间制金箔、销金、织金。而太祖实录言，上出黄金一锭，示近臣曰，此表笺袱盘龙金也。令官人洗涤销熔得之。呜呼，俭德之风远矣！

银

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汉书食货志言，秦并天下，币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寻废不行。【原注】谢肇淛曰，汉银八两，直钱一千。当时银贱而钱贵，今银一两即直千钱矣。【阎氏曰】按孝武始造白金三品，乃杂铸银锡为之，此即汉书安息国以银为钱之制，竟认作银，非。其文有龙、有马、有龟，所直各不同。王莽即真始直用银，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旧唐书，宪宗元和三年六月诏曰，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原注】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奏云，去二月中，奉宣令进盝子，计用银九千四百余两。其时贮备都无二三百两。然考之通典，谓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而唐韩愈奏状亦言，五岭买卖一以银。元稹奏状言，自岭已南，以金银为货币。自巴已外，以盐帛为交易。黔巫溪峡用水银、朱砂、缯彩、巾帽以相市。【原注】杜氏通典载唐度支岁计之数，粟则二千五百余万石，布绢绵则二千七百余万端，屯疋钱则二百余万贯，未尝有银。其土贡则贵州贡银百两，鄂、新、党三州各贡银五十两，贺州贡银三十两，邵、端、昭、潘、辨、高、龚、浔、严、封、春、罗、牢、窦、横、象、泷、藤、平、琴、廉、义、柳、勤、康、恩、崖、万安二十七州，各贡银二十两。是唐人以银为贡，而不以为赋也。张籍诗，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宋史仁宗纪，景佑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于是有以银当缗钱者矣。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原注】旧唐书哀帝纪，内库出方圆银二千一百七十二两，充见任文武常参官救接。是知前代银皆是铸成。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昴。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又云，更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阎氏曰】按绍兴岁币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又縻费银一千三百余两，非上下用银之事乎？何必金。大抵北宋所著书，上下用银，已不计其数矣。【赵氏曰】秦并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为上币，余皆用钱。其珠玉、龟贝、银锡只为器饰，不用为币。汉初因之。然鼌错言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而在于把握，可以周四海，而无饥寒之患。则是时虽不用银，而银与金珠同贵可知。汉武元狩四年，造白金为币。白金乃银锡所造，有三品，其一曰白撰，重八两，其文龙，直三千。次曰以重，其文马，直五百。次曰复小，其文龟，直三百。吏民盗铸者，不可胜数。则已有用之者。然岁余，终废不行。王莽又制为银货，与钱货并行，而民间仍以五铢钱交易。魏文帝时，并罢钱，令民以谷帛相易。六朝则钱、帛兼用，而帛之用较多。此历代未用银之证也。文献通考，萧梁时，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交易。后周时，西河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此盖用银之始，然但行于边，而中土尚未行，唐则并禁用银矣。五代史，后唐庄宗将败，谕军士曰，适报魏王严蜀，得金银五十万，当悉给尔等。又李继韬既反复降，其母杨氏善蓄财，乃赍银数十万两至京师，厚赂庄宗之宦官、伶人，并赂刘皇后，继韬由是得释。慕容彦超至作伪银以射利。则其时民间皆已用银可知。

今民间输官之物皆用银，而犹谓之钱粮。盖承宋代之名，当时上下皆用钱也。

国初所收天下田赋，未尝用银，惟坑冶之课有银。实录于每年之终记所入之数，而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银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至宣德五年，则三十二万二百九十七两。岁办视此为率，【原注】按宋苏辙元佑会计录，岁入银止五万七千两。元史成宗纪右丞相完泽言，岁入银止六万两。而宣德五年，奏温、处二府，平阳、丽水等五县，银额至八万七千八百两，盖所开坑冶渐多。当日国家固不恃银以为用也。【慕氏曰】自庸调废而两税法兴，民力之输纳无复本色之供，国用之征求惟以金钱为急，上下相寻，惟乏金是患。然银两之所由生，一则矿砾之银，一则番舶之银。本朝顺治六七年间，海禁未设，见市井贸易多以外国银钱，各省流行，所在多有。自一禁海之后，绝迹不见，是塞财源之明验也。【程方伯曰】天下大利在洋，而大害亦在洋。诸番所产之货，皆非中国所必需，每岁约值千万金。若以货易货，不必以实银交易，于中国尚无所妨。惟鸦片一物，伤吾民命，耗吾财源，每岁不下数百万金，皆潜以银交易，有去无来。中国土地所产，岁有几何？不数十年，中国之白金竭矣。【汝成案】近来民间盛行洋钱，几代制钱、白金之半。将见数十年之后，白金尽为外洋所换，而海内之财源竭矣。流弊之极，不可不为之禁也。故吴兰修曰，凡夷船出口，止准带光面洋银，其内地戳印银，照纹银例一体严禁。夫法制峻立，烦扰空滋，矧兹辽阔，岂易津逻？窃意因势惠威，随俗闭纵，柔远不伤，阑出自绝。必有采此说而善为高下者矣。至正统三年，以采办扰民，始罢银课，封闭坑穴，而岁入之数不过五千有余。九年闰七月戊寅朔，复开福建、浙江银场，【原注】是年采纳已六万七千一百八十两。乃仓粮折输变卖，无不以银。后遂以为常货，盖市舶之来多矣。

太祖实录，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货交易，违者治其罪。有告发者，就以其物给之。其立法若是之严也。九年四月己丑，许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今年租税。十九年三月己巳，诏岁解税课钱钞，有道里险远难致者，许易金银以进。五月己未，诏户部，以今年秋粮及在仓所储，通会其数，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银布绢钞，定输京师。此其折变之法虽暂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正统元年八月庚辰，命江南租税折收金帛。【原注】会典言浙江，江西、湖广三布政司，直隶、苏、松等府。先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奏，行在各卫官员俸粮，在南京者，差官支给，本为便利。【原注】是时京官俸粮并于南京支给。但差来者，将各官俸米贸易物货，贵买贱酬，十不及一，朝廷虚费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令该部会议岁禄之数，于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不通舟楫之处，各随土产折收布绢、白金，赴京充俸。巡抚江西侍郎赵新亦言，江西属县有僻居深山，不通舟楫者，岁赍金帛于通津之处易米，上纳南京。设遇米贵，其费不赀。今行在官员俸禄于南京支给，往返劳费，不得实用。请令江西属县量收布绢或白金，类销成锭，运赴京师，以准官员俸禄。少保兼户部尚书黄福亦有是请。至是行在户部复申前议，上曰，祖宗尝行之否？尚书胡●等对曰，太祖皇帝尝行于陕西，每钞二贯五百文折米一石，黄金一两折二十石，白金一两折四石，绢一匹折一石二斗，布一匹折一石，各随所产，民以为便。后又行于浙江，民亦便之。上遂从所请，【原注】每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远近称便。然自是仓廪之积少矣。【原注】已上实录全文。二年二月甲戌，命两广、福建当输南京税粮，悉纳白金，有愿纳布绢者听。于是巡抚南直隶、行在工部侍郎周忱奏，官仓储积有余。其年十月壬午，遣行在通政司右通政李畛，往苏、常、松三府，将存留仓粮七十二万九千三百石有奇，卖银准折官军俸粮。三年四月甲寅，命粜广西、云南、四川、浙江陈积仓粮。遂令军民无挽运之劳，而囷庾免陈红之患，诚一时之便计也。

自折银之后，不二三年，频有水早之灾，而设法劝借至千石以上以赈凶荒者谓之义民，诏复其家。至景泰间，纳粟之例纷纷四出，相传至今，而国家所收之银不复知其为米矣。

唐书言，天宝中，海内丰炽，州县粟帛举巨万。杨国忠判度支，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余九年食。今天下太平，请在所出滞积，变轻赍，内富京师。又悉天下义仓及丁租地课，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当日诸臣之议，有类于此，踵事而行，不免太过。相沿日久，内实外虚。至祟祯十三年，郡国大祲，仓无见粟，民思从乱，遂以亡国。

宣德中，以边储不给，而定为纳米赎罪之令，其例不一。正统三年八月，从陕西按察使陈正伦之请，改于本处纳银，解边易米。杂犯死罪者，纳银三十六两，三流二十四两，徒五等视流递减三两，杖五等一百者六两，九十以下及笞五等俱递减五钱。此今日赎锾之例所由始也。

正统十一年九月壬午，巡抚直隶工部左侍郎周忱言，各处被灾，恐预备仓储赈济不敷，请以折银粮税悉征本色，于各仓收贮。俟青黄不接之际，出粜于民。以所得银上纳京库，则官既不损，民亦得济。从之。此文襄权宜变通之法，所以为一代能臣也。

以钱为赋

周官太宰，以九赋敛财贿。注，财，泉【原注】古钱字。谷也。又曰，赋口率出泉也。【原注】方回古今考不然此说。荀子言，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而汉律有口算。【原注】孝惠纪注，汉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此则以钱为赋，自古有之，而不出于田亩也。唐初，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布，未尝用钱。自两税法行，遂以钱为惟正之供矣。【任氏曰】行钱之法，惟曰钱粮纳钱。自明季以来，尽数纳银，钱于是铸而不行。顺治中，有钱粮纳钱之议，又有银七钱三之令。而钱准存留，不准起运，则终不纳钱也。是故钱之行必自钱粮始，钱粮必自起运始。除金花外，可尽数纳钱，即或银三钱七，或中半银钱，皆以起运为率。则有司不得不纳钱。有司纳钱，则民自乐输钱。小民输钱，则民间钱价自平。

孟子有言，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使余粮栖亩，斗米三钱，而输将不办，妇子不宁，民财终不可得，而阜民德终不可得而正，何者？国家之赋不用粟而用银，舍所有而责所无故也。夫田野之氓，不为商贾，不为官，不为盗贼，银奚自而来哉！此唐宋诸臣每致叹于钱荒之害，而今又甚焉。非任土以成赋，重穑以帅民，而欲望教化之行，风俗之美，无是理矣。

白氏长庆集策曰，夫赋敛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计夫家以出庸。租庸者，谷帛而已。今则谷帛之外，又责之以钱。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业于农者何从得之？至乃吏胥追征，官限迫蹙，则易其所有以赴公程。当丰岁则贱粜半价，不足以充缗钱。遇凶年则息利倍称，不足以偿逋债。丰凶既若此，为农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垄罢人望岁勤力者，日以贫困。劳逸既悬，利病相诱，则农夫之心尽思释耒而倚市，织妇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污莱，室如悬罄。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郁。天时虚运，而岁功不成。臣尝反复思之，实由谷帛轻而钱刀重也。夫籴甚贵，钱甚轻则伤人。籴甚贱，钱甚重则伤农。农伤则生业不专，人伤则财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贵贱，调节其重轻，使百货通流，四人交利，然后上无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国府，或滞于私家。若复日月征取，岁时输纳，臣恐谷帛之价转贱，农桑之业转伤，十年以后，其弊必更甚于今日矣。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计谷帛为租庸，以石斗登降为差，以匹丈多少为等，但书估价，并免税钱，则任土之利载兴，易货之弊自革。弊革则务本者致力，利兴则趋末者回心。游手于道涂市肆者，可易业于西成。托迹于军籍释流者，可返躬于东作。所谓下令如流水之原，系人于包桑之本者矣。

赠友诗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兵兴一变法，兵息遂不还。使我农桑人，憔悴畎亩间。谁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权。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

李翱集有疏改税法一篇言，钱者，官司所铸。粟帛者，农之所出。今乃使农人贱卖粟帛，易钱入官，是岂非颠倒而取其无者邪？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请一切不督见钱，皆纳布帛。

宋时岁赋亦止是谷帛，其入有常物，而一时所需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当，谓之折变。【原注】景佑初，诏户在第九等免折变。熙宁中，张方平上疏言，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又缘青苗助役之法，农民皆变转谷帛，输纳见钱。钱既难得，谷帛益贱。人情窘迫，谓之钱荒。【原注】司马光亦言，江淮之南，民间乏钱，谓之钱荒。苏轼亦言，免役之害，聚敛民财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绍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赋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愿诏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罚。民有粜不售者，令常平就籴，异时岁歉，平价以粜。庶于民无伤，于国有补。从之。而真宗时，知袁州何蒙请以金折本州岛二税，上曰，若是将尽废耕农矣。不许。是宋时之弊亦与唐同，而折银之见于史者，自南渡后始也。

解缙太平十策言，及今丰岁，宜于天下要害之处，每岁积粮若干。民乐近输，而国受长久之利，计之善者也。【杨氏曰】凡积谷者皆富人，有谷而贱粜者皆贫人也。贱粜者必贵籴，富益富而贫益贫由此矣。顾氏之说，上操其柄，而出入之际，又不至低昂之悬绝，其法之良乎。【又曰】如此只须停一年解京之银，便得无穷之利。愚以为天下税粮，当一切尽征本色。除漕运京仓之外，其余则储之于通都大邑。而使司计之臣略仿刘晏之遗意，量其岁之丰凶，稽其价之高下，粜银解京，以资国用。一年计之不足，十年计之有余。小民免称贷之苦，官府省敲扑之烦，郡国有凶荒之备，一举而三善随之矣。

先生钱粮论略曰，古天下之所为富者，菽粟而已。为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钱权之。然自三代以至于唐，所取于民者，粟帛而已。自杨炎两税之法行，始改而征钱，而未有银也。汉志言秦币二等，而银锡之属施于器饰，不为币。自梁时始有交广以金银为货之说。宋仁宗景佑二年，始诏诸路岁收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广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章宗，始铸银，名之曰承安宝货，公私同见钱用。哀宗正大间，民但以银市易，而不用铸。至于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岁课之数为银至少。然则国赋之用银，盖不过二三百年间耳。今之言赋，必曰钱粮。夫钱，钱也。粮，粮也。亦乌有所谓银哉？且天地间银不益增，而赋则加倍，此必不供之数也。昔者唐穆宗时，物轻钱重，用户部尚书杨于陵之议，令两税等钱皆易以布帛丝纩，而民便之。【原注】旧唐穆宗纪，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兵部尚书杨于陵，总百寮钱货轻重之议，取天下两税、榷酒、盐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产物充税，并不征见钱。则物渐重，钱渐轻，农人见免贱卖匹段。请中书门下、御史台诸司官长重议施行。从之。吴徐知诰从宋齐邱言，以为钱非耕桑所得，使民输钱，是教之弃本逐末也，于是诸税悉收谷帛、紬绢。是则昔人之论取民者，且以钱为难得也，以民之求钱为不务本也，而况于银乎？若度土地之宜，权岁入之数，酌转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间，凡州县之不通商者，令尽纳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征钱。钱自下而上，则滥恶无所容，而钱价贵，是一举而两利焉。无蠲赋之亏，而有活民之实。无督责之难，而有完逋之渐。今日之计莫便乎此。夫树谷而征银，是畜羊而求马也。倚银而富国，是倚酒而充饥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于国与民交尽，是其计出唐宋之季诸臣之下也。

又曰，自古以来，有国者之取于民为已悉矣，然不闻有火耗之说。火耗之所由名，其起于征银之代乎？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县之赋繁矣，户户而收之，铢铢而纳之，不可以琐细而上诸司府，是不得不资于火。有火则必有耗，所谓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贱丈夫焉，以为额外之征，不免干于吏议。择人而食，未足厌其贪惏，于是藉火耗之名，为巧取之术。【汝成案】贵州提督杨天纵疏，正杂钱粮，每两明加火耗二钱，实有加至四五钱不等。且市政司衙门，每兑收银百两，加轻平银五两。若收钱则无羡余，是以不行收纳。盖不知起于何年，而此法相传，代增一代，官重一官，以至于今。于是官取其赢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输国之十。里胥又取其赢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输国之十。其取则薄于两而厚于铢，其征收之数，两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长者也。铢者，必其穷下户也。虽多取之，不敢言也。于是两之加焉十二三，而铢之加焉十五六矣。薄于正赋而厚于杂赋，正赋耳目之所先也，杂赋其所后也。于是正赋之加焉十二三，而杂赋之加焉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谓之羡余。贡诸节使，谓之常例。责之以不得不为，护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时者矣。愚尝久于山东，山东之民无不疾首蹙额，而诉火耗之为虐者。独德州则不然，问其故，则曰，州之赋二万九千，二为银，八为钱也。钱则无火耗之加，故民力纾于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贤，里胥皆善人也，势使之然也。又闻长者言，近代之贪吏倍甚于唐宋之时，所以然者，钱重而难运，银轻而易赍，难运则少取之而以为多，易赍则多取之而犹以为少。非唐宋之吏多廉而今之吏贪也，势使之然也。然则银之通，钱之滞。吏之宝，民之贼也！在有明之初，尝禁民不得行使金银，犯者准奸恶论。夫用金银，何奸之有？有重为之禁者，盖逆知其弊之必至此也。当时市肆所用皆唐宋钱，而制钱则偶一铸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货弱而害金兴，市道穷而伪物作，国币夺于上，民力殚于下。使陆贽、白居易、李翱之流而生今日，其咨嗟太息必有甚于唐之中叶者矣。【原注】陆贽上均节财赋六事，其二言，凡国之赋税，必量人之力，任上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缯纩与百谷而已。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定泉布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弛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则谷帛者，人之所为也。钱货者，官之所为也。是以国朝着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曷尝有以钱为赋者哉！今之两税独异旧章，但估资产为差，使以钱谷定税，唯计求得之利宜，靡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成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汝成案】先生自注尚有李氏翱疏改税法、白氏居易赠友诗二条，已见前，故未录。又前注引旧唐书穆宗纪云云，考新旧唐书杨于陵传，穆宗即位，迁户部尚书。旧纪作兵部者，误也。先生论中作户部，注承未改云。曰，子以火耗为病于民也，使改而征粟米，其无淋尖踢斛，巧取于民之术乎？曰，吾未见罢任之仓官，宁家之斗级，负米而行者也，必鬻银而后去。有两车行于道，前为钱，后为银，则大盗之所睨常在其后车焉。然则岂独今之贪吏倍甚于唐宋之时。河朔之间所名为响马者，亦当倍甚于唐宋之时矣。【汝成案】先生之时，每银一两值钱一千，今则每银一两值钱一千三百。先生与蓟门当事书云，凤翔之民，举值于权要，每银一两偿米四石。今则岁偶不登，每米一石值银四两。漕米折收，每本米一石，纳钱五千数百文。以银核之，则每石得银四两以外也。昔时银贵而谷贱，则农民困，而资用幸饶。今且银谷俱贵，则贫民无以为生，而资用亦绌矣。附识之，以权赢缩。

五铢钱

今世所传五铢钱，皆云汉物，非也。南北朝皆铸五铢钱，【原注】陈书世祖纪，天嘉三年闰二月甲子，改铸五铢钱。【沈氏曰】汉与南北朝及隋五铢钱，皆相去不远。魏书言，武定之初，私铸滥恶，齐文襄王以钱文五铢名须称实，宜称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原注】通典注，按此则一千钱重十一斤以上，而隋代五铢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当时大小称之差耳。【沈氏曰】注中十一当作十三，二两当作五两以上，此盖依时称也。自余皆准此为数。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民间所用之称皆准市称以定轻重。若重不五铢，或虽重五铢而多杂铅镴，并不听用。然竟未施行。【沈氏曰】通鉴，陈宣帝太建十一年秋七月辛卯，初用大货六铢钱。胡三省注云，五代志，梁武帝铸钱，肉好周郭，文曰五铢。而又别铸，除其肉郭，谓之女钱，二品并行。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雉钱，五铢对文等号，轻重不一。天子频下诏书，非新铸二种之钱，并不许用，而私用益甚。至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人以铁钱易得，并皆私铸，大同以后，所在铁钱如丘山。钱陌所在不等，至于末年，陌益少，以三十五为陌。陈初，承丧乱之后，铁钱不行。始，梁末有两柱钱及鹅眼钱。两柱重而鹅眼轻，杂而用之，其价同。私家多熔钱，又间以锡铁，兼以粟帛为货。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铸五铢。初出，当鹅眼之十。至是，又铸大货六铢，以一当五铢十，后还当一，人皆不以为便。未几，帝崩，遂废大铢而行五铢。隋书，高祖既受周禅，以天下钱货轻重不等，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沈氏曰】当作五。两，悉禁古钱及私钱。置样于关，不如样者没官销毁之。自是钱币始壹，百姓便之。是则改币之议，始于齐文襄，至隋文帝乃行之，而今之五铢亦大抵皆隋物也。按四斤二【沈氏曰】当作五。两是六十六两，【沈氏曰】当作九两以上。每一枚当重六分六厘，【沈氏曰】六牦当作九牦以上，其中有重至八分余者，亦有重至九分者，钱有轻重，等有大小耳。今五铢钱正符此数，不知汉制如何。【沈氏曰】汉五铢与隋五铢同。

古钱惟五铢及开元通宝最多。五铢，隋开皇元年铸。开元，唐武德四年铸。【沈氏曰】铢之轻重，隋尚如古，至唐则并改之矣。六典仍用古法。

开元钱

自宋以后，皆先有年号，而后有钱文。【杨氏曰】今有干符钱，则唐之僖宗时有年号而后有钱文，不必自来以后。唐之开元，则先有钱文而后有年号。旧唐书食货志曰，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沈氏日】此—铢当古三铢，一絫当古三絫。积十钱重一两。【原注】通典云，计一千重六斤四两，每两二十四铢，则一钱重二铢半以下，古称比今称三之一也。则今钱为古称之七铢以上，比古五铢则加重二铢以上。【沈氏曰】开元钱完好者，每一枚或重至一钱一分，或一钱一分有奇，或八九分不等，总十枚重一两零三分。或云却当今布政司等一两。又曰，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杨氏曰】唐圣运图云，初进蜡样，文德后掐一甲，故钱上有甲痕。唐录改要云窦皇后。温公曰，是时窦后已崩，文德未立，皆讹也。马永卿曰，开元通宝，盖唐二百八十九年独铸此钱，洛、并、幽、桂等处皆置监，故开元钱如此之多，而明皇纪号偶相合耳。

旧唐书，高宗干封元年四月庚寅，改铸干封泉宝钱。二年正月，罢干封钱，复行开元通宝钱。

钱法之变

太祖实录，岁辛丑二月，置宝元局于应天府，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之钱相兼行使。【原注】成化元年七月丙辰，诏通钱法。商税课程，钱钞中半兼收，每钞一贯折钱四文，无拘新旧、年代远近，悉验收，以便民用。世宗实录，嘉靖十五年九月甲子，巡视五城御史阎邻等言，国朝所用钱币有二，曰制钱，祖宗列圣及皇上所铸，如洪武、永乐、嘉靖等通宝是也。曰旧钱，历代所铸，如开元、太平、淳化、祥符等钱是也。百六十年来，二钱并用、民咸利之。【沈氏曰】明史食货志云，太祖初置宝源局于应天，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兼行，以四百文为一贯，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及平陈友谅，命江西行省置货泉局，颁大中通宝钱，大小五等钱式。即位，颁洪武通宝钱，其制凡五等，曰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当十钱重一两，余递降，至重一钱止。各行省皆设宝泉局，与宝源局并铸。至嘉靖，所铸之钱最为精工。隆庆、万历加重半铢，而前代之钱通行不废。【顾司业曰】乾隆四年，于鄱阳湖得宋时所覆运钱舟，钱皆宋物，杂出唐开通钱一二文。余取其轻重较之，唐开通元宝重一钱。又有唐国通宝重一钱一分，盖南唐李氏所铸。宋太宗太平通宝，其轻重一准唐开通，重一钱，或钱二分不等。仁宗庆历重至一钱八分，神宗元丰至二钱，哲宗绍圣至二钱一分。徽宗大观、崇宁至三钱、三钱二分，所见钱文之重，无逾于此。余与开通钱略同也。凡有道之世，钱俱不甚相远，至浊乱奸佞之朝，则重逾常格。庆暦之钱特重者，以是时方事元吴，而乏军需，用张奎、范雍言铸大钱，与小钱兼行。寻盗铸数起，为公私患。其余熙宁之钱重由于安石，绍圣之钱重由于惇卞，崇政、大观、政和之钱重由于蔡京。元佑司马一出当国，而钱复其旧。统前后观之，其故了然矣。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真行草字体皆备，间有一二唐钱。自天启、崇祯广置钱局，括古钱以充废铜，于是市人皆摈古钱不用。【原注】崇祯元年六月丙辰，上御平台召对。给事中黄承昊疏中有销古钱不用语，阁臣刘鸿训奏，今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皆用古钱，若骤废之，于民不便。此乃书生见。上曰，卿言是。而新铸之钱弥多弥恶，旋铸旋销，宝源、宝泉二局只为奸蠹之窟。故尝论古来之钱凡两大变，隋时尽销古钱，一大变。天启以来，一大变也。昔时钱法之弊，至于鹅眼、綖环之类，无代不有。然历代之钱尚存，旬日之间便可澄汰。今则旧钱已尽，即使良工更铸，而海内之广一时难遍，欲一市价而裕民财，其必用开皇之法乎？

自汉五铢以来，为历代通行之货。【原注】金志谓之自古流行之宝。未有废古而专用今者，唯王莽一行之耳。考之于史，魏熙平初，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言，请下诸州方镇，其太和及新铸五铢并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梁敬帝太平元年，诏杂用古今钱。宋史言，自五代以来，相承用唐旧钱。至如宋明帝泰始二年，则断新钱，专用古钱矣。金世宗大定十九年，则以宋大观钱一当五用矣。昔之贵古钱如此。近年听炉头之说，官吏、工徒无一不衣食其中，而古钱销尽，新钱愈杂。地既爱宝，火常克金，遂有乏铜之患。自非如隋文别铸五铢，尽变天下之钱，古制不可得而复矣。【陆氏曰】古有三币，今亦有三币。古之三币，珠玉、黄金、刀布。今之三币，白金、钱、钞。古之为市，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皆粟与械器耳。栗与械器，持移量算，有所不便，于是乎代之以金。金者，所以通粟与械器之穷也，所谓大不如小也。物有至微，厘毫市易，则金又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钱。钱者，所以通金之穷也。所谓顿不如零也。千里赍持，盗贼险阻，则金与钱俱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楮。楮者，如唐之飞钱，今之会票，又所以通金与钱之穷也，所谓重不如轻也。识三币之情，则知所以用三币之法矣。钱之重轻，自当以一钱为率。钱之价值，断当以每一文准银一厘为率。若钱太轻，则铜不敌银。铜不敌银，则多费。钱太重，则银不敌铜。银不敌铜，则难用。今之薄小低钱固非法矣。至京师黄钱，每六文准银一分，亦未为得也。今朝廷用钱，每便于发，不便于收。每便于下，不便于上。此由纯用小钱，无子母相权之法故也。明天启时，尝铸当十钱，每大钱一当小钱十，其重以一两为率。愚谓今后凡遇官民交易，势当用钱者，小钱难于个数，竟用当十大钱，出入了然，无耗损兑折之弊，亦一法也。自古三币，皆用金若铜，未有用楮者。唐宪宗时，令商贾至京师，委钱诸路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曰飞钱，此楮法所由起也。然此特以楮券钱，而非即以楮为钱。宋张咏镇蜀，患蜀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谓之曰交子。高宗时，又有会子，始以楮为钱，然犹用官钱为本。至金元之钞，则直取料于民，不复用官钱为本。所费之值不过三五钱，而售人千钱之物，民虽愚，岂为所欺哉。且钞易昏烂，不久仍废，则楮币之无用可知矣。必欲行楮币之法，须如唐飞钱之制然后可。今人多有移重资至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此即飞钱遗意。宜于各处布政司或大府去处设立银券司，朝廷发官本，造号券，令客商往来者纳银取券，合券取银，出入之间，量取路费微息，则客商无道路之虞，朝廷有岁收之息，似亦甚便。【邱氏曰】窃谓钞法之废也久矣。苟欲其神明变通而为可久之计，固不必袭楮币之名，亦不当用虚薄易烂之纸。莫若取白铜之精好者，销铸为钞，如今之钱式而稍加重大，镂以文字，面曰康熙宝钞，背曰准五、准十之类，以至准百而止。而其中孔则别之以圆，取其内外圆通，流行钱法之义。要使内局自铸，定为一式，轻重纤毫不容增减，以杜伪造。【汝成案】以铜为钱，尚多盗铸，易钱为钞，则诈伪愈增，既壅不行，必生苛法，先生论之详矣。陆氏议易会票，会票原于飞钱。飞钱即钞法权舆，名异实同，岂云善政？官司出入，百弊繁兴，即防制严明，亦与平准、均输何异？邱氏所议，工损利益，盗作尤伙，其害更倍。通变莫善二家，既附其言，并疏得失。

钱者，历代通行之货，虽易姓改命，而不得变古。后之人主不知此义，而以年号铸之钱文，于是易代之君，遂以为胜国之物而销毁之，自钱文之有年号始也。尝考之于史，年号之兴，皆自季世。宋孝武帝孝建初，铸四铢，文曰孝建，【沈氏曰】钱载年号始于此。一边为四铢。其后稍去四铢，专为孝建。废帝景和二年，铸二铢钱，文曰景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更铸钱，文曰太和五铢。孝庄帝永安二年，更铸永安五铢。此非永世流通之术，而高道穆乃以为，论今据古，宜载年号。何其愚也！

近日河南、陕西各自行钱，不相流通，既非与民同利之术，而市肆之猾乘此以欺愚人，窘行旅。盐铁论言，币数变而民滋伪。亮哉斯言矣！【乔氏曰】当今定制，每钱一文重一钱四分、一钱二分不等。康熙二十三年，管理钱法侍郎佛伦等奏，改铸重一钱。至四十一年，复改重一钱四分。今见行如重一钱四分者，百中仅见一二。重一钱者，常居十之三四。考古征今，唯钱质止重一钱者，可以行之久远而无弊耳。今应仿康熙二十三年之例，每文重一钱，千文共重七斤四两，较见行制钱每千重七斤八两，计减用铜铅四两。务使轮郭周正，字迹显朗。而盗销者照见行制钱价每银一两三钱五分，易钱一千文，止得黄铜六斤四两，即改造器皿，所得价值不过在一两以内，奸徒无利可图，销毁之弊可不禁自除矣。

先生钱法论略曰，莫善于明之钱法，莫不善于明之行钱。考之史，景王铸大钱，周盖一变。汉承秦半两，已为荚钱，为四铢，为三铢，为，五铢，为赤仄，为三官，为四出，为小钱，凡九变。唐铸开通，已更铸大钱，则有干封、干元、重梭，凡四变。宋仿开通旧式，西事起，铸大钱。崇宁当十，嘉定当五，又杂用铁钱、交子、会子，而法弥弊。明自洪武至正德十帝，仅四铁，以后帝一铸。至万历而制益精，钱式每百重个有三两，轮廓周正，字文明洁。又三百年来无改变之令，民称便焉。此钱法之善也。然其后物日重，钱日轻，盗铸云起，而上所操以衡万物之权至于不得用，何哉？盖古之行钱不特布之于下，而亦收之于上。汉律，人出算百二个钱，是口赋入以钱。管子，盐筴，万乘之国为钱三千万，是盐铁入以钱。商贾缗钱四千而一算，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商贾轺车二算，船五文以上一算，是关市入以钱。令民占卖酒租升升四钱，是榷酤入以钱。隆虑公主以钱千万为子赎死，是罚锾入以钱。晋南渡，凡田宅、奴婢、马牛之券，每直万税四百，是契税入以钱。张方平言，屋庐、正税、茶盐、酒醋之课，率钱募役，青苗入息，以敛天下之钱。而上之赉予禄给，虑无不用钱。自上下，自下上，流而不穷者，钱之道也。明之钱下而不上，伪钱之所以日售，而制钱所以日壅。请仿前代之制，凡州县之存留支放，皆以钱代，则钱重，钱重则上之权亦重。

铜

乏铜之患，前代已言之。江淹谓古剑多用铜，如昆吾、欧冶之类皆铜也。楚子赐郑伯金，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锺。【原注】杜氏注，古者以铜为兵。汉书食货志，贾谊言，收铜勿令布以作兵器。韩延寿传，为东郡太守，取官铜物，候月蚀，铸作刀剑钩镡，放效尚方事。古金三品，黑金是铁，赤金是铜，黄金是金。夏后之时，九牧贡金，乃铸鼎于荆山之下。董安于之治晋阳公宫，令舍之堂皆以炼铜为柱质。荆轲之击秦王，中铜柱。而始皇收天下之兵，铸金人十二，即铜人也。【原注】三辅旧事曰，聚天下兵器，铸铜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汉世在长乐宫门。魏志云，董卓坏以铸小钱。吴门【杨氏曰】门当为王之误。阖闾冢铜椁三重，秦始皇冢亦以铜为椁。战国至秦，攻争纷乱，铜不充用，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是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年甚一年，岁甚一岁，渐染流迁，遂成风俗。所以铁工比肩，而铜工稍绝。二汉之世，愈见其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铸三宝刀、二匕首。天下百炼之精利，而悉是铸铁，不能复铸铜矣。考之于史，自汉以后，铜器绝少，惟魏明帝铸铜人二，号曰翁仲。又铸黄龙凤凰各一。而武后铸铜为九州岛鼎，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原注】唐韩滉为镇海军节度，以佛寺铜钟铸弩牙兵器。自此之外，寂尔无闻，止有铜马、铜驼、铜匦之属。昭烈入蜀，仅铸铁钱。而见存于今者，如真定之佛，蒲州之牛，沧州之狮，无非黑金者矣。【杨氏曰】元史，英宗至治元年三月，造寿安山寺，冶铜五十万斤作佛像。【又曰】宋徽宗铸九鼎，不言铜铁，大约是铜也。

唐开元中，刘秩上议曰，夫铸钱用不赡者，在乎铜贵，铜贵则采用者众。夫铜以为兵，则不如铁。以为器，则不如漆。禁之无害，陛下何不禁于人？禁于人则铜无所用，铜益贱，则钱之用给矣。【原注】旧唐书食货志。文宗御紫宸殿，谓宰臣曰，物轻钱重，如何？杨嗣复对以当禁铜器。【原注】文宗纪。考禁铜之令，古人有行之者。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四月甲子，禁人车及酒肆器用铜。【原注】南史。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八月辛巳，禁私卖铜铅锡及以铜为器。代宗大暦七年十二月壬子，禁铸铜器。德宗贞元九年正月甲辰，禁卖剑铜器。天下有铜山，任人采取，其铜官买。除铸镜外，不得造铸。宪宗元和元年二月甲辰，禁用铜器。【原注】各本纪。晋高祖天福三年三月丁丑，禁民作铜器。【原注】通鉴。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己卯，命取公私铜器，悉付铸钱司，民间不输者罪之。【原注】宋史本纪。然今日行之，不免更为罔民之事。惟有销钱、铸钱，上下相蒙，而此日之钱固无长存之术矣。【王氏曰】民间禁用铜器以铅锡铁代之，凡铜器皆献之官，偿其价，而以铸钱，此法正贾谊所陈。行之则官铜日裕，而私铸、私销之弊亦绝，乃法之最善者。【汝成案】雍正间，李侍郎绂疏言，钱文入炉，即化为铜，不可得而捕。惟禁断打造铜器之铺，则销毁之弊不禁自除。乾隆间，尚书海望力陈其不便，又疏言，铜器散布已久，交纳不尽，吏胥刁民需索讹诈。又当交纳，或有侵蚀扣克，仅得半价，或有除去使费，空手而归。名为收铜，实为勒取云云。若然，则王氏所述似未尽裒益之宜矣。

南齐书刘悛传，永明八年，悛启世祖曰，南广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顷地，有烧炉四所。从蒙城渡水南百许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铜，有古掘铜坑井，居宅处犹存。邓通，南安人，汉文帝赐通严道县铜山铸钱。今蒙山在青衣水南，故秦之严地道。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此必是通所铸，甚可经略。并献蒙山铜一片，又铜石一片，平州铸铁刀一口。上从之，遣使入蜀铸钱。魏书食货志，熙平二年，尚书崔亮奏，恒农郡铜青谷有铜矿，计一斗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矿，计一斗得铜五两。鸾帐山矿，计一斗得铜四两。河南郡王屋山矿，计一斗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并是往者铜官旧迹。既有冶利，所宜开铸。从之。旧唐书韩洄传，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上言，商州有红崖冶出铜，又有洛源监久废不理，请凿山取铜，置十炉铸钱，而罢江淮七监。从之。册府元龟，元和初，监铁使李巽上言，郴州平阳、高亭两县界有平阳冶，及马迹、曲木等古铜坑，约二百八十余，并请于郴州、旧桂阳监置炉两所，采铜铸钱。宋史食货志，旧饶州永平监岁铸钱六万贯，平江南，增为七万贯，而铜、铅、锡常不给。转运使张齐贤访求，得南唐承旨丁钊，能知饶、信等州山谷产铜、铅、锡，乃便宜调民采取。且询旧铸法，惟永平用唐开元钱料最善。即诣阙面陈，诏增市铅、锡、炭价，于是得铜八十一万斤，铅二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岁铸钱三十万贯。此皆前代开采之迹。【原注】实录，洪武二十年正月丙子，府军前卫老校丁成言，河南陕州地有上绞、下绞、上黄塘、下黄塘者，旧产银矿，前代皆尝采取，岁收其课。今锢闭已久，采之可资国用。上谓侍臣曰，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贼也。朕闻元时，江西丰城民告官采金，其初岁额犹足取办，经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盖物产有时而穷，岁额则终不可减。有司贪为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纵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为戒，岂宜效之！【王方伯曰】云南之铜政，有已见成效于昔，而可试用于今日者，曰多筹息钱，以益铜价也。通计有无，以限买铜也。稍宽考成，以舒厂困也。实给工本，以广开采也。预借雇值，以集牛马也。云南之铜供户、工二部，供浙、闽诸路，供本路州郡饩饷，其为用也大矣。故铜政之要，必宽给价，给价足而后厂众集，厂众集而后开采广。广采则铜多，铜多则用裕。前巡抚爱必达疏云，汤丹、大水等厂，开采之初，办铜无多，迨后岁办六七百万，及八九百万。今几三十年，课耗余息不下数百万金。近年矿砂渐薄，窝路日远，近厂柴薪伐尽，炭价倍增。聚集人多，油米益贵。每年京外鼓铸需铜一千万余斤，炉民工本不敷，岁出之铜势必日减。洋铜既难采办，滇铜倘复缺少，京外鼓铸，何所取资？前巡抚刘藻以汤丹、大碌不敷工本，两经奏允加价，厂民感奋。本年办铜各厂共一千二百余万，历岁办铜之多无逾于此。今之去昔，近者十年，远者二十余年。所云●硐日远，改采日难者，又益甚矣。而顾云发棠之请不可数尝者，何也？有铜本斯有铜息，有铸钱斯有铸息。故曰，有益下而不损上者，不可不讲也。按乾隆十八年，东川增设新局五十座，加铸钱二十二万余，于备给铜、铅工本之外，岁赢息银四万三千余两，九年之间，遂积息四十余万。自后云南始有公贮钱，而铜本不足，亦稍有取给矣。二十二年，东川加半卯之铸，岁收息银三万七于余两，以补汤丹、大水四厂工本之不足。二十五年，以东川铸息不敷加价，又请于会城、临安二局各加铸半卯。二十八年，再请加给铜价，则又于东川新旧局冬季三月旬加半卯。三十年，又以铜厂采获加多，东川铸息尚少，请每月每旬各加铸半卯，并以加汤丹诸厂之铜价，而大理亦开钱局，岁获息八千余两，以资大兴、大同、义都三厂之戽水采铜。先后十二年间，加铸增局至五六而未已。滇之钱法与铜政相为表里久矣，以厂民之铜铸钱，即以铸钱之息与厂，费不他筹，泽不泛及，而此数十厂百千万众皆有以苏困穷而谋饱暖，积其欢呼翔踊之气，铜即不增，亦断无减，于以维持铜政，绵衍泉流。所谓多筹息钱，以益铜本者，此也。取给之数诚不可以议减矣。诸路之所自有与其缓急之实，不可不察也。往者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陕西、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九路之铜，皆买诸滇，是以日不暇给。窃见去年陕西奏开宁羌矿铜，越两月余，已获见铜二千四百斤，仍有生砂又可炼铜五六千斤。由此追凿深入，真脉显露，久大可期。又湖北奏开咸丰、宣恩二县矿厂炼铜，已得一万五千余斤，将来获利必倍。盖见之邮报者如此。今秦楚开采，皆年余矣，其获铜少亦当有数万，而采买滇铜如故。必核其自有之数，则此二省固可减买也。贵州本设二十炉，继而减铸二十三卯，采买滇铜亦减十万，顷岁又减五炉，议以铜四十四万七千斤岁为常率，而滇铜乃实买三十九万六百六十斤，至于黔铜则减七万。以易且安者自予，而劳且费者予滇，非平情之论也，是故黔之采买亦可减也。又今年陕西奏言，局铜现有二十五万一千四百余斤，加以商运洋铜五万，当有三十余万矣。委官领买之滇铜六十二万余斤，且当继至。是陕西已有铜九十余万，而又有新开矿厂产铜方未可量，此一路之采买非惟可减，抑亦可停矣。又闽浙湖北及江南江西，旧买洋铜每百斤价皆十七两五钱。而滇铜价止十一两，其改买宜矣。然此诸路者，其运费杂支每铜百斤例销之银亦且五六两，合之买价常有十六七两。加以各路运官贴费，自一二千至五六千，则已与洋铜等价矣。以此相权，滇铜实不如洋铜之便，则此数路者并可停买也。诚使核其实用，则岁可减拨百数十万，而滇铜必日裕矣。所谓通计有无以限买铜者此也。厂欠之实，见杨文定公始筹厂务之年，后乃日加无已，逮积欠已多，始以例请放免。其放免者，又特逃亡物故之民，而受见价采见铜，纳不及数者不与焉，是故放免尝少，逋欠尝多。乾隆十六年，议以官发铜本，依经征盐课例以完欠分数，考课厂官堕征之罚，止于夺俸。厂官尚得藉其实欠之数，以要一岁之收，于采固无害也。其后以厂欠积至十三万，而监司以下并皆逮治追偿。寻以铜少，不能给诸路之采买，遂以借拨运京之额铜二百六十几万者。计其虚值，而议以实罚，于诸厂之官罚金至十有四万。严责限数办铜。其限多而获少者，既予削夺。或乃惧罹纠劾，多报铜斤，则又以虚出通关，罪至于死。斯诚铜厂之厄会矣。夫诸厂炉户、砂丁之属，众至千万，所恃以调其甘苦，时其缓急者，惟厂官耳。顾且使之进退狼狈至于如此，铜政尚可望乎！由今计之，将欲慎核名实，规图久远，非宽厂官之考成不可。何也？近法以岁终取其所欠结状，而所辖上司又复月计而季汇之，厂官不敢复多发价，必按其纳铜多寡一如预给之数，而后给价继采，是诚可杜厂欠矣。然而采铜之费，每百斤实少一两八九钱者，顾安出乎？给之不足，则民力不支，将散而罢采。欲足给之，而欠仍无已，不见许于上官。是又一厄也。然则今之岁有铜千百万者，何恃乎？预借之底本与所谓接济之油米，固所赖以赡厂民之匮乏，而通厂政之穷者也。谨按乾隆二十三年，预借汤丹厂工本银五万两，以五年限完。又借大水、碌碌厂工本银七万五千两，以十年限完。皆于季发铜本之外，特又加借，使厂民气力宽舒，从容攻采，故能多得铜以偿宿逋也。三十六年，又请借发，特奉谕旨，以从前借多扣少，厂民宽裕，今借数既少，扣数转多，且分限三年，较前加迫，恐承领之户畏难观望，日后借口迁延，更所不免。仰见圣明如神，坐照万里，而当时又以日久逋逃，新旧更易为虑，不敢宽期多发，仅借两月底本银七万数千两，四年限完。厂民本价之外，得此补助，虽其宽裕之气不及前借，而犹赖以支延且三四载，此预借底本之效也。又自三十四年、三十七年，先后陈请备贮油米、炭薪以资厂民，乃能尽以月受铜价，雇募砂丁，而以官贷油米资其日用，故无情采，斯又接济之效也。今月扣之借本销除且尽，独油米之贷当以铜价计偿，而迟久未能者，犹且仍岁加积，继此不已，万一上官责其逋慢，坐以亏那，厂官何所逃罪？是又今日之隐忧也。前岁云南新开七厂，条具四事，户部议曰，炉户、砂丁贫民不能自措工本，赖有预领官银，资其攻采。硐矿盈绌不齐，不能绝无逃欠。若概令经放之员依数完偿，恐预留余地，惮于给发，转妨铜政。信哉斯言！可谓通达大计者矣。今诚宽厂官之考成，俾得以时贷借油米而无亏缺之诛。又仿二十三年预借之法，多其数而宽以岁时，则厂官无迫狭畏阻之心，厂民有日月舒长之适。上下相乐，以毕力于矿厂，而铜政不振起者，未之有也。所谓宽考成以舒厂困者，此也。小厂之开，涣散莫纪矣。求所以统一之，整齐之者，不可不亟也。窃见乾隆三十五年，前巡抚刘藻奏言，中外鼓铸，取给汤丹、大碌者十八九。至余诸小厂，奇零凑集，不过十之一二。然土中求矿，衰盛靡常，自须开采新●，预为之计。今各小厂旁近之地，非无引苗，惟以开挖大矿，类须经年累月，厂民十百为群，通力合作，借垫之费极为繁巨，幸而获矿，炼铜输官，乃给价甚微，不惟无利，且至耗本，断难竭蹶从事。又奏云，青龙等厂，乾隆二十四年，连闰十有三月，获铜四十八万。自二十五年二月，奉旨加价，至二十六年三月，亦阅十有三月，获铜一百余万。所获余息，加给铜价之外，存银二万九千数百两，较二十四年多息银一万有奇，而各厂民亦多得价银一万二千余两。感戴圣恩，洵为惠而不费。又三十三年，前巡抚明德奏明，言云南山高脉厚，到处出产矿砂，但能经理得宜，非惟裨益铜务，而千万谋食穷民亦得藉以资生。由此观之，小厂非无利也。诚使加以人力，穿峡成堂，则初辟之矿入不必深，而工不必费，又其地僻人少，林木蔚萃，采伐既便，炭亦易得，较大厂当有事半而功倍者，不可不亟图也。今厂民皆徒手掠取，一出于侥幸尝试之为。而厂官徒坐守抽分之课，外此己无多求。是故小厂非无矿也，货弃于地莫之惜也。又况盗卖盗铸，其为漏卮，又不知几何哉。小厂之铜，岁不及大厂之十一者，实由于此。诚招徕土著之民，联以什伍之籍，又择其愿朴持重者为之长。于是假以底本，益以油米薪炭，则涣散之众皆有系属，久且倚为恒业，虽驱之不去也。然后示以约束，董以课程，作其方振之气，厚其已集之力，使皆穿石破峡，以求进山之矿，而无半途之废，虽有不成者寡矣。若更开曲靖、广西之铸局，而以息钱加铜价，则宣威、沾益诸山之铜不复走黔，路南、建水、蒙自诸山之铜无复走粤，安见小厂不可转为大也？所谓实给工本以广开采者，此也。滇之牛马少矣，滇之储备又虚矣，而部局以待铸为言，移牒趣运，急于星火，殆未权于缓急之实者也。铜运之在滇境者，后先踵接，依次抵泸。既以乙岁之铜补甲岁之运，又将以乙岁之运待丙岁之铜，而泸州之旋收旋兑，略不停息，则又终无储备之日矣。夫惟宽以半岁之期会，然后泸州有三四百万之储，则兑者方去，而运者既来，是常有余贮也。而凡运官之至者，皆可以时兑发，次第起行，既无坐守之劳，又有催督之令，运何为而迟哉！若夫筹运之法，尝取往籍考之。始云南之铸钱运京也，由广西府陆运以达广南之板蜂，舟行以达粤西之百色，而后迤逦入汉。而广西、广南之间经由十九厅州县，各以地之远近大小雇牛递运，少者数十头，多者三五百至一千二百，并先期给价雇募。每至夏秋，触冒瘴雾，人牛皆病，故常畏阻不前。既又官买马牛，制车设传，以马五百八十八匹，分设七驿。又以牛三百七十八头，车三百七十八辆，分设九驿，递供转运。会部议改运滇铜，乃停广西之铸，而以江安浙闽主湖北、湖南，广东之额铜并停买归滇运京，于是滇之正耗四百四十余万悉由东川经运永宁。其后以寻甸、威宁亦可达永宁也，乃分二百二十万，由寻甸转运，而东川之由昭通、镇雄以达永宁者，尚二百二十万。后又以广西停铸，合其正耗，余铜一百八十九万一千余斤，并依数解京，是为加运，亦由东川、寻甸分运。至乾隆七年，昭通之盐井渡始通，则东川之运铜半由水运抵泸州，半由陆运抵永宁。十年，威宁之罗星渡又通，则寻甸陆运之铜既过威宁，又可舟行抵泸矣。十四年，金沙江告迄工，而永善黄草坪以下之水亦通，于是东川达于昭通之铜皆分出盐井、黄草坪之二水，与寻甸之运铜并经抵泸州矣。然东川、昭通之马牛非尽出所治，黔蜀之马与旁郡县之牛常居其大半。雇募之法，先由官验马牛，烙以火印，借以买价。每以马一匹，借银七两。牛一头，车一辆，借银六两。比其载运，则半给官价，而扣存其半，以销前借。扣销既尽，则又借之。故其受雇皆有熟户，领运皆有恒期，互保皆有常侣，经纪皆有定规。日月既久，官民相习，虽有空乏，而无逋逃。亦雇运之一策也。今宣威既踵行之矣，使寻甸及在威宁之司运者皆行此法，滇产虽乏，庶有济乎？然犹有难焉者，诸路之采买、雇运常迟也。顷岁定议，滇铜以冬夏之杪计数分拔，大小之厂各以地之远近、铜之多寡而拨之。采买委官远至，东驰西逐，废旷时月。是以今年始议得胜、日见、白羊诸远厂，皆运至下关，由大理府转发，黔粤之买铜者鲜远涉矣。而义都、青龙诸近厂，与云南府以下之厂，犹须诸路委官就往买铜，自雇自运，咸会百色，然后登舟。主客之势，呼应既难，又以农事牛马无暇，夏秋瘴盛，更多间阻，是故部牒数下，而云南之报出境者常虑迟也。往时临安、路南之铜皆运弥勒县之竹园村，以待委官买运。其后以委官守候历时，爰有赴厂领运之议。然其时实以缺铜，不能以时给买，而非运贮竹园村之失也。诚使减诸路之采买，而尽运迤西渚厂之铜贮之云南府，以知府综其发运。又运临安，路南之铜尽贮之竹园村，以收发责之巡检。如是则委官至辄买运去耳，岂复有奔走旷废之时哉。若更依运钱之制，以诸路陆运之价分发缘路郡县，各募运户，借以官本，多买马牛，按站接运，比于置邮。夏秋尽撤归农停运，则人马无瘴疠之忧，委官有安闲之乐。于其暇时，又分运寻甸铜之半，由广西、广南达百色，并如运钱之旧，即运京之铜亦加速。一举而三善备矣。

通鉴，周世宗显德元年九月丙寅朔，敕立监采铜铸钱，自非县官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听留外，其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直。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论刑有差。【原注】洪武二十年四月，工部右侍郎秦逵言，宝源局铸钱乏铜，请令郡县收民间废铜以资鼓铸。上曰，铸钱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废铜以铸钱，朕恐天下废铜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于奉承，小民迫于诛责，必至毁器物以输官，其为民害甚矣。姑停之。上谓侍臣曰，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杨氏曰】唐武、宋徽皆祖道而攻释，与元魏太武同。其持平而两废者，唯周武帝耳。惜其年命不永，盛绩不究，则天道之难忱耳。

五代史，高丽地产铜银。周世宗时，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以帛数千匹市铜于高丽以铸钱。显德六年，高丽王昭遣使者贡黄铜五万斤。

钱面

自古铸钱，若汉五铢，唐开元，宋以后各年号钱，皆一面有字，一面无字。储泳曰，自昔以钱之有字处为阴，无字处为阳。古者铸金为货，其阴则纪国号，如镜阴之有款识也。凡器物之识，必书于其底，与此同义。沿袭既久，遂以漫处为背。【原注】漫亦谓之幕，见汉书西域传。旧唐书柳仲郢传作模。近年乃有别铸字于漫处者。天启大钱始铸一两字，崇祯钱有户、工等字。钱品益杂，而天下亦乱。按唐会昌中，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末几，武宗崩，宣宗立，遂废之。

无字谓之阳，有字谓之阴。仪礼疏，筮法，古用木画地，今则用钱，以三少为重钱，【原注】凡言多少者，皆归余之数。重钱则九也。三多为交钱，交钱则六也。两多一少为单钱，单钱则七也。两少一多为折钱，折钱则八也。今人以钱筮者犹如此。【原注】今人用钱以筮，以三漫为重爻，为阳。三字为交爻，为阴。二字一漫，以一漫为主，故为单爻。二漫一字，以一字为主，故为拆爻。犹易传所云阳卦多阴，阴卦多阳之意。钱以有字处为阴，是知字乃钱之背也，碑之背亦名为阴。

短陌

隋书食货志曰，梁大同后，自破岭以东，【汝成案】隋书原文云，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惟论贯。商旅奸诈，因之求利，自破岭以东，八十为百。容斋三笔稍更其文曰，梁武帝时，以铁钱之故，商贾浸以奸诈自破，岭以东云云。王氏云，容斋以自破为句，宁人乃读作自破岭以东，岂传写偶误耶？愚核两书文义，自破二字无属上为句之理，王氏所言非也。而破岭无此地名，破或庾字之讹。钱以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中大同元年，乃诏通用足陌。【原注】梁书武帝纪，中大同元年七月丙寅诏曰，朝四暮三，众狙皆喜。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顷闻外间多用九陌钱。陌减则物贵，陌足则物贱。至于远方，日更滋甚。岂直国有异政，乃至家有殊俗。徒乱王制，无益民财。自今可通用足陌钱。令书行后，百日为期，若犹有犯，男子谪运，女子质作，并三年。沈存中曰，百钱谓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实只是百字，如什与伍耳。仟伯字皆从人，今俗书作阡陌，而皆从阜，非也。指田之阡陌当从阜，汉志或从人，盖古字通用。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唐宪宗元和中，京师用钱，每贯头除二十文。穆宗长庆元年，以所在用钱垫陌不一，敕内外公私给用钱宜每贯一例，除垫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贯。至昭宗末，京师以八百五十为贯，每陌才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为陌。【原注】旧唐书哀帝纪，天佑二年四月丙辰，敕河南府，自今市肆交易，并以八十五文为陌，不得更有改移。汉隐帝时，王章为三司使，聚敛刻急。旧制，钱出入，皆以八十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谓之省陌。【王氏云】薛史食货志，唐同光二年，度支请榜示府州县镇军民商旅，凡有买卖，并须使八十陌钱。日知录考短陌事甚详，独无后唐庄宗事，宁人未见薛史也。宋史言，宋初，凡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为百。诸州私用，则各随其俗，至有以四十八为百者。太平兴国中，诏所在以七十七为百。金史言，大定中，民间以八十为陌，谓之短钱。官用足陌，谓之长钱。大名男子斡鲁补者上言，谓官司所用钱皆当以八十为陌，遂为定制。衰季之朝与乱同事，大抵如此。而抱朴子云，取人长钱，还人短陌。则是晋时已有之，不始于梁也。今京师钱以三十为陌，亦宜禁止。【赵氏云】高江邨天禄议余谓，京师以三十三文为一百，近又减至三十文。按京师习俗，以官板钱一当两，凡贸易议钱，一百实则用五十。续通考记嘉靖三年诏，每银一钱直好钱七十文，低钱一百四十文。是前明已有两当一之令矣。三十五文已是七十文，于古七十为百之数，不甚悬绝也。

钞

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钱之重，乃立此法。唐宪宗之飞钱，即如今之会票也。宋张咏镇蜀，以铁钱重，不便贸易，于是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天圣间，遂置交子务。【原注】元史，刘宣言，原交钞所起，汉唐以来，皆未尝有。宋绍兴初，军饷不继，造此以诱商旅，为沿边籴买之计。比铜钱易于赍擎，民甚便之。稍有滞碍，即用见钱，尚存古人子母相权之意。日增月益，其法浸弊。赵孟俯亦言，古者以米绢民生所须，谓之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权，谓之二虚。钞乃宋时所创，施于边郡，金人袭而用之，皆出于不得已。然宋人已尝论之，谓无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日上下皆银，轻装易致，而楮币自无所用。【原注】周必大二老堂杂志，近岁用会子，乃四川交子法，特官券耳。不知何人目为楮币，遂入殿试御题。若正言之，犹纸钱也。乃以为文，何邪？故洪武初欲行钞法，至禁民间行使金银，以奸恶论，而卒不能行。及乎后代，银日盛而钞日微，势不两行，灼然易见。乃崇祯之末，倪公元璐掌户部，必欲行之，【原注】行钞之议始于天启初礼科惠世扬。及崇祯末，有蒋臣者，复申其说，擢为户部司务。终不可行而止。其亦未察乎古今之变矣。

议者但言，洪武间钞法通行，【沈氏曰】案明史食货志，洪武八年，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以桑穰为料，其制，方高一尺，广六寸，质青色，外为横文花阑，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中图钱贯，十串为一贯云云。若五百文则画钱文为五串，余如其制而递减之。其等凡六，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三百文，二百文。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考之实录，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铜钱矣。【原注】其时即有以钱百六十折钞一贯者，故诏禁之。大明会典，洪武二十七年，令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有司收归，官依数换钞，不许行使。正统十三年五月庚寅，禁使铜钱。时钞既不行，而市廛亦仍以铜钱交易，每钞一贯折铜钱二文。监察御史蔡愈济以为言，请出榜禁约，令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巡视，有以铜钱交易者，掠治其罪，十倍罚之。上从其请。三十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银矣。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钞者，每石增五贯为十贯。是国初造钞之后，不过数年，而其法已渐坏不行。于是有奸恶之条，充赏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原注】永乐元年四月丙寅，以钞法不通，下令禁金银交易，犯者准奸恶论。有能首捕者，以所交易金银充赏。其两相交易，而一人自首者，免坐，赏与首捕同。二年正月戊午，诏自今有犯交易银两之禁者，免死，徒家兴州屯戍。盖昏烂倒换，出入之弊必至于此。乃以钞之不利而并钱禁之，废坚刚可久之货，而行软熟易败之物，宜其弗顺于人情，而卒至于滞阁。【原注】正统十年，山西布政司奏，库贮钞贯朽烂不堪用者五十九万三千锭有奇，勒令焚毁。后世兴利之臣，慎无言此可矣。

自钞法行而狱讼滋多，于是有江夏县民，父死以银营葬具，而坐以徙边者矣。有给事中丁环，奉使至四川，遣亲吏以银诱民交易，而执之者矣。【原注】并永乐二年三月。舍烹鲜之理，就扬沸之威。去冬日之温，用秋荼之密。天子亦知其拂于人情，而为之戒饬。然其不达于天听，不登于史书者，又不知凡几也。孟子曰，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若钞法者，其不为罔民之一事乎？

元史，世祖至元十七年，中书省议流通钞法，凡赏赐宜多给币帛，课程宜多收钞。于是陈瑛祖之，请通计户口食盐纳钞。又诏令课程、赃罚等物悉输钞。【原注】永乐五年三月甲申。又诏令。笞杖定等，输钞赎罪。【原注】二十二年十月癸卯。又令权增市肆门摊，课程收钞。【原注】洪熙元年正月庚寅。又令倒死亏欠马驼等畜并输钞。又令各欠羊皮、鱼鳔、翎毛等物并输钞。【原注】并宣德元年十月乙亥。又令塌坊、果园、舟车、装载并纳钞。【原注】四年六月壬寅。今之钞关始此。欲以重钞而钞不行，于是制为阻滞钞法之罪，有不用钞一贯者，罚纳千贯，亲邻、里老、旗甲知情不首，依犯者一贯罚百贯。其关闭铺店，潜自贸易及抬高物价之人，罚钞万贯，知情不首罚千贯。【原注】三年六月癸卯。有阻滞钞法者，令有司于所犯人每贯追一万贯入官，全家发戍边远，【原注】正统十三年五月辛丑。而愈不可行矣。

宣德三年六月己酉，诏停造新钞，已造完者悉收库，不许放支。其在库旧钞，委官选拣，堪用者备赏赉，不堪者烧毁。天子不能与万物争权，信夫。【原注】正统元年，黄福疏言，洪武间，银一两当钞三五贯，今银一两当钞千余贯。

大明会典，国初止有商税，未尝有船钞。至宣德间，始设钞关。夫钞关之设，本藉以收钞而通钞法也。钞既停，则关宜罢矣。【原注】如果园、菜园之征米，久而罢。乃犹以为利国之一孔，而因仍不革，岂非戴盈之所谓以待来年者乎？

宣德中，浙江按察使林硕、江西副使石璞累奏，洪武初，钞重物轻，所以当时定律，官吏受赃枉法八十贯律绞。方今物重钞轻，苟非更革，刑必失重，乞以银米为准。未行。至正统五年十一月，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议，今后文职官吏人等，受枉法赃比律该绞者，有禄人估钞八百贯之上，无禄人估钞一千二百贯之上，俱发北方边卫充军。亦可以见钞直之低昂矣。

伪银

今日上下皆用银，而民间巧诈滋甚，非直绐市人，且或用以欺官长。济南人家专造此种伪物，至累十累百用之，殆所谓为盗不操矛弧者也。律，凡伪造金银者，杖一百，徒三年。为从及知情买使者，各减一等。其法既轻，而又不必行，故民易犯。夫刑罚，世轻世重，视其敝何如尔。汉时用黄金，孝景中六年十二月，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造伪黄金与私铸钱者，同弃市。【原注】刘更生以典尚方，作黄金不成，劾以铸伪黄金，系当死。武帝元鼎五年，饮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如淳曰，汉仪注金少不如斤两及色恶，王削县，侯免国。宋太祖开宝四年十月己巳，诏伪作黄金者弃市。而唐文宗太和三年六月，依中书门下奏，以铅锡钱交易者，过十贯以上，所在集众决杀。今伪银之罪不下于伪黄金，而重于以铅锡钱交易，宜比前代之法，置之重辟，【原注】实录，正统十一年三月癸未，从顺天府大兴县知县马聪言，造伪银者，发边卫充军。而景泰元年十一月，赏北蕃有假金三两，致也先遣使来言。是则法之不行，遂有以此欺朝廷者矣。庶可以革奸而反朴也。【杨氏曰】五代史慕容彦超传有铁胎银。【赵氏曰】慕容彦超好聚敛，为伪银，以铁为质，而银包之，人谓之铁胎银。想其时民间已皆用银，故彦超至作伪以射利。若不能市易，何必为此哉。

汉既以钱为货，而铜之为品不齐，故水衡都尉其属有辨铜令丞，此亦周官职金之遗意。

卷十二

财用

古人制币，以权百货之轻重。钱者，币之一也。将以导利而布之上下，非以为人主之私藏也。食货志言，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锺之臧，臧镪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锺之臧，臧镪百万。【原注】孟康曰，镪，钱贯也。

齐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诏，以粟帛轻贱，工商失业，良由圜法久废，上币稍寡。可令京师及四方出钱亿万，籴米谷丝绵之属，其和价以优黔首。【原注】南齐豫章王嶷镇荆州，以谷过贱，听民以米当口钱，优评斛一百。优评者，增价而取之。唐宪宗时，白居易策言，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内府，或滞于私家，若复日月征收，岁时输纳，臣恐谷帛之价转贱，农桑之业益伤，十年以后，其弊必更甚于今日。而元和八年四月，敕以钱重货轻，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两市收买布帛，每端匹视旧估加十之一。十二年正月，又敕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京兆府拣择要便处开场，依市价交易。今日之银犹夫前代之钱也。乃岁岁征数百万贮之京库，而不知所以流通之术，于是银之在下者至于竭涸，而无以继上之求，然后民穷而盗起矣。单穆公有言，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为潢污也。自古以来，有民穷财尽，而人主独拥多藏于上者乎？此无他，不知钱币之本为上下通共之财，而以为一家之物也。诗曰，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有子曰，百姓不足，君熟与足？古人其知之矣。【胡氏曰】周之泉府，汉之平凖，宋之均输市易，截然三法也，计臣附会而一之，遂为天下害。泉府者，物之不售，以官敛之，然后民无滞货，非以贱故买之也。物不时得，有以资之，然后民无乏用，非以贵故卖之也。敛之使无滞，资之使无匮，皆非牟利也，皆以为民也。平准者，以京师官分主郡国物，郡国亦各有官输其物京师。郡国之官伺其贱，京师之官伺其贵，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而物贾不至腾踊。虽与商贾争利，是其隐衷，而禁物腾踊，尚美其名。均输者，上供物也。市易者，民间用物也。皆以内府钱货笼于诸路，笼于京师，使民间一丝一粒一瓦一椽非官莫售，非官莫粥。又以抵当法贷之，而责以息。民所不堪，督以重法，不避睃下之名，不厌争利之壑矣。此三法同异之辨不可不知也。【姚刑部曰】世言司马子长因己被罪于汉，不能自赎，发愤而传货殖。余谓不然。盖子长见其时天子不能以宁静淡薄先海内，无校于物之盈绌，而以制度防礼俗之末流，乃令其民彷效淫侈，去廉耻而逐利资，贤士困于穷约，素封僭于君长。又念里巷之徒逐取什一，行至猥贱，而盐铁酒酤均输，以帝王之富亲细民之役为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诲之，整齐之。夫以无欲为心，以礼教为术，人胡弗安？国奚不富？若乃怀贪欲以竞黔首，恨恨焉思所胜之，用刻剥聚敛，无益习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财，怀促促不终日之虑，户亡积贮，物力凋敝，大乱之故由此始也。故讥其贱以绳其贵，察其俗以见其政，观其靡以知其敝，此盖子长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极哉。方秦始皇统一区夏，鞭棰夷蛮，雄略震乎当世。及其伺睨牧长寡妇之资，奉匹夫匹妇，而如恐失其意。促訾啜汁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贵乎？呜呼，敝于物者必逆于行，其可慨矣夫！

财聚于上．是谓国之不祥。不幸而有此，与其聚于人主，无宁聚于大臣。昔殷之中年，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总于货宝，贪浊之风亦已甚矣。有一盘庚出焉，遂变而成中兴之治。及纣之身，用乂雠敛，鹿台之钱、巨桥之粟聚于人主，【原注】史记殷本纪，厚赋税以实鹿合之钱。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祸至矣。故尧之禅舜，犹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而周公之系易曰，涣，王居无咎。管子曰，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呜呼！崇祯末年之事，可为永鉴也。已后之有天下者，其念之哉！【杨氏曰】崇祯之末，有云见银尚有数十库者，有云其说不者。【柴御史曰】理财者，使所入足供所出而已。承平日久，供亿浩繁，损上益下之念无日不廑于宸衷，而量入为出之规尚似未筹乎至计。礼曰，财用足，故百志成。若少有窘乏，则蠲征平赋恤灾厚下之大政俱不得施，迟之又久，则一切苟且之法随之以起，此非天下之小故也。大学之言理财，曰生、曰食、曰为、曰用。夫生与为、事属乎下者也，今天下之人皆知致力，上不过董其纲纪而已。食与用，权操乎上者也，非通各直省为计，合三十年之通，俾宽然有余不可。顷见台臣请定会计疏，内称每年所入三千六百万，出亦三千六百万，食不可谓寡矣。又直隶修水利。部臣至请捐道府大员，用不可谓舒矣。臣观往古承平之余，每以乏财为患。其时之议不过日汰冗兵，省冗员，行节俭。今行伍无虚籍，廪给无枝官，宫府无妄费，是节之无不至也。过此则刻核吝啬矣。唐宋之税粮有上供，有送使，有留州，催科有破分。即明万历以前，征追亦止以八九分为准。至张居正当国，乃以十分考成。今直省钱粮俸饷之外，存留至少。而且地丁有耗羡，关税有盈余，盐课有溢额，是取之亦无不至也，过此则为横征暴敛矣。然就今日计之，则所入仅供所出，就异日计之，则所入殆不足供所出。以皇上之仁明，国家之休暇，而不筹一开源节流之法，为万世无弊之方，是为失时。以臣等身荷厚恩，备官台省，而不能少竭涓埃，协赞远谟，是为负国。虽其事至重，断非弇昧之见所能周悉。然事无有要于此者，固不能默而息也。以臣之计，一曰开边外之屯田，以养闲散。一曰给数年之俸饷，散遣汉军。一曰改捐监之款项，以充公费。三者行而后，良法美意可得而举也。何也？臣闻宋太祖之有天下也，举中国之兵只十六万。至英宗治平年间，至百二十万，国力为之耗竭。神宗思革其弊，于是王安石行保马之法以汰兵，行市易免役之法以生财，而国事已去。明之宗枝不仕不农，仰给宗禄。至中叶以后，乃共篷而居，分饼而食，男四十不得娶，女三十不得嫁，何也？力不足以给之也。今满州、蒙古、汉军各有八旗，其丁口之蕃昌，视顺治之时，盖一衍为十。而生计之艰难，视康熙之时，已十不及五。而且仰给于官而不已，局于五百里之内而不使出。则将来上之弊必如北宋之养兵，下之弊亦必如有明之宗室，此不可不筹通变者也。臣窃以满洲闲散及汉军八旗，皆宜设法安顿。查沿边一带至奉天等处，多水泉肥美之地，近日廷臣如顾琮等俱曾请开垦。请遣有干略之大臣前往分道经理，果有可屯之处，特发帑金为之建堡墩，起屋庐，置耕牛农具，分各旗满洲除正身披甲在京当差外，其家之次丁、余丁力能耕种者，令前往居住。其所耕之田即付为永业，分年扣完工本，此外更不升科。惟令其农隙操演，则数年之后，皆成劲卒，复可资满洲之生计。其逐年发往军台之人，养赡蒙古，徒资靡费，莫若令其分地捐资效力。此后有愿往者，令其陆续前往。此安顿满洲闲散之法也。至汉军八旗已奉有听其出旗之旨，以定例太拘，有力愿出者，为例所格。例许出者，多无力之人，恐出旗后无以为生，以故散遣寥寥。今请不论其家之出仕与否，概许出旗。其家见任居官者，各给以三年之俸银。其无居官者，统给以六年之饷银。其家产许之随带，任其自便。盖彼在旗百年，势难徒手而去，若许带家产，又有并给三年、六年之俸饷，将此一项经营，亦可敌每年所给之饷。则贫富各不失所，而五年以后，国帑之节省无穷。即一时不能尽给，分作数年，以次散遣，帑藏亦不至大绌。其都统以下，章京以上等官，各按品级，陆续改补绿旗提镇将弁，此安顿汉军之法也。臣又按，耗羡归公者，天下之大利。其在今日，亦天下之大弊也。往者康熙年间，法制宽略，州县于地丁之外，私征火耗，其陋规匿税亦未尽剔厘，上司于此分肥，京官于此勒索，游客于此染指。分肥则与为蒙蔽，勒索则与为游扬，染指则与交通关说。致贪风未泯，帑庾多亏。自耗羡归公之后，一切弊窦悉涤而清之，是为大利。然向者本出私征，非同经费，其端介有司不肯妄取，上司亦不敢强。其贤且能者则能以地方之财办地方之事。故康熙年间之循吏多实绩可纪，而财用亦得流通。自归公之后，民间之输纳比于正供，而丝毫之出纳悉操内部。地丁之公费，除官吏养廉之外，既无余剩。官吏之养廉，除分给幕客家丁之修脯工资，事上接下之应酬，舆马蔬薪之繁费，此外无余剩。每地方有应行之事，应兴之役，捐己资既苦贫窭，请公帑实非容易。于是督抚止题调属员，便为整顿地方矣，不问其兴利除弊也。州县止料理案牍，便为才具兼优矣，不问农桑教养也。臣不敢泛引，请以近事之确凿有据者言之。足民莫大于垦荒，而广东一省，荒田至二万顷，无有过而问也。足民莫大于水利，而西北各省水道从无疏浚。陕西郑白二渠，昔人云溉田六万顷，今湮塞不及溉百余顷。湖广出米，接济东南，而湖岸之堤工派官派民，究无长策也。足民莫大于平粜，而贵粜则时价不得平，贱粜则采买无所出，纷纭议论，究无定局也。而他可知矣。此皆由于一丝一忽悉取公帑，有司每办一事，上畏户工二部之驳诘，下畏身家之赔累，但取其事之美观而无实济者，日奔走之以为勤。故曰，此天下之大弊也。夫生民之利有穷，故圣人之法必改。今耗羡归公之法势无可改，惟有为地方别立一公项，俾任事者无财用窘乏之患，而后可课以治效之成。臣请将常平仓储仍照旧例办理，其捐监一项留充各省之公用，除官俸兵饷之类照常动用正项，其余若灾伤之有拯恤，孤贫之当养赡，河渠水利之当兴修，贫民开垦之当借给工本，坛庙祠宇桥梁公廨之当修治，采买仓谷之价值不敷，皆于此项动给，以本地之财供本地之用。如有大役大费，则督抚合全省之项而通融之。又有不足，则移邻省之项而协济之。其稽查之权属之司道，其核减之权操之督抚，内部不必重加切核。则经费充裕，节目疏阔，而地方之实政皆可举行。或疑复采买则谷贵，不知常平之行二千年矣，最为良法。前者采买与收捐并行，又值各省俱有荒歉，赈贷告籴，杂然并举，故谷贵，非一常平之买补可致谷贵也。且捐监一项，或银粟兼收，或丰收本色，歉收折色，皆可以调剂常平之不逮也。或疑此项不归正供，有司必多侵蚀浮冒。不知巧黩之夫，虽正供亦能耗蠹。廉谨之士，虽暗昧不敢自欺。设官分职，付以人民，只可立法以惩贪，不可因噎而废食。唐人减刘晏之船料，而漕运不继。明人以周忱之耗米归为正项，致逋负百出，路多饿殍。大国不可以小道治，善理财者固不如此也。此捐监之宜充公费也。三法既行，则度支有定。他如关税盐课之溢额皆可量加裁减，以裕民力。经费有资，则如好善乐施之类皆可永行停止，以清仕路。民力裕则教化行，仕路清则风俗正。教化行而风俗正，皇上以敬勤之身，总其纲纪，巩固灵长之业，犹泰山而四维之也。臣日夜思维，以为当今之要务无急于此者。

唐自行两税法以后，天下百姓输赋于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原注】旧唐书裴●传、新唐书食货志同。元稹状言，臣伏准前后制敕及每岁旨条，两税留州、留使钱外，加率一钱一物，州府长吏并同枉法计赃，仍令出使御史访察闻奏。及宋太祖干德三年，诏诸州支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无得占留。【原注】宋史食货志。自此一钱以上皆归之朝廷，而簿领纤悉特甚于唐时矣。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实在此。【原注】宋史言，宋聚兵京师，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费浸多。昔人谓古者藏富于民，自汉以后，财已不在民矣，而犹在郡国，不至尽辇京师，是亦汉人之良法也。后之人君知此意者鲜矣。

自唐开成初，归融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奏言，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财，皆陛下府库。而宋元佑中，苏辙为户部侍郎，则言，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余，则转运司常足。【原注】犹今之布政司。转运司既足，则户部不困。自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国，而先困转运司。转运司既困，则上供不继。上供不继，而户部亦惫矣。两司既困，【杨氏曰】两司者，转运户部。虽内帑别藏积如丘山，而委为朽壤，无益于算也。是以仁宗时富弼知青州，朝廷欲辇青州之财入京师，弼上疏谏。金世宗欲运郡县之钱入京师，徒单克宁以为如此则民间之钱益少，亦谏而止之。以余所见，有明之事，尽外库之银以解户部，盖起于末造，而非祖宗之制也。王士性广志绎言，天下府库莫盛于川中，余以戊子典试于川，询之藩司，库储八百万。【原注】银两之数。即成都、重庆等府俱不下二十万，顺庆亦十万。盖川中无起运之粮，而专备西南用兵故也。两浙赋甲天下，余丁亥北上，滕师少松为余言，癸酉督学浙中，藩司储八十万。后为方伯，止四十万。今为中丞，藩司言不及二十万矣。十年之间，积贮一空如此。及余己丑参政广西，顾臬使问自浙粮储来，询之，则云浙藩今已不及十万也。广西老库储银十五万不启，每岁以入为出耳。余甲午参政山东，藩司亦不及二十万之储。庚辰入滇，滇藩亦不满十万，与浙同，每岁取矿课五六万用之。今太仓所蓄亦止老库四百余万，有事则取诸太仆寺。余乙未贰卿太仆时，亦止老库四百万，每岁马价不足用，则取之草料。盖十年间东倭西哱，所用于二帑者逾二百万故也。其所记万历时事如此。至天启中，用操江范济世之奏，一切外储尽令解京，而搜括之令自此始矣。今录上谕全文于此，俾后之考世变者得以览焉。天启六年四月七日，上谕工部都察院，朕思殿工肇兴，所费宏巨，今虽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项价银已几至二十万。况辽东未复，兵饷浩繁，若不尽力钩稽，多方清察，则大工必至乏误，而边疆何日敉宁。殊非朕仰补三朝阙典之怀，亦非臣下子来奉上之谊也。朕览南京操江宪臣范济世两疏所陈，凿凿可据。其所管应天、扬州府等处库贮银两，前已有旨尽行起解，到京之日，照数察收。似此急公徇上之诚，足为大小臣工模范。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朕何忧乎鼎建之殷繁，军饷之难措哉。范济世所奏，奉旨已久，其银两何尚未解到？尔工部都察院即行文速催，以济急用。且天之生财止有此数，既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岂可目击时艰，忍置之无用之地？朕闻得盐运司每年募兵银六千两，实收在库约有二十余万两，又盐院康丕扬在任，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银一万，约有二十余万两，又故监鲁保遗下每年余银四万两，约有四十余万两。连前院除支销费过，余银约有八十余万两，刷卷察盘可据。又南太仆寺解过马价余银二十六万两，见寄在应天等府贮库。又户科贮库余银约有七万两，寄收应天府。又操江寄十四府余银约有十万两。又操江寄贮扬州、镇江、安庆三府备倭余银约有三十余万两。北道刷卷御史可据已上七宗，俱当遵照范济世所奏事例，彻底清察，就着南京守备内臣刘敬、杨国瑞亟委廉干官胡良辅、刘文耀，会同该部院抚按官，着落经管衙门察核的确，速行起解。有敢推避嫌怨，隐匿稽迟，怀私抗阻者，必罪有所归。如起解不完，则抚按等官都不许考满迁转。刘敬等亦不许扶同蒙蔽，委法徇私，必须殚力急公，尽心搜括，庶大工、边务均有攸赖，国家有用之物不至为贪吏侵渔，昭朕裕国恤民德意。又闻南京内库，祖宗时所藏金银珍宝皆为魏忠贤矫旨取进。先帝谕中所云，将我祖宗库贮，传国奇珍异宝，盗窃几至一空者，不知其归之何所。自此搜括不已，至于加派。加派不已，至于捐助，以讫于亡。由此言之，则搜括之令开于范济世，成于魏忠贤，而外库之虚，民力之匮所由来矣。【原注】崇祯元年六月奉旨，范济世阿逢逆珰，妄报操银，贻害地方，着冠带闲住。以英明之主继之，而犹不免乎与乱同事，然则知上下之为一身，中外之为一体者，非圣王莫之能也。传曰，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岂不信夫！【胡氏曰】唐以诸州之赋折而三之，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送使留州皆给有司之费，天子不问者也。汉制，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至封君汤沐邑，皆各有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即其法也。唐之山川诸赋颇入天子矣，故以免庸之钱当古者汤沐之费，以畀有司，不如此不足窒贪墨而养其廉。亡何，德宗之时，李泌请留州之外，悉输京师。元友直勾检诸道，税外物悉入户部。其后裴泊又以送使之财悉为上供，上供颇益，而不加赋，当时以为善政。其实彼此易名，皆使上供益丰，州支益微，徒知财利之权宜管于上，不复分别佣力之钱义当于下也。且又有不加赋而民已病者。有司百务萧索，不得不抑配民间，细而斗斛折变微利亦归于官。大而飞苞驿篚，囊金椟帛，以输权门，行暮夜者尽取诸民。展转相须，不为限制，则展转相蒙，不复检察。一纸之令，使天下之官皆丧其节，天下之民日顷其赀。政之不善，孰过于此？此熙宁以后之覆辙也。立国之道所以贵重货财者，谓其好用之，则庭实旅百取足其中。以武用之，则坚甲利兵足以备不虞，金汤非粟不守也。人君躬自贬损，与天下共守节制，而不敢渝焉，所以使经费有余，民间不困征敛也。敛之既尽，有司所负必多，谴责不已，罢斥亦多，奸胥知守长数易而侵盗亦多，有司倦于检察，抑配平民益多，奸民恐抑配见及，故迟留正赋以伺苟免者亦又多矣。未知何术以处此也，必也上供之外，仍以庸钱与州，然后杜监司胁取之间，塞长吏抑配之窦，俾贤者足以养廉，贪者必于得罪，而后王道可行也。

开科取士，则天下之人日愚一日，立限征粮，则天下之财日窘一日。吾末见无人与财而能国者也。然则如之何？必有作人之法而后科目可得而设也，必有生财之方而后赋税可得而收也。

先生读隋书篇曰，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传，则未见其有以为富国之术也。当周之时，酒有榷，盐池盐升有禁，入市有税。至开皇三午，而并罢之。夫酒榷、盐铁、市征，乃后人以为关于邦财之大者，而隋一无所取，则所仰赋税而已。然开皇三年，调绢一匹者，减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减为三十日，则行苏威之言也。继而开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给复十日，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税。十年，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放。十二年，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则其于赋税复阔略如此。然文帝受禅之初，即营新都徙居之，继而平陈，又继而讨江南、岭表之反侧者，则此十余年之间，营缮征伐未尝废也。史称帝于赏赐有功，并无所爱。平陈凯旋，因行庆赏，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郭，以次颁给，所费三百余万段，则又未尝啬于用财也。夫既非苛赋敛以取财，且时有征役以糜财，而赏赐复不吝财，则宜用度之空匮也，而何以殷富如此？考之于史，则言帝躬履俭约，六宫服浣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非燕享不过一肉。有司尝以布袋贮干姜，以毡袋进香，皆以为费用，大加谴责。呜呼，夫然后知大易所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孟子所谓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信利国之良规，而非迂阔之谈也。汉隋二文帝皆以躬履朴俭富其国，汉文师黄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圣贤如此。后之谈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财，虽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党遂倡为丰享豫大，惟王不会之说，饰六艺，文奸言，以误人国家，至其富国强兵之效，不逮隋远甚，岂不缪哉？【钱氏曰】本马贵与之说，载在文献通考。宁人手钞之意，欲采入日知录。潘次耕误讱为顾作，乃以读隋书为题收入集中。

言利之臣

孟子曰，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所恶于兴利者，为其必至于害民也。昔明太祖尝黜言利之御史，而谓侍臣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济其私。欲行道者心存于天下国家，欲济私者心存于伤人害物。【原注】洪武十三年五月。御史周姓，实录不载其名。此则唐太宗责权万纪之遗意也。又广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临水镇产铁，请置炉冶。上曰，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天下无遗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今各冶数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矣。杖之流海外。【原注】十五年五月。圣祖不肩好货之意，可谓至深切矣。自万历中矿税以来，求利之方纷纷，且数十年，而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然则治乱盈虚之数从可知矣。为人上者，可徒求利而不以斯民为意与？

新唐书字文韦杨王列传赞曰，开元中，字文融始以言利得幸。于时天子见海内完治，偃然有攘却四裔之心。融度帝方调兵食，故议取隐户剩田以中主欲。利说一开，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虽后得罪，而追恨融才犹所未尽也。天宝以来，外奉军兴，内蛊艳妃，所费愈不赀计。于是韦坚、杨慎矜、王鉷、杨国忠各以裒刻进，剥下益上，岁进羡缗百亿万，为天子私藏，以济横赐，而天下经费自如。帝以为能，故重官累使，尊显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于前，有司备员不复事。而坚等所欲既充，还用权媢，以想屠灭，四族皆覆，为天下笑。孟子所谓上下交征利而国危者，可不信哉？呜呼，芮良夫之刺厉王也曰，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三季之君莫不皆然。前车覆而后不知诫，人臣以丧其躯，人主以忘其国，悲夫！

读孔孟之书，而进管商之术，此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为，而今则滔滔皆是也。有一人焉可以言而不言，则群推之以为有耻之士矣。上行之则下效之，于是钱谷之任，榷课之司，昔人所避而不居，今且攘臂而争之。礼义沦亡，盗窃竞作，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后之兴王所宜重为惩创，以变天下之贪邪者，莫先乎此。

先生读宋史陈遘篇曰，吾读宋史忠义传至于陈遘，史臣以其婴城死节，而经制钱一事为之减损其辞，但云天下至今有经总制钱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于翁彦国，愚以为不然。鹤林玉露曰，宣和中，大盗方腊扰浙东，王师讨之。命陈亨伯【原注】宋人讳高宗嫌名，称其字曰亨伯。以发运使经制东南七路财赋。因建议，如卖酒、鬻糟、商税、牙税与头子钱、楼店钱皆少增其数，别历收系，谓之经制钱。其后卢宗原颇附益之。至翁彦国为总制使，仿其法，又收赢焉，谓之总制钱。靖康初，诏罢之。军兴，议者请再施行，色目浸广，视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为卅县太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闻之，哭于家庙，谓剥民敛怨，祸必及子孙。其后叶正则作外稿久谓必尽去经总钱，而天下乃可为，治平乃可望也。然则宋之所以亡，自经总制钱，而此钱之兴始于亨伯。虽其卧守中山，一家十七人为叛将所害，而不足以盖其剥民之罪也。其初特一时权宜。而遗祸及于无穷，是上得罪于艺祖、太宗，下得罪于生民。而断脰决腹，一瞑于中山，不过匹夫匹妇之为谅而已，焉得齿于忠义哉！

俸禄

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昔者武王克殷，庶士倍禄。王制，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汉宣帝神爵年诏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原注】如淳曰，律，百石俸月六百。韦昭曰，若食一斛则益五斗。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诏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已下增于旧秩。晋武帝泰始三年诏曰，古者以德诏爵，以庸制禄，虽下士犹食上农，外足以奉公忘私，内足以养亲施惠。【原注】谓分禄以瞻宗族、昏姻，故人。今在位者，禄不代耕，非所以崇化本也。其议增吏俸。唐时俸钱，上州刺史八万，中下州七万。赤县令四万五千，畿县、上县令四万。赤县丞三万五千，上县丞三万。赤县簿尉三万，畿县、上县薄尉二万。玄宗天宝十四载，制曰，衣食既足，廉耻乃知。至如资用靡充，或贪求不已，败名冒法，实此之由。辇毂之下尤难取给，其在西京文武九品已上正员官，【原注】唐时官多，有员外置者，故分别言之。今后每月给俸食、杂用、防阁、庶仆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员官加一分。仍为例程。而白居易为盩厔厚尉诗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其江州司马厅记曰，唐兴，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今之制，禄不过唐人什二三，彼无以自赡，焉得而不取诸民乎？昔杨绾为相，承元载汰侈之后，欲变之以节俭，而先益百官之俸，皇甫镈以宰相判度支，请减内外官俸禄，给事中崔植封还诏书，可谓达化理之原者矣。

汉书言王莽时，天下吏以不得俸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给。五代史言北汉国小民贫，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自余薄有资给而已，故其国中少廉吏。穆王之书曰，爵重禄轻，群臣比而戾民，毕程氏以亡。此之谓矣。

前代官吏皆有职田，【原注】晋、魏、隋、唐书皆有官品第一至第九职田多少之数。故其禄重。禄重则吏多勉而为廉。如陶潜之种秫，【原注】晋书本传。阮长之之芒种前一日去宫，【原注】宋书本传。皆公田之证也。元史，世祖至元元年八月乙巳，诏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原注】品如正一品、正二品，从如从一品、从二品。给俸禄，颁公田。太祖实录，洪武十年十月辛酉，制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禄之数。是国初此制未废，不知何年收职田以归之上，而但折俸钞，【原注】实录会典皆不载。其数复视前代为轻，始无以责吏之廉矣。【潘氏曰】先师有言，忠信重禄所以劝士。无养廉之具，而责人之廉，万万不能。汉制，官最卑者食禄百石，名为百石而月俸十六石，实岁百八十余石也。唐宋自俸田外，又有职田，春冬衣仗身人役等，以优其力，而县令圭租有至九百斛者。夫既厚禄之，而犹贪污不法，置之重典，夫复何辞！当今制禄，视前代已薄。兵兴以来，又加裁省，官于京师者，舆从衣裘常苦不给。顷奉朝廷特恩，四品以下官秋冬二季准给全俸，仰见体群臣之厚意。更愿沛发德音，斟酌古今，增其禄饩，臣下见优恤如此其厚，无不人人感奋，岂非兴廉教忠之一道哉。【汝成案】国朝常俸外，倍给养廉银。顾名思义，臣下宜何如感奋。

宣宗实录，宣德八年三月庚辰，兼掌行在户部事礼部尚书胡●，奏请文武官七年分俸钞，每石减旧数，折钞一十五贯。以十分为率，七分折与官绢，每匹准钞四百贯。三分折与官绵布，每匹准钞二百贯。从之。●初建议，与少师蹇义等谋，义等力言不可，曰，仁宗皇帝在春宫久，深知官员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数倍，此仁政也，岂可违之。【原注】永乐二十二年十月庚申，月增给在京文武官及锦衣卫将军总小旗来各五斗，杂职及吏并各卫总小旗军力士校尉人等有家属者米各四斗，无家属者各斗五升，并准俸粮之支钞者。●初欲每石减作十贯，闻义等言，乃作十五贯。【原注】按洪熙元年闰七月，尹松言，官员俸禄以钞折米，四方米价贵贱不同，每石四五十贯者有之，六七十贯者有之。则是时折钞犹准米价。白而行之，而小官不足者多矣。【原注】已上实录文。

大明会典官员俸给条云，每俸一石该钞二十贯，每钞二百贯折布一匹。后又定布一匹折银三钱，是十石之米折银仅三钱也。【原注】正统六年十一月丙辰，增给在外文武官吏军士俸粮，原定粮一石给钞十五贯，今增十贯，为二十五贯。十二年四月丙辰，乃减为十五贯。景泰七年二月甲辰，令折俸钞每七百贯与白金一两。天顺元年正月壬辰诏京官，景泰七年折俸钞俱准给银，从户部奏请，以官库钞少故也。成化二年三月辛亥，减在京文武官员折俸钞。先是米一石折钞二十五贯，后因户部裁省，定为十五贯。至是尚书马昂又奏每石再省五贯，从之。时钞法久不行，新钞一贯，时估不过十钱，旧钞仅一二钱，甚至积之市肆，过者不顾。以十贯钞折俸一石，则是斗米一钱也。小吏俸薄，无以养廉，莫甚于此。成化七年十月丁丑，户部请以布一匹，准折文武官员俸粮二十石。旧例，两京文武官折色俸粮，上半年给钞，下半年给苏木、胡椒。至是户部尚书杨鼎奏，京库椒木不足，甲字库多积绵布。以时估计之，阔白布一匹可准钞二百贯，请以布折米，仍视折钞例，每十贯一石。先是折俸钞米一石钞二十五贯，渐减至十贯。是时钞法不行，钞一贯直二三钱，是米一石仅直钱二三十文。至是又折以布，布一匹时估不过二三百钱，而折米二十石，则是米一石仅直十四五钱也。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后遂为常例。盖国初民间所纳官粮皆米麦也，或折以钞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钞。其后钞不行，而代以银。于是粮之重者愈重，【原注】崇祯中粮一石至折银二两。而俸之轻者愈轻，其弊在于以钞折米，以布折钞，以银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正统六年二月戊辰，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曹泰奏，臣闻之书曰，凡厥正人，既富方谷。今在外诸司文臣，去家远任，妻子随行。禄厚者月给米不过三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钞。九载之间，仰事俯育之资，道路往来之费，亲故问遗之需，满罢闲居之用，其禄不赡则不免失其所守，而陷于罪者多矣。乞敕廷臣会议，量为增益，俾足养廉。如是而仍有贪污，惩之无赦。事下行在户部，格以定制，不行。

北梦琐言，唐毕相諴家本寒微。其舅为太湖县伍伯，【原注】伍伯即今号杂职行杖者。相国耻之，俾罢此役，为除一宫。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选人杨载宰此邑，参辞日，于私第延坐，与语期为落籍，津送入京。杨令到任，具达台旨。伍伯曰，某下贱，岂有外甥为宰相邪？杨令坚勉之，乃曰，某每岁公税享六十缗事例钱，【原注】盖如今之工食。苟无败阙，终身优渥，不审相公欲为致何官职？杨令具以闻，相国叹赏，亦然其说，竟不夺其志也。夫以伍伯之役而岁六十缗，宜乎台皂之微皆知自重。乃信汉书言，赵广汉奏请令长安游徼狱吏秩百石，其后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系留人。诚清吏之本务。谓贪浇之积习不可反而廉静者，真不知治体之言矣。

助饷

人主之道，在乎不利群臣百姓之有。夫能不利群臣百姓之有，然后群臣百姓亦不利君之有，而府库之财可长保矣。旧唐书柳浑传，浑为宰相，奏故尚书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门闾，京城隋朝旧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侄伯强进状，请货宅，召市人马，以讨吐蕃。一开此门，恐滋不逞。讨贼自有国计，岂资侥幸之徒，且毁弃义门，亏损风教。望少责罚，亦可惩劝。上可其奏。夫以德宗好货之主而犹能听宰相之言，不受伯强之献，后之人君可以思矣。王明清记高宗建炎二年，有湖州民王永从献钱五十万缗，上以国用稍集，却之，仍诏，今后富民不许陈献。嗟夫，此宋之所以复存于南渡也与？

汉武尊卜式以风天下，犹是劝之以爵。今乃怵之以威，戚畹之家常惴惴不自保，而署其门曰，此房实卖，都城之中十室而五，其不祥孰甚焉。南唐书言后主之世，以铁钱六权铜钱四。而行至其末年，铜钱一直铁钱十。比国亡，诸郡所积铜钱六十七万缗。呜呼！此所谓府库财非其财者矣。

贼犯京师，史公可法为南京兵部尚书，军饷告绌，乃传檄募富人出财助国。其略曰，亲郊乃雍容之事，唐宗尚有崇韬。出塞本徼幸之图，汉武尚逢卜式。桐城诸生姚士晋之辞也。然百姓终莫肯输财佐县官，而神京沦丧，殆于孟子所谓委而去之者，虽多财奚益哉！

洪武十五年七月，堂邑民有掘得黄金者，有司以进于朝。上曰，民得金，而朕有之，甚无谓也。命归之民。【原注】实录。天启初，辽事告急，有议及捐助者。朝论以为教猱升木。而六年十二月，兵部主事詹以晋疏请灵鹫废寺所存田亩变价助工。奉旨，詹以晋垂涎贱价，规夺寺业，可削籍为民，仍令自行修理寺宇，田有变佃为民业者，责令赎还本寺，以为言利锱铢之戒。以权奄之世，而下有此论，上有此旨，亦三代直道之犹存矣。

馆舍

读孙樵书褒城驿壁，乃知其有沼、有鱼、有舟。读杜子美秦州杂诗，又知其驿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驿舍殆于隶人之垣矣。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此又樵记中所谓州县皆驿，而人情之苟且十百于前代矣。

今日所以百事皆废者，正缘国家取州县之财，纤毫尽归之于上，而吏与民交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延陵季子游于晋，曰，吾入其都，新室恶而故室美，新墙卑而故墙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原注】说苑。又不独人情之苟且也。

汉制，官寺乡亭漏败，墙垣阤坏不治者，不胜任，先自劾。古人所以百废具举者以此。

街道

古之王者，于国中之道路，则有条狼氏涤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洁清。于郊外之道路，则有野庐氏达之四畿，合方氏达之天下，使之津梁相凑，不得陷绝。而又有遂师以巡其道修，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至于司险掌九州岛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则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无不荡荡平平者矣。晋文之霸也亦曰，司空以时平易道路。而道路若塞，川无舟梁，单子以卜陈灵之亡。自天街不正，王路倾危，涂潦遍于郊关，污秽锺于辇毂。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睠言顾之，澘焉出涕。其斯之谓与？

说苑，楚庄王伐陈，舍于有萧氏。谓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沟之不浚也？以庄王之霸而留意于一巷之沟，此以知其勤民也。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清止绝车牛，不许于天津桥来往。明制，两京有街道官，车牛不许入城。

官树

周礼野庐氏，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国语，单襄公述周制以告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释名曰，古者列树以表道，道有夹沟以通水潦。古人于官道之旁必皆种树，以记里至，以荫行旅。是以南土之棠，召伯所茇。道周之杜，君子来游。固已宣美风谣，流恩后嗣。子路治蒲，树木甚茂。子产相郑，桃李垂街。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柳亦多见之诗篇，犹是人存政举之效。近代政废法驰，任人斫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而官无勿翦之思，民鲜侯旬之芘矣。续汉百官志，将作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土木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是昔人固有专职。【原注】三辅黄图，长安御沟谓之杨沟，谓植高杨于其上也。后周书韦孝宽传，为雍州刺史。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堠，经雨颓毁，每须修之。自孝宽临州，乃勒部内当堠处植槐树代之，既免修复，行旅又得芘荫。周文帝后问知之，曰，岂得一州独尔，当令天下同之。于是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焉。【原注】唐王维诗云，槐柳阴阴到潼关。册府元龟，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正月，于两京路及城中苑内种果树。【原注】郑审有奉使巡简两京路种果树事毕入奏诗。代宗永泰二年正月，种城内六街树。【原注】中朝故事曰，天街两畔槐木，俗号为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号为柳衙，以其成行排立也。韦应物诗云，垂杨十二衢，隐映金张室。旧唐书吴凑传，官街树缺，所司植榆以补之。凑曰，榆非九衢之玩，命易之以槐。及槐阴成，而凑卒，人指树而怀之。周礼朝士注曰，槐之言怀也，怀来人于此。【原注】淮南子注同。然则今日之官其无可怀之政也久矣。

桥梁

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原注】河则蒲津、太阳、河阳，洛则孝义。石柱之梁四，【原注】洛则天津、永济、中桥，灞则灞桥。木柱之梁三，【原注】皆渭水，便桥、中渭桥、东渭桥。巨梁十有一，皆国工修之，【原注】此举京都之冲要。其余皆所管州县随时营葺。其大津无梁，皆给船人，量其大小难易以定其差等。今畿甸荒芜，桥梁废坏，雄莫之间，秋水时至，年年陷绝，曳轮招舟，无赖之徒籍以为利。潞河渡子勒索客钱，至烦章劾。司空不修，长吏不问，亦已久矣。【原注】成化八年九月丙申，顺天府府尹李裕言，本府津渡之处，每岁水涨，及天气寒冱，官司修造渡船，以便往来。近为无赖之徒冒贵戚名色，私造渡船，勒取往来人财物，深为民害，乞敕巡按御史严为禁止。从之。况于边陲之远，能望如赵充国治湟狭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从枕席上过师哉。五代史，王周为义武节度使，定州桥坏，覆民租车。周曰，桥梁不修，刺史过也。乃偿民粟为治其桥。此又当今有司之所愧也。

人聚

太史公言，汉文帝时，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原注】史记律书。刘宠为会稽太守，狗不夜吠，民不见吏，庞眉皜发之老未尝识郡朝。【原注】后汉书循吏传。史之所称，其遗风犹可想见。唐自开元全盛之日，姚宋作相，海内升平。元稹诗云，戍烟生不见，村竖老犹纯。此唐之所以盛也。至大暦以后，四方多事，赋役繁兴、，而小民奔走官府，日不暇给。元结作时化之篇，谓人民为征赋所伤，州里化为祸邸。此唐之所以衰也。【原注】宋熙宁中，行新法，苏轼在杭州作诗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衰敝之政自古一辙。子少时见山野之氓，有自首不见官长，安于畎亩，不至城中者。洎于末造，役繁讼多，终岁之功半在官府，而小民有家有二顷田，头枕衙门眠之谚。【原注】见曹县志。已而山有负嵎，林多伏莽，遂舍其田园，徙于城郭。又一变而求名之士，诉枉之人，悉至京师，辇毂之间易于郊垧之路矣，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五十年来，风俗遂至于此。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制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

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聚于乡则土地辟，田野治，欲民之无恒心，不可得也。聚于城则徭役繁，狱讼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

昔在神宗之世，一人无为，四海少事。郡县之人其至京师者，大抵通籍之官，其仆从亦不过三四，下此即一二举贡与白粮解户而已。盖几于古之所谓道路罕行，市朝生草。【原注】盐铁论。彼其时岂无山人游客干请公卿，而各挟一艺，未至多人，衣食所须，其求易给。自东事既兴，广行召募，杂流之士哆口谈兵，九门之中填馗溢巷，至于封章自荐，投匦告密，甚者内结貂珰，上窥颦笑，而人主之威福且有不行者矣。诗曰，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兴言及此，每辄为之流涕。

欲清辇毂之道，在使民各聚于其乡始。

访恶

尹翁归为右扶风，县县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于死。收取。人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及出行县，不以无事时。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惧，改行自新。所谓收取人，即今巡按御史之访察恶人也。武断之豪，舞文之吏，主讼之师，皆得而访察之。及乎浊乱之时，遂借此为罔民之事。矫其敝者乃并访察而停之，无异因噎而废食矣。

传曰，子产问政于然明，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是故诛不仁，所以子其民也。

说苑，董安于治晋阳，问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主。曰，安信乎？曰，信于今。曰，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盐铁论曰，水有猵狚池鱼劳，国有强御齐民消。

盗贼课

史记酷吏传，武帝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此汉世所名为盗贼课，而为法之敝已尽此数言中矣。汉书言张敝为山阳太守，勃海、辽东盗贼并起，上书自请治之。言山阳郡户九万三千，口五十万以上，讫计盗贼未得者七十七人，【原注】汉纪作十七人。他课诸事亦略如此。久处闲郡，愿徙治剧。夫未得之盗犹有七十七人，而以为郡内清治。【原注】纪云，敞为太守，郡内清治。岂非宣帝之用法宽于武帝时乎？然武帝之末至大盗群起，遣绣衣之使持斧断斩于郡国，乃能胜之。而宣帝之世带牛佩犊之徒，皆驱之归于南亩。卒之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是则治天下之道，有不恃法而行者，未可与刀笔筐箧之士议也。

后汉书光武纪纪，建武十六年，郡国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上乃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为殿最，【原注】注，殿，后也，谓课居后也。最，凡要之首也，谓课居先也。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徙其魁帅于他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光武精于吏事，故其治盗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于疏，而失之于密，大抵皆然，又岂独盗贼课哉！

禁兵器

王莽始建国二年，禁民不得挟弩铠，徙西海。隋炀帝大业五年，制民间铁叉、搭钩、●刃之类皆禁绝之，寻而海内兵兴，陨身失国。元世组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汉民持铁尺、手挝及杖之有刃者，悉输于宫。六月戊申，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入官。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巳，括天下马，一品、二品官许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原注】陈天祥传，兴国军以籍兵器致乱，行省命天祥权知本军事。天祥命以十家为甲，十甲为长，弛兵器，以从民便，境内遂平。其后代者务更旧政，治隐匿兵者甚急，天祥去未久而兴国复变，邻郡及大江南北诸城邑多乘势杀其守将以应之。顺帝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者拘入官。已而群盗充斥，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正月辛卯，命山东分省团结义兵，每州添设判官一员，每县添设主薄一员，专率义兵以事守御。故刘文成有诗曰，他时重禁藏矛戟，今日呼令习鼓鼙。呜呼，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古之圣王则既已言之矣。

汉武帝时，公孙弘奏言，禁民毋得挟弓弩。吾丘寿王难之，以为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宇内日化，方外乡风。然而盗贼犹有者，郡国二千石之罪，非挟弓弩之过也。诚能明教化之原，而帅之以为善，保家之道，则家有鹤膝，户有犀渠，适足以夸国俗之强。【原注】旧唐书郑惟忠传引吴都赋。而不至导民以不祥之器矣。

水利

欧阳永叔作唐书地理志，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之。其县之下实兼河渠一志，亦可谓详而有体矣。盖唐时为令者犹得以用一方之财，兴期月之役。而志之所书。大抵在天宝以前者居什之七，岂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隐达，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创千年之利。至于河朔用兵之后，则以催科为急，而农功水道有不暇讲求者欤？然自大暦以至咸通，犹皆书之不绝于册。而今之为吏，则数十年无闻也已。水日干而土日积，山泽之气不通，又焉得而无水旱乎？崇祯时，有辅臣徐光启作书，特详于水利之学。而给事中魏呈润亦言，传曰，雨者，水气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术也。夫子之称禹也曰，尽力乎沟洫。而禹自言亦曰，浚畎浍，距川。古圣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遗乎其小如此。自干时着于齐人，枯济征于王莽，古之通津巨渎，今日多为细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陈同知曰】三代沟洫之利，其小者民自为也，其大者官所为也。沟洫所起之土，即以为道路。所通之水，即以备旱潦，故沟洫者，万世之利也。后世虑其弃地之多，而实无多也。一井之步约百有八十丈，其为沟畛者八尺而已。一成之步约万有八千丈，其为洫与涂者九积十有四丈四尺而已。通计所弃之地，二百分之一而弱也。今更新为之，必有虑其事之难成者，则更非甚难之事也。斌观甽田之法，一尺之甽，二尺之遂，即耕而即成者也。今苏湖之田，九月种麦，必为田轮，两轮中间深广二尺。其平阔之乡，万轮鳞接，整齐均一，弥月悉成。古之遂径岂有异乎？设计其五年而为沟浍，则合八家之力而先治一横沟，田首之步之为百八十丈者，家出三人，就地筑土，二日而毕矣。明年以八十家之力治洫，广深三沟，其长十之，料工计日，三日而半，七日而毕矣。又明年以八百家之力为浍，广深三洫，其长百沟，料工计日，一旬而半，三旬而毕矣。即以三旬之功分责三岁，其就必矣。及功之俱成，民甽田以为利。一岁之中，家修其遂，众治其沟洫，官督民而浚其浍，有小水旱可以无饥，十分之饥可救其五，故日万世之利也。百姓一夫失业则饥，十日失谷则殍。此宜其家自为生，人自为力矣。乃终岁垦田，而仍饥以殍者，一则以岁之不时，一则以沟洫之不治也。岁之不时，人所莫能为也。沟洫之不治，农民莫能为，官可齐其力而为之也。其不为者，盖时无大水旱，则坐视为不必为。及水旱至，而拯恤不逞，又万万无可为者。加以民食之盈绌必数年而后见，国家之利病必数年而后见，事无近功，官无严课，故吾民之死生饥饱一听命于不可知之岁，而曾无十一之防，百一之救也。斌谓救荒无善策，为沟洫于未荒之时，此豫救之策也。即为沟洫寸救荒之时，使饥民即功而就食，此一救而两救之策也。然而土异形，人异习，按方尺之图，动十万之众。如汉武帝之轻用力士，坐广厦之内，度溪谷之外。如王安石之欲田粱山泊者，则固不可为也。即春议经界，秋议遣使，如宋天禧之提点刑狱并领劝农之职，而仍无纤毫之益于民者，亦名美而不足恃也。故为沟洫，必访求于乡耆里长而总其事于郡守，责其成于县令，分其任于县丞主簿，则亲而不扰，久而必成。今集四境之耆长，体访以人情地势，有灼见其可兴沟洫者，准里计日，具图以作其功。有废地可以沟通者，则募其旁近失田之夫为之。官助其不足，田成而授其人，五年而起科，亩十而当一。有沟洫，其业田为永利者，则以任本业之人民实其田。官均其力，春夏作五日，秋作十日，冬作二旬，丞薄亲董之，令一作一视，先成者籍而存于官，其未成者簿志之，至来岁续而毕焉。民田一顷，听沟地半亩，令不当沟涂之道者转偿其邻田。田不及顷，则任力而不听。田二十亩以下者，贳其力。蓄泄之利，两邑共之，则郡守责其两令。令或代去，则交其簿于受代之人。凡县令置农田课，郡守察之，其阻成功及借名生扰者黜。苏湖之民善为水田，春收豆麦，秋收禾稻，中年之入概得三石。而北方之种地者不能半之，则以无为水田者也，凡谷之种，禾稻倍入种稻之田，水田又倍。西北土性高燥，宜麦宜粱。所在低平之田即为下产，以其非粱麦之性，而雨泽一过，水无所注故也。诚能勤行相度，分年规地，仿沟洫之意，备蓄泄以为水田，种禾稻以佐晚熟，则高地之水四注而为害者，必转以为利矣。且为沟洫，非古之凿空求利者比也。以民田兴民利，不遣使，不起徒，不招流户，视其大小功力，随作随成，有小水旱，此丰而彼歉，则邻近必有请其法而自为之者，勿忧其事之难于虑始也。【官氏曰】南北异方，高下异势，燥湿异性，故旱田之不可为水，犹水田之不可为旱也。令必欲以荆扬之物产遍植之雍冀，是第知言水利。而不知因地之利以为利也。且果行遂人沟洫之法，则西北旱田亦利，其何减于东南？何则？西北诸州其地之广轮既数倍于东南，且谷之种类繁多，有宜五种者，有宜四种者，有宜三种者，周原膴膴，土脉厚而水源深，其肥沃比东南之涂泥又奚翅倍焉，所患者惟水与旱耳。沟洫修而水旱有备，则西北诸州岁之所入非徒不减于东南，且什伯而无算矣。或疑井田既废，欲复遂人之法，势有所不行，是又不然。夫善复古者亦师其意而已矣。观周礼遂人之法，原与稻人之法不同，稻田不可一日无水，故以潴畜之，以防止之，以遂均之矣，必以列舍之而后以浍写之焉。旱田则潦之为患者十之六七，旱之为患者十之二三，故遂人五沟之大小不同，其实皆沟也。揆先王为沟洫之本意，第欲使水多之年，水行沟中而不泛。水少之年，又可畜沟中之水以滋田耳。今但相其地之下者以为行水之区，又相其地之最下者以为畜水之所，疏其节，阔其目，不用尽复古沟洫之制，而已获沟洫之利矣。

龙门县，今之河津也。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贞观十年筑。东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垆渠，二十三年，县令长孙恕凿。溉田良沃，亩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马鞍坞渠，亦恕所凿。有龙门仓，开元二年置，所以贮渠田之入，转般至京，以省关东之漕者也，此即汉时河东太守番系之策。史记河渠书所谓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偿种。而唐人行之，竟以获利。是以知天下无难举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谓后人之事必不能过前人者，不亦诬乎。

唐姜师度为同州刺史，开元八年十月诏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郑白凿泾之利，自兹厥后，声尘缺然。同州刺史姜师度识洞于微，智形未兆。匪躬之节，所怀必罄。奉公之道，知无不为。顷职大农，首开沟洫。岁功犹昧，物议纷如。缘其忠款可嘉，委任仍旧。暂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条之察。白藏过半，绩用斯多。食乃人天，农为政本。朕故兹巡省，不惮祁寒，将申劝恤之怀，特冒风霜之弊。今原田弥望，畎浍连属，由来榛棘之所，遍为秔稻之川，仓庾有京坻之饶，关辅致亩金之润。本营此地，欲利平人，缘百姓未开，恐三农虚弃，所以官为开发，冀令递相教诱。功既成矣，思与共之。其屯田内先有百姓注籍之地，比来召人作主，亦量准顷亩割还。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贫下欠地之户，自办功力能营种者，准数给付，余地且依前官取。师度以功加金紫光禄大夫，赐帛三百匹。【原注】册府元龟。本传，师度既好沟洫，所在必发众穿凿，虽时有不利，而成功亦多。读此诏书，然后知无欲速，无见小利二言，为建功立事之本。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知其可以为令尹也。【原注】淮南子。魏襄王与群臣饮酒，王为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原注】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史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兴，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尽，何足法也。于是。以史起为邺令，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原注】史记。按后汉书安帝纪，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则指此为西门豹所开。为人君者，有率作兴事之勤，有授方任能之略，不患无叔敖、史起之臣矣。

汉书，召信臣为南阳太守，为民作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纷争。【原注】晋书，杜预都督荆州诸军事，修召信臣遗迹，分疆刻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此今日分水之制所自始也。

洪武末，遣国子生人才分诣天下郡县，集吏民，乘农隙修治水利。二十八年，奏开天下郡县塘堰凡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此圣祖勤民之效。

雨泽

洪武中，令天下州县长吏月奏雨泽。盖古者龙见而雩，春秋三书不雨之意也。承平日久，率视为不急之务。永乐二十二年十月，【原注】仁宗即位。通政司请以四方雨泽奏章类送给事中收贮，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泽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县雨泽章奏乃积于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给事中收贮，是欲上之人终不知也。如此徒劳州县何为。自今四方所奏雨泽，至即封进，朕亲阅焉。【原注】今大明会典具载雨泽奏本式。呜呼，太祖起自侧微，升为天子，其视四海之广犹吾庄田，兆民之众犹吾佃客也，故其留心民事如此。当时长吏得以言民疾苦，而里老亦得诣阙自陈。后世雨泽之奏遂以寝废，天灾格而不闻，民隐壅而莫达，然后知圣主之意有不但于祈年望岁者。民亲而国治，有以也夫。

河渠

黄河载之禹贡，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洚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者，其故道也。汉元光中，河决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武帝自临，发卒数万人塞之，筑宫其上，名曰宣防。导河北行，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自汉至唐，河不为害几及千年。【阎氏曰】按此说大非，复禹旧迹，无水灾，此史记河渠书之文。若沟洫志则续之曰，自塞宣房后，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地理志魏郡馆陶下注云，河水别出为屯氏河，东北至章武入海是也。虽不知的在何年，要武帝元封二年壬申后，宣帝地节元年壬子以前事。余尝谓禹之时，河自碣石入海，至周定王五年，河徙从邺县东北入海，此一变也。汉武元封后，宣帝地节前，河又从勃海郡章武县入海，此又一变也。古今大事，而亭林亦末考及耶？【钱氏曰】田蚡言，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强塞之未必应天。此老成谋国之言。当时恶蚡者谓蚡奉邑在河北，故沮塞河之役，其实非公论也。五代史，晋开运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决，浸汴、曹、濮、单、郓五州之境，环梁山，合于汶水，与南旺蜀山湖连，弥漫数百里，河乃自北而东。宋史，熙宁八年七月乙丑，河大决于澶州曹村，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河。又自东而南矣。元丰以后，又决而北。议者欲复禹迹，而大臣力主回东之议。【原注】宋史河渠志序曰，自滑台、大伾尝两经泛溢，复禹迹矣。一时奸臣建议，必欲回之，俾复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屡塞屡决，至南度而后，贻其祸于金源氏。降及金元，其势日趋于南而不可挽。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自中牟以下夺汴，徐州以下夺泗，清口以下夺淮，凡三夺而后注于海。今岁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矣。庙堂之议既视其夺者以为常，司水之臣又乘其决者以为利，不独以害民生，妨国计，而于天地之气运未必不有所关也。

丘仲深大学衍义补言礼曰，四渎视诸侯。谓之渎者，独也，以其独入于海，故江河淮济谓之四渎。今以一淮而受黄河之全，盖合二渎而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为并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汴、【原注】元本作沁，误。泗、沂三水以同归于淮也哉。【原注】实录载天顺七年金景辉言，黄河不循故道，并流入洛是为妄行。曩时河水犹有所潴，如巨野、梁山等处。犹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类。虽以元人排河入淮，而东北之道犹微有存焉者。今则以一淮而受众水之归，而无涓滴之渗漏矣。邵国贤作治河论，以为禹之治水至于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谓盛矣。以今观之，其所空之地甚广，所处之势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远矣，而所空之地乃狭于禹，所处之势乃难于禹，所求之功乃大于禹。禹之导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随其所之而疏之，不与争利，故水得其性，而无冲决之患。今夫一杯之水举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势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时，大禹不能，而况他人乎。今河南山东郡县棋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与水者，今人皆为吾有。盖吾无容水之地，而非水据吾之地也，固宜其有冲决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狭于禹。禹之治水随地施功，无所拘碍。今北有临清，中有济宁，南有徐州，皆转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顾右盼，动则掣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随吾意，况水无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济吾之事哉？故曰所处之势难于禹。况禹之治水去其垫溺之害而已，此外无求焉，今则赖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坏临清也。不及临清矣，又恐坏济宁也。不及济宁矣，又恐坏徐州也。使皆无坏也，又恐漕渠不足于运也。了是数者，而后谓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于禹。【沈氏曰】方舆纪要一段云，若谓何不使黄淮分背，而乃使淮助河势，河扼淮势也？则合流之后，海口即大辟。盖河不旁决，正流自深，得淮羽翼而愈深，是用淮于河矣。与邱邵诸公之论绝异。繇二文庄之言观之，则河水南趋之势已极，而一代之臣不过补苴罅漏，以塞目前之责而已，安望其为斯民计百世之长利哉。至于今日，而决溢之灾无岁不告。呜呼！其信非人力之所能治矣。【汝成案】二文庄之言，自是前明治河得失。

禹贡之言治水也，曰播，曰潴。水之性合则冲，骤则溢。故别而疏之，所以杀其冲也，又北播为九河是也。旁而蓄之，所以节其溢也，大野既潴是也。必使之有所容而不为暴，然后锺美可以丰物，流恶可以阜民，而百姓之利，繇是而兴矣。【钱氏曰】禹之治水也，使由地中行，无所谓防也。言防而劳费无已，遂为国家之大患矣。河为北条之川，由洚水大陆，播九河，同为逆河以入海者。禹之故迹，今运道临清至天津者是也。东汉以后，河由千乘入海，即今之大清河也。自唐至宋金，皆由此道。金元之间，河渐南决，始合汴泗淮以入于海，与禹河入海之口相去几二千里，而北条之水既为南条矣。其两岸之堤岁增月益，高于民田庐舍，且与城平矣。水之性就下，不使由地中行，而使出地上，欲其无决溢之害，不亦难乎！今之言河防者，以潘季驯为师。季驯治河之法不过曰清水可蓄不可泄，黄河宜合不宜分而已。夫清水之当蓄固不待言，黄河之宜合则季驯一人之言，非古有是言也。禹之治河，酾为二渠，疏为九道，顺其性而导之注海，何尝不可分乎？塞其支流，束之使归于一，欲藉河水之力以刷海口之沙，其计固已左矣。古人云，川壅而溃，伤人必多。谓河不宜分，而增堤以御之，一朝溃溢，堤不能御，又糜国帑以塞之，侥幸成功，而官吏转受重赏，此国之巨蠹也。季驯之法，守之百五十年，而其效如此，谓之习知河务，吾不信也。【周济曰】禹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水性就下，而载之高地何也？曰，水性者，所以为治也善以其性，为治者当谨节而慎用之。若高而骤下，后将无可复下，骤下为妄用其力于无用之地，无可复下，势必浸淫涣散，归墟不畅，下壅上溃矣。河至大伾，南岸山势尽，地平衍，土疏易流，所以数败也。厮渠载之高地，西迫大山，山根土坚实无败。而其要尤在节就下之性，不使径尽，蓄全力以归墟，疏为九河，所以澄之也。同为逆河，所以激之也，此禹功之所以永久也。近世言治河者，皆主以水攻沙，是但知逆河之说者也。夫水之性固必就下，而下有辨。载水者，地也，而行地者，水也。是故非徒辨地与地之高下也，又必辨水与水之高下。海之处地下于河，不问可知也，而海之水则往往与河之水相平。海水清而渟，河水浊而驶。清则轻而扬，浊则重而坠。河入海辄伏行，伏行则四面皆为海水所距，迅下之力什不存三，是以入海数十里后，无不中起尖淤，两旁分泄者，其势固然也。若能使河水常高于海水，则铺行海面，而其去势当益远矣。即不能，当使其渐下而不骤。即不能，当使其落前势长，落后路短。势长则水力全，路短则人力省。此载之高地，同为逆河之指也。近海地既平，河不窄，则入海无力，所以必为逆河。而逆河之上与其益深，毋宁益广。度全河之水，计其所容，广必浅，狭必深。深则损地之高以就海，而海之处下分数益减。浅则其高全入海，犹建瓴也。狭则深，深则怒，怒则挟沙多，是殴中国之土入海为尖淤也。广则浅，浅则澄，澄则挟沙少，是留入海之尖淤以培中国之下地也。此疏为九河之指也。善乎，贾让通其词曰，毋与水争地。又恐人不明于水容之说，而引齐魏各去河二十五里之堤以证之。夫去河二十五里之堤，视今日谓遥堤相去远矣。然则金堤尽而九河接，其游波宽衍固可知矣。大陆以上，河水不能不浊，与使入海，孰若留培兖州？于是因势疏之，其数适九。占地既广，淤益澄，流益清。历年益久，下地益高，逆河入海将益畅，九河堙为平陆。后人叹禹迹不可复睹，而不知此固禹所祷祀而求计日而待者也。今也不然，堤之、障之、逼之、束之，使之无以容其流，而不得不发其怒，则其不由地中而横出于原隰之间，固无怪其然也。丘仲深谓以一淮受黄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贞治河，犹疏分水之渠于濮汜之间，不使之并趋一道。自弘治六年，筑黄陵冈以绝其北来之道，而河流总于曹单之间，乃犹于兰阳、仪封各开一口而泄之于南。今复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狭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则濒岁决于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运。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从而入之。吾见刘贡父所云，别穿一梁山泺者，将在今淮泗之间。而生民鱼鳖之忧殆未已也。

河政之坏也，起于并水之民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汀泽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于官，然后水无所容，而横决为害。贾让言，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汗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又曰，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往十余岁，太守以赋民，民今起庐舍其中，此臣亲见者也。元史河渠志谓，黄河退涸之时，旧水泊污池多为势家所据。忽遇泛溢，水无所归，遂致为害。由此观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予行山东巨野寿张诸邑，古时潴水之地，无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为川浸矣。近有一寿张令修志，乃云梁山泺仅可十里，其虚言八百里，乃小说之惑人耳。此并五代、宋、金史而未之见也。【原注】五代史晋开运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决，浸汴、曹、濮、单，郓五州之境，环梁山，合于汶水，与南旺蜀山湖连，弥漫数百里。宋史宦者传，梁山泺，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金史食货志，黄河已移故道，梁山泺水退，地甚广，遣使安置屯田。沙湾未筑以前，徐有贞疏亦言外有八百里梁山泺可以为泄。书生之论，岂不可笑也哉！

陆文裕续停骖录曰，河患有二，曰决、曰溢。决之害间见，而溢之害频岁有之。使贾鲁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补耳。且当岁岁为之，其劳其费可胜言哉。今欲治之，非大弃数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潴漫波。其次则滨河之处，仿江南圩田之法，多为沟渠，足以容水。然后浚其淤沙，由之地中。而润下之性、必东之势得矣。

按文裕之意，即贾让之上中二策，而不敢明言。贾让言，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摹以万数，百姓怨恨。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且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嗟夫，非有武帝之雄才大略，其孰能排众多之口，而创非常之原者哉。

平当使领河堤，奏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宋开宝之诏亦曰，朕每阅前书，详究经渎。至若夏后所载，但言导河至海，随山浚川，未闻力制湍流，广营高岸。今之言治水者计无出于堤塞二事。箕子答武王之访，首言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后世治河之臣皆鲧也，非其人之愿为鲧，乃国家教之使为鲧也，是以水不治而彝伦斁也。【原注】崔瑗河堤谒者箴，导非其导，堙非其堙，八野填淤，水高民居。

因河以为漕者，禹也。壅河以为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渠，今曰河防。

闻之先达言，天启以前，无人不利于河决者。侵克金钱，则自总河以至于闸官，无所不利。支领工食，则自执事以至于游闲无食之人，无所不利。其不利者，独业主耳。而今年决口，明年退滩，填淤之中，常得倍蓰，而溺死者特百之一二而已。于是频年修治，频年冲决，以驯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国家之法使然，彼斗筲之人焉足责哉。

不独此也。彼都人士，为人说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者。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职事，一差遣，未有不计其获者。自府史胥徒上而至于公卿大夫，真可谓之同心同德者矣。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义而后利，终不可以致太平。故愚以为今日之务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也。【陈鸿博曰】元明二代，河势益趋于南，遂会淮于安东入海。淮为黄所夺，流不能驶，因潴于洪泽湖，为害益甚。明潘季驯始用束淮刷沙法，导洪泽所注淮水，引七分入清口刷黄，分三分由运河以达之江。外修筑高家堰，使束淮有力。内设船疏浚，运河深通。自是数十年无水患，亦所谓因势利导，故奏功独多。盖自宋以来，治河之善，无有过之者。自国初防海寇轶入云梯关，因于关口分列梅花桩，而海口渐淤。自设苇荡营于淤地，而海口日塞。自引洪泽湖水入高宝湖，而淮弱黄缓，清口亦日壅。迄今又数十年，下流之塞者益多，则上流之决者日甚，势有必然，无足怪者。迩年河水涨溢，即直注洪泽，于是以一湖而全注黄淮二渎之水，湖身既不能容，又黄水挟沙淤垫，洪泽益加浅狭，非东溢高宝，即西注微山，淮扬徐海郡县岁被其害。【又曰】禹之治河也，播九河，酾二渠，以河流湍悍，故分河以杀其势，导河北行，其所入之水犹少。自是以后，汉有屯氏及东郡渠。唐元和中，开古黄河于黎阳，以决旧河水势，而滑州遂无水患。由宋及明中叶，河水东南行，而宋分二派，元有三汊。明于濮汜之间，兰阳、仪封之境，尚各有支渠，不使并行一道。今河流既归于一，又自中牟以下合汴，徐州以下合泗，清口以下合淮口诸大水，以助其势，奔腾迅激，自数倍于禹时。乃专恃一海口以为尾闾之泄，而海口又仅存昔日之二三，如是而欲河不为患，是必今之治水者愈于禹而后可也。故欲除河患，必先探其原，悉其委。其发也有自来，则上流当多开引河，以杀其湍。其归也有所潴，则下流当广辟海口，以畅其流。夫河自大伾东走平地二千余里，始达于海。合则势强而冲突，分则力弱而安流，其势然也。为今之计，当先于河南、山东二省河水经行之地，相度形势，因其高下，分导其流。引湍悍者陂为支河，捐卑下者潴为大泽，疏其淤而泄其涨，则上流有所分，而冲决之患自减。至安东海口，虽多淤塞，然今漕标六营，如东海之莺游门，佃湖之灌湖口，庙湾之窈港，小关之野潮洋，盐城之新洋、斗牛二港，凡诸海口并去河不远，引而分注，为力甚易。又苇荡营及黑风口及射阳湖滨皆昔时河流入海之地，今已淤塞数十里，开之难以施功，听之贻害无已，当尽举此数十里之地委而捐之，撤屯聚之兵民，任河流之泛滥，则海口既复，而下流壅塞之患亦除。然此犹其小者。夫河性无常，南流已六百余年。今南河日淤，高于北岸矣。水性就下，当顺其势而利导之。河南封邱北岸与直隶、山东犬牙相错，当先以水平测量，定其高下。其封邱险口，金龙为最，昔时北流旧迹尚有存者。若决金龙口，由大名引而注之漳河，合滹沱诸水，借以刷沙，达之天津，以复北流故道，南北分流，河患自减矣。【裘文达曰】河非可治也，亦顺其自然，导之而已。今之河更无事治也，亦导之使由其应归之道而已。何者？河合淮，非其所欲也，纵下流多开支河，以杀其势，而不使别于淮，终为淮之害，而亦非河之利也。故今日之河欲其不害淮而永无患，惟在顺其自然以导之。而顺其自然，惟在使之别淮，寻其应归之道以东之。其策惟何？亦曰，改其流，广其身，深其臀，不与水争地而已。所谓改其流者，非别开河也。盖宿迁西境九龙庙东现有小河，分黄水入中河济运，北直骆马湖，支流为十字河。自九龙庙至中河之刘老涧，固黄河别淮，由石濩湖东归之正道也。今将宿迁县治南河身堵筑数丈，建石闸以为运河，使入九龙庙之河，以达中河，则运道之由黄河者不多于清口。河之身则自九龙庙至中河、刘老涧，辟之使与大河等，以达骆马湖、茆家河、下流六塘河。又将六塘河下流旧石濩湖分为南股北股，二河者开挑为一，以还湖之旧。其南股河口直五丈河，北股河口近义支河与六里河。即于五丈、义支、六里三河间开数支流以达海。其最北者经芦伊山北，由黄家觜归海。最南者即归头图口改挑直下入海，毋使复入湖河。如此则河永别于淮矣。或曰，自刘家涧、茆家河至桃源之史家集，又经河头集、大口门至沭阳低村，是为历年议走之港河。又由低村经唐沟、马厂、汤家涧、穆家桥以达大涟河归海，计二百六十余里，不较近于石濩湖乎？然港河久堙，仅有故迹。而唐沟以下地形高于石濩湖，又河身不宽，辟之则两旁居民应迁者无数，路虽近而费过之，固不如石濩湖之为胜也。至所谓广其身，深其臀者，则无论河流改与未改，均不容已也。广其身，当视南方大江而稍差之。大江身面窄者或七八里，宽者或三四十里。今河身自清河以西，宽不及十里，窄或仅一二里，如徐州城北且不及一里，固宜其水之泛溢不可制也。今欲辟两涯而侈之，即应始于河委之石濩湖。夫石濩湖三万四千五百余顷，固甚广也。自为南北股二河，其中因有民田，又两畔间有民舍。夫禹导河必弃地，奈何于湖底为田与舍也。今应将田仍复为湖，而西自沭阳张将军庙东至海州北魏庄等地民舍，并北股河北之龙沟庙，俱应迁之。北股河北、北皂沟之北随加挑浚。近北股者输其土于北皂沟北以为北堤。近南股者输其上于南股河南之高家沟、沈家集等处以为南堤。如是而湖身广，即河身广矣。其下流五丈、义支、六里三河间所开数支河，即禹贡之九河逆河也，合计之，应共得五六十里，以达海口，庶河之。委受全河而无迫隘之患。其自石濩湖以西，由宿迁、邳州、铜山至河南巩县等处，凡河身窄者皆辟之，俾如十里、八九里之数，如是而河身不太远于江，三汛不至横溢。所谓广其身，凡以游之云尔。深之法本于大禹浚川之遗制。禹之法不可复知矣，今但用搜沙及土方挑土之法，而已可奏功。近日有为百龙搜沙之论者，法用龙舟百艘，各于舵后置五尺之版一，竟版以铁为逆鳞，版面四隅置环，以系铁索，舵尾二人守之，令高下提放，以搜积沙。其舟近前两旁安水轮各一，令二人以足转之。舟行不论上下，帆风推轮，使逆鳞触沙，随流入海。又于海口搜之，使无阻滞。此其法甚良矣，今更因而润泽之。其法每艘用狎水兵丁八人，百艘八百人，五艘则一武弁督之。今请于春夏秋三时，督令为雁行者十，每日行舟搜沙。于秋末、三冬及春初水未发之时，即督令照土方法挑淤，又沿河每家岁派三工协挑，悉以其土加厚旧堤。如是岁行之以为常，水行地中，不复增堤，河身可无浅淤之患，此又深其臀以容之之策也。三策相济为用，实万世无疆之休也。难者或曰，弃南北股二河之田，如亏国课何？不知以湖为田，虽无异涨亦遭淹没，安从得国课也？且黄淮有故则灾及千余里，议蠲议赈不下数百万，今永除此有名无实之额，以一年赈费给所徒之民有余，而河患既息，将千余里禾稼无伤，增谷粟数百万斛，即可省数百万之蠲赈，是乃大益国课也。难者又曰，辟河夫役及百龙搜沙之人与舟，费帑得毋太甚？夫每年治河夫役，其数繁矣。今但将一二年合用之役，于水涸时并力兴工，其役宜敷于用，且既辟之后不必复辟，所谓一劳永逸者也。至搜沙兵丁工食，不宜从轻，然计每艘给银三百二十两，百艘不过三万二千，夕造舟、修舟及河员俸食银两，不及十万。行之既效，则每年抢修诸费万省，而沿河冗员可裁。今查江南河库供抢修名曰部拨协济者约银四十七万六千余两，供俸薪兵饷名曰外解河银柴价者约银二十二万六千六百余两，二共七十万二千六百余两，皆江南每年常额，河东河库及兴举大工之费俱在外。今搜沙之费不及十万，其省帑又何如也？自海口至巩县界，河道辽远，若百舟不足，即倍其数，亦不及二十万，每年计省常额七八十万，功费之相悬如此。为国计民生虑者，其以刍荛之言为可采乎？【又曰】河由六塘河趋南北二股河以归海，信得其道矣。而六塘河受骆马湖下流，沂水发时，沭阳、安东、海州常被其害。今复合大河，恐为害弥甚，奈何？曰如南北二股河还石濩湖之旧，又兼辟河之身而深浚之，则虽沂、沐共归大河，亦无患矣。必欲与大河别，则由茆家河经河头集北引入港河，稍迁旁居民，加挑宽深，一劳永逸，万世之利也。曰，此皆主大河由南归海而言也，必不得已而北，古河故道必择其一，将从何道可以畅流，并无碍于运乎？臼，必不得已而思北归次策，要不可引归天津，以漳、卫、汶三水合，不容复益以河也。由张秋而东阿、禹城以至滨州、阳信、蒲台、利津、海口，此古大清河，即汉千乘故道也。明帝永平年间，德棣之间河播为八，王景因之以成功。历汉、唐至后周八百余年无河患。今寻其故道而疏之，河流通畅，可庆安澜矣。但八河多堙，重加疏浚，厥功匪易。较之由六塘河归海，费帑为多耳。至欲无碍于运，此尤未易言。运河由南而北，河从西南过张秋而东北，张秋南北建石闸，南旺湖汶水不能如济水之穿河而北也。然则自张秋至临清二百余里，皆当引黄水济运，每年不无疏浚浅淤之工。临清南建石闸，不可更令黄水入北，以淤北河。如此庶可无碍于运。而南旺迤南多分汶水济运，亦可永无浅涸之虞。盖南旺至张秋仅百三十余里，不必汶水之大故也。此策欲其有利无害，尤须河委多分支河，不然张秋南北举受大河之害，运道多梗矣。故曰此次策也。曰，身辟至十里，东西千余里，费帑不赀，虽捐项恐不足以济，奈何？曰，辟河身非必通身皆辟也。于南北二岸所开挑之处，各输其土于四五里外以为厚堤，即以两堤内为河身，堤内平地较见今河底为低，可以为河，则无俟皆辟，而河身已十里、八九里不等矣。嗣后每于水落时，近河家赋三工，同水丁八百人，协力开挑，输其土于堤外，遍植宫柳杂木，数年堤高厚如山阜，草木杂根纵横蟠结，虽有异涨，不能为患矣。夫战国时，齐与赵魏作堤，皆去河二十五里，两堤内计五十里。今仅十里，何可复狭？此法无论南归北归，皆为至要。不与水争地，变巩县迤东之河为底柱迤西、龙门迤北之河，策莫良于此。难者曰，两堤内河身十里，近河田园庐舍将若之何？曰，欲成大功，虽圣人不能姑息以悦人干誉也，法在处之得其宜耳。且近河必非良田，河身既广，近堤水亦不深，遍植芦苇，亦不至弃民利也。又富民必无近河居者，贫民所居寻丈之地，原非己有，令其徙于堤外，不为过也。曰，堤工稳固，虽不广河身，亦岂有溃决之患？曰，虽有坚厚石堤能保河之不决，不能保河之不溢也，故徙堤不足恃也。曰，近河居民岁赋三工开挑，得毋怨役之偏重乎？曰，河涨，近河先受其害。果能永无河害，何爱三工也？至沿河沿堤有居民，亦计地以役之。盖其地属官，不令出租，虽役之不怨也。【又曰】江北之水为患者河为大，淮次之。故既治河，即不可不治淮。虽然，河不治则淮无由治矣，河既治则淮无事治矣。是故治河即宜治淮，而治淮仍不外于治河。何以言之？治淮之要亦曰无使河合淮而已矣。盖河合淮，不特沿河之地被其害，即沿淮之民亦无不被合之之害？别淮，不特沿河之地享其利，即沿淮之民亦无不享别之之利。窃尝论黄淮合清口，筑大墩，其害不可胜言也。而其大者有五焉，自清口至云梯关，淮身为河踞者十去其七，洪泽之南筑高堰以防淮之决，其东筑大墩直抵中流，以激淮之怒，遏河之南而使之东。夫黄淮水势无常也，三汛涨溢叵测也。设两水并强，高堰不守，天长、六合等县居民将化为鱼鳖。其害一。凤阳虽土瘠，前古末闻屡灾。自清口为黄流所阻，西起颍寿，东至泗州、盱眙，田园庐舍频遭水淹，蠲赈无虚岁，流亡转徙不可数计。其害二。大墩之筑，藉清刷黄，河涨则疏之归海，淮涨则不肯令之竟去，故虽遇寻常之涨，沿淮禾稼亦多损伤。其害三。阳城之颍，天息之汝，浚仪之睢，扶沟之涡，皆以淮为尾间。淮流既壅，则众水不行，归德、汝宁、陈、许都郡邑常为泽国。前年常开挑大洪等河矣，然下无所泄，虽加浚治，末如之何。水失其常，祸及邻省。其害四。泗州东逼洪泽，每春月后，城陷水中，官署寄治盱眙。秋冬水落，州民输纳莫肯至，州守于荒城中设柜督催且数十年。其害五。总此五害，迁延岁月，费帑病民，无有底止，得不思变计以为之所哉！且夫淮水本非有害也，而害且，则大墩之故也。淮非有需于大墩也，而卒使大墩为害，则河合淮之故也。河合淮，因束淮敌河，斯大墩不得不筑，高堰不得不高，而五害遂不可去。故欲去五害，莫如使淮畅流。欲使淮畅流，莫如使河流从宿迁北而别于淮。故曰治河即宜治淮，治淮仍不外于治河也。夫治病必先于受病之源，御寇必于所经之地。今清口，河淮所经，固病源也。河淮不分，吾不知五害之何由去也。【汝成案】陈氏以潘季驯束淮刷沙法为善，钱氏痛诋之，以为不习河务。然揆厥理势，似无以易季驯之策，则文达所说为曲中机宜矣。至百龙搜沙之法创于江阴祝氏锦中，亦疏达海口之一说也。

卷十三

周末风俗

春秋终于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岁，西狩获麟。又十四年，为贞定王元年癸酉之岁，鲁哀公出奔。二年，卒于有山氏。左传以是终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岁，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岁，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又五十二年，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之岁，六国以次称王，苏秦为从长。自此之后，事乃可得而纪。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原注】史记秦本纪，孝公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于逢泽以朝王。盖显王时。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原注】李康运命论云，文薄之弊，渐于灵景。辨诈之伪，成于七国。驯至西汉，此风未改，故刘向谓其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余弊，贪饕险诐，不闲义理。观夫史之所录，无非功名势利之人，笔札喉舌之辈，而如董生之言正谊明道者不一二见也。盖自春秋之后，至东京，而其风俗稍复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变齐至鲁之功，而惜其未纯乎道也。自斯以降，则宋庆历、元佑之间为优矣。嗟乎，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进东京，亦春秋之意也。

秦纪会稽山刻石

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铺张其灭六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风俗，在泰山则云，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在碣石门则云，男乐其畴，女修其业。如此而已。惟会稽一刻其辞曰，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原注】正义曰，豭，牡猪也。左氏定公十四年传，既定尔娄猪，盍归我艾豭？寄豭者，谓淫于他室。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原注】邵氏曰，母云者，母之也。咸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杀也？考之国语，自越王句践栖于会稽之后，惟恐国人之不蕃，故令壮者无取老妇，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内传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吴越春秋至谓句践以寡妇淫泆过犯，皆输山上。士有忧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当其时盖欲民之多，而不复禁其淫泆。传至六国之末，而其风犹在。故始皇为之厉禁，而特着于刻石之文。以此与灭六王并天下之事并提而论，且不着之于燕齐，而独着之于越，然则秦之任刑虽过，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也。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于秦，即以为亡国之法，亦未之深考乎？【汝成案】先生颇取秦法，其言政事急于综核名实，稍杂申韩之学。

两汉风俗

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杨氏曰】时有翟义诸人，则岁寒之松柏也。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故范晔之论，以为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原注】儒林传论。所以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原注】左雄传论。可谓知言者矣。使后代之主循而弗革，即流风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原注】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意皆同。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至正始之际，而一二浮诞之徒骋其智识，蔑周孔之书，习老庄之教，风俗又为之一变。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后之人君将树之风声，纳之轨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阎氏曰】按晋世祖泰始元年乙酉，以傅玄为谏官，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放诞盈朝，遂使天下无复清议。是致毁方败常之俗魏文，非魏武也。清淡之风一盛于王何，再盛于嵇阮，三盛于王乐，而晋亡矣。然其端则自文帝始，此亦论世者之不可不考也。

光武躬行俭约，以化臣下。讲论经义，常至夜分。一时功臣如邓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闺门修整，可为世法。贵戚如樊重，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以故东汉之世，虽人才之倜傥不及西京，而士风家法似有过于前代。

东京之末，节义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无守。卓死，惊叹无识。观其集中滥作碑颂，则平日之为人可知矣。【原注】宋袁淑吊古文，伯喈炫文而求入。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后人为立佳传。嗟乎，士君子处衰季之朝，常以负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之风气者，视伯喈之为人，其戒之哉！

正始

魏明帝殂，少帝【原注】史称齐王。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洛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如晋书言王敦见卫玠，谓长史谢鲲曰，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宋书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赐名曰咸、曰粲，谓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王微与何偃书曰，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南齐书言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南史言何尚之谓王球，正始之风尚在。其为后人企慕如此。然而晋书儒林传序云，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此则虚名虽被于时流，笃论未忘乎学者。是以讲明六艺，郑【原注】玄。王【原注】肃。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原注】弼。何【原注】晏。为开晋之始。【原注】干宝晋纪总论曰，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钱氏曰】王安石之新经义亦清谈也，神州陆沈，其祸与晋等。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入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夫绍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当其未死，三十余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岂知必有乘舆败绩之事，而可树其忠名以盖于晚也。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杨编修曰】六朝风气论者，以为浮薄败名检，变风化，固亦有之。然予核其实，复有不可及者数事。曰尊严家讳也，矜尚门地也，慎重婚姻也，区别流品也，主持清议也。盖当时士大夫虽祖尚玄虚，师心放达，而以名节相高风义自矢者，咸得径行其志。至于冗末之品，凡琐之材，虽有陶猗之赀，不敢妄参乎时彦。虽有董邓之宠，不敢肆志于清流。而朝议之所不及，乡评巷议犹足倚以为轻重。故虽居偏安之区，当陆沈之后而人心国势犹有与立，未必非此数者补救之功、维持之效也。自此意浸失，而纲目愈密，名义之防愈疏。礼法日峻，廉耻之途日绌。祖讳不复严，而后生轻薄，蔑视前人，于是鬻贩宗曾，冒乱族姓。对子骂父，无元方之责言。数典忘祖，多籍谈之流失。为可叹也。门地不复尚，而名德后人，降为皂隶。菜佣市侩之子，一朝得志，可以陵轹士流，而清门旧族，式微不振，至不获庇及嗣息，良可痛也。婚姻不复慎，而伉俪失伦，泾渭莫辨。较量赀财之重轻，则谭邢之族或不如抱布贸丝之氓。趋附一时之炎势，则子南之左右超乘必不如子暂之出入布币。尤可耻也。流品不复辨，而士气不伸，直节多迕，遂有寡廉鲜耻之辈，望坐下拜于阉竖之门，屈节奔走于权幸之室，干儿义孙，腼颜不顾，气节之丧自此始矣。清议不复重，而小人无忌惮，君子无所执持。乡里之所齿，而忝司民社。名教之所不容，而出入化权。背父母桑梓之义，而以砥节奉公，甘嘻笑怒骂之来，而惟知固宠干进。心术之坏，于斯极矣。使六朝诸贤遗风未泯，犹足以振末流之委靡，回狂澜于既倒，亦人心风俗之一救也。世有化民成俗之贤，移风易俗之志者，其亦稍留意于此矣。

宋世风俗

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杨氏曰】金人云，宋之亡唯李侍郎一人。盖据二帝蒙尘之初而言。呜呼！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剥上九之言硕果也，阳穷于上，则复生于下矣。

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竞。宋自仁宗在位四十余年，虽所用或非其人，而风俗醇厚，好尚端方，论世之士谓之君子道长。及神宗朝荆公秉政，骤奖趋媚之徒，深锄异己之辈。邓绾、李定、舒亶、蹇序辰、王子韶诸奸，一时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钻之目。【原注】钻者，取必入之义。班固答宾戏，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邓绾传，以颂王安石得官，谓其乡人曰，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干进之流，乘机抵隙。驯至绍圣、崇宁，而党祸大起，国事日非，膏盲之疾遂不可治。后之人但言其农田、水利、青苗、保甲诸法为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变士心为朝廷之害。其害于百姓者，可以一日而更，而其害于朝廷者历数十百年，滔滔之势一往而不可反矣。李应中谓，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人趋利而不知义，则主势日孤。此可谓知言者也。诗曰，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夫使庆历之士风一变而为崇宁者，岂非荆公教猱之效哉。

苏轼传，熙宁初，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序，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徕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当时论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独观而三复也。

东轩笔录，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务，而宿望旧人议论不协，荆公遂选用新进，待以不次，故一时政事不日皆举，而两禁台阁内外要权莫非新进之士也。【原注】石林燕语，故事，在京职事官绝少用选人者。熙宁初，稍欲革去资格之弊，始诏选举到可试用人，并令崇文院校书，以备询访差使，候二年取旨，或除馆职，或升资任，或只与合入差遣。时邢尚书恕以河南府永安县主簿首为崇文院校书，胡右丞愈知谏院，犹以为太遽，因请虽选人而未历外官，与虽历任而不满者，皆不得选举。乃特诏邢恕与堂除近地试衔知县。近岁不复用此例，自始登第直为禁从矣。及出知江宁府，吕惠卿骤得政柄，有射羿之意。而一时之士见其得君，谓可以倾夺荆公，遂更朋附之，以兴大狱。寻荆公再召，邓绾反攻惠卿，惠卿自知不安，乃条列荆公兄弟之失数事面奏，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云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义不足以胜奸，故人人与之立敌。盖谓是也。既而惠卿出亳州，荆公复相，承党人之后，平日肘腋尽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当日唯与其子雱机谋，而雱又死，知道之难行也，于是慨然复求罢去，遂以使相再镇金陵，未期纳节。久之，得会灵观使。其发明荆公情事，至为切当。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而大戴礼言，有人焉，容色辞气其入人甚愉，进退周旋其与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迹荆公昔日之所信用者，不惟变士习、蠹民生，而己亦不飨其利。【原注】苏辙疏吕惠卿，比之吕布、刘牢之。书曰，其后嗣王罔克有终，相亦罔终。为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风俗为重哉！

东轩笔录又曰，王荆公在中书，作新经义以授学者，故太学诸生几及三千人。又令判监、直讲程第诸生之业，处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间传以为试中、上舍者，朝廷将以不次升擢。于是轻薄书生矫饰言行，坐作虚誉，奔走公卿之门者若市矣。

苏子瞻易传兑卦解曰，六三，上六，皆兑之小人，以说为事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处于二阳之间，以求说为兑者，故曰来兑，言初与二不招而自来也。其心易知，其为害浅，故二阳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于外，不累于物，此小人之托于无求以为兑者也，故曰引兑，言九五引之而后至也。其心难知，其为害深。故九五孚于剥，虽然其心盖不知而贤之，非说其小人之实也，使知其实则去之矣，故有厉而不凶。然则上六之所以不光，何也？曰，难进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兑，则其道光矣。此论盖为神宗用王安石而发。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苟非其人，箪食豆羹见于色。荆公当日处卑官，力辞其所不必辞。既显，宜辞而不复辞。矫情干誉之私，固有识之者矣。夫子之论观人也，曰察其所安。又曰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是则欺世盗名之徒，古今一也，人君可不察哉。

陆游岁暮感怀诗，在昔祖宗时，风俗极粹美。人材兼南北，议论忘彼此。谁令各植党，更仆而迭起。中更金源祸，此风犹未已。倘筑太平基，请自厚俗始。【柴氏曰】奢俭之弊，自古叹之，至近今为尤甚。习俗移人，唯在上者力挽之。吾尝览北齐书有禁浮华一诏曰，顷者风俗流荡，浮竞日滋。家有吉凶，务求胜异。婚姻丧葬之费，车服之华，动竭岁资，以营日富。又奴仆带金玉，姬妾衣罗绮，始以创出为奇，复以过前为丽，上下贵贱，无复等差。今运属维新，思蠲往弊，反朴还醇，纳民轨物，可量事立条式，使俭而获中。此诏倘施之于今，殊觉曲尽晓切，若读书有用为救时之贤，当期中流一柱。【陆清献曰】风俗承明季之衰，其浇侈之习已非一日。愚以为欲反今日之俗，而登之隆古，无他，亦惟以三代所以导民者导之而已。非敢谓三代之法可一一施之今也，然其大体固有不可得而易者。其一则经制宜定也。民之所以不敢厌纵其耳目者，有上之法制为之防耳。苟法制所不及，则何惮而不为？今民间冠昏丧祭之礼，宫室衣服饮食之节，初未尝有定制也，维其力之能为，则无所不可。富者炫耀，贫者效尤，物力既绌，则继之以贪诈，故靡丽日益，廉耻日消。诚宜书为定制，使尊卑上下各有差等，不得逾越，庶几俭朴可兴，贪诈可弭。其一则学校宜广也。民之所以不入于淫荡，安其朴素者，以其知礼义之可重耳。苟礼义不足动其心，则朴素必不如奢靡之可乐，忠厚必不如淫荡之可慕。学校者，所以教民礼义也。今惟州县有学，又止及于生徒。而董其任者亦止掌其册籍，核其进退，未尝有所谓礼义之教。人不知以行谊自重，则惟以服美为荣，何怪风俗之日浇日侈乎。选方正有道之士为州县之师长，重其禄秩。而又仿古里塾党庠之制，以农隙教导其民，使知礼义之可重，而无慕乎浇侈。其一则赏罚宜审也。民之所以从上令者，以其赏罚行焉耳。赏罚不行，而欲其从令，不可得也。今朝廷之赏罚亦綦严矣，而独于奢俭淳浇之际未有赏罚行焉。胥吏被文绣，富贾为雕墙，而有司不问。子弟凌父兄，悍仆侵家长，而有司不问。而其忠厚朴素不随时好者，则徒为笑于乡里，不闻有所奖励。如此安望其不为浇侈乎？宜敕有司，以时访于境内，举其尤者赏罚之，而即以风俗之淳疵为考成之殿最，庶有司不敢忽，良民知劝，而莠民知惩。凡此者皆所以导民之具，而风俗之本原也。诚一一举行之，而皇上以恭俭之德端化原于上，公卿大臣树惇守素、宣德意于下，寰海内外，有不去奢从俭，返朴还淳，共登三代之盛者，未之前闻！倘曰簿书、期会、钱谷、兵师，今日之急务，何暇为此迂阔？愚恐风俗日浇日侈，所谓今日之急务者，亦将理之不胜理也。

清议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为之立闾师，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移之郊遂，载在礼经。殊厥井疆，称于毕命。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君子有怀刑之惧，小人存耻格之风，教成于下而上不严，论定于乡而民不犯。降及魏晋，而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末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原注】晋书卞壶传。至宋武帝篡位，乃诏，有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与之更始。自后凡遇非常之恩，赦文并有此语。【原注】齐、梁、陈诏并云洗除先注，当日乡论清议必有记注之目。小雅废而中国微，风俗衰而叛乱作矣。然乡论之污，至烦诏书为之洗刷，岂非三代之直道尚在于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犹见于变风之日乎？予闻在下有鳏，所以登庸。以比三凶，不才，所以投畀。虽二帝之举错，亦未尝不询于刍荛。然则崇月旦以佐秋官，进乡评以扶国是，傥亦四聪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阙也。

陈寿居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坐是沈滞者累年。阮简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诣浚仪令，令为他宾设黍臛，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温峤为刘司空使劝进，母崔氏固留之，峤绝裾而去，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每爵皆发诏。谢惠连先爱会稽郡吏杜德灵，及居父忧，赠以五言诗十余首，文行于世，坐废不豫荣伍。张率以父忧去职，其父侍伎数十人，善讴者有色貌，邑子仪曹郎顾玩之求聘焉。讴者不愿，遂出家为尼。尝因斋会率宅，玩之为飞书，言与率奸，南司以事奏闻，高祖惜其才，寝其奏，然犹致世论，服阕后久之不仕。官职之升沈本于乡评之与夺，其犹近古之风乎？

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

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礼部议，凡十恶、奸咨诈伪、干名犯义、有伤风俗及犯赃至徒者，书其名于申明亭，以示惩戒。有私毁亭舍、涂抹姓名者，监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时按视，罪如律。制可。十八年四月辛丑，命刑部录内外诸司官之犯法罪状明著者，书之申明亭。此前代乡议之遗意也，后之人视为文具。风纪之官但以刑名为事，而于弼教新民之意若不相关，无惑乎江河之日下已！

名教

司马迁作史记货殖传谓，自廊庙朝廷岩穴之士，无不归于富厚。等而下之，至于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而仲长敖核性赋谓，倮虫三百，人最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卫。唯赖诈伪，迭相嚼啮。等而下之，至于台隶僮竖，唯盗唯窃。乃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赂遗，而人人皆吏士之为矣。无守不盗窃，而人人皆僮竖之为矣。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锺粟、黄金屋，而一日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后之为治者宜何术之操？曰，唯名可以胜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洁者显荣于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摈，而怙侈贪得者废锢于家。即不无一二矫伪之徒，犹愈于肆然而为利者。南史有云，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节，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而犹使之以名为利，虽非纯王之风，亦可以救积污之俗矣。【杨氏曰】三代以下，唯恐其不好名，为此也。

旧唐书，薛谦光为左补阙，上疏言，臣窃窥古之取士，实异于今。先观名行之源，考其乡邑之誉，崇礼让以厉己，显节义以标信，以敦朴为先最，以雕虫为后科，故人崇劝让之风，士去轻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贞确不拔之操，行难进易退之规，众议已定其高下，郡将难诬其曲直。故计贡之贤愚，即州将之荣唇，假有秽行之彰露，亦乡人之厚颜。是以李陵降而陇西惭，干木隐而西河美。故名胜于利，则小人之道消。利胜于名，则贪暴之风扇。自七国之季，虽杂纵横，而汉代求才，犹征百行。是以礼节之士敏德自修，闾里推高，然后为府寺所辟。今之举人有乖事实，乡议决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论，策第喧竞于州府，祈恩不胜于拜伏。或明制【原注】避武后嫌名，诏改为制。才出，试遣搜敡，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唯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觅者，自求之称也。夫徇己之心切，则至公之理乖，贪仕之性彰，则廉洁之风薄。是知府命虽高，异叔度勤勤之让。黄门已贵，无秦嘉耿耿之辞。纵不能挹己推贤，亦不肯待于三命。故选司补置，喧然于礼闱。州贡宾王，争讼于阶闼。谤议纷合，渐以成风。夫竞荣者必有争利之心，谦逊者亦无贪贿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于中人，理由习俗。若重谨厚之士，则怀禄者必崇德以修名。若开趋竞之门，则徼幸者皆戚施而附会。附会则百姓罹其弊，修名则兆庶蒙其福。风化之渐，靡不由兹。嗟乎，此言可谓切中今时之弊矣。

汉人以名为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为治，故人材衰。【程编修曰】三代以降，士气之盛，无过于东京。论者谓明章尚道崇儒所积而致，愚则谓儒林一派开自西京，其所由来者渐矣。盖自武帝立五经学，登用儒士，由秦以来，风气为之一变，特不能择取真儒，舍仲舒之醇雅，用平津之矫伪耳。光武明章，远承末绪，又从而重之，所谓设诚而致行之者，儒术盛而士气奋矣。由武帝以迄桓灵，三百余年，积之如此其厚。而上无精明浚哲之君，柄臣椓人，迤逦用事，清议在下，党祸遂兴，举端人正士一举而空之，良可惜也。夫国家须才至急，方其求之之始，下之应也且或真少而伪多，苟无术以择之，必且舍麦菽而取糠稗。及其积之既久，真行着而风俗成，虽复抑之屈之，务使革而从我，而有所不得。贤者果无益于人国也哉。余论古，每以东京士习之醇，为西汉之所酿而成！明士气之盛，为两宋程朱之学所蕴而发。

宋范文正上晏元献书曰，夫名教不崇，则为人君者谓尧舜不足法，桀纣不足畏。为人臣者谓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耻。天下岂复有善人乎？人不爱名，则圣人之权去矣。

今日所以变化人心，荡涤污俗者，莫急于劝学奖廉二事。天下之士，有能笃信好学，至老不倦，卓然可当方正有道之举者，官之以翰林国子之秩，而听其出处，则人皆知向学，而不竞于科目矣。庶司之官，有能洁己爱民，以礼告老，而家无儋石之储者，赐之以五顷十顷之地，以为子孙世业。而除其租赋，复其丁徭，则人皆知自守而不贪于货赂矣。岂待葘川再遣方收牧豕之儒，【原注】公孙弘。优孟陈言始录负薪之允。【原注】公孙敖。而扶风之子特赐黄金。【原注】尹翁归。涿郡之贤常颁羊酒。【原注】韩福。遂使名高处士，德表具僚，当时怀稽古之荣，没世仰遗清之泽，不愈于科名爵禄劝人，使之干进而饕利者哉？以名为治，必自此涂始矣。【杨氏曰】亦不得已而塞其流也。

汉平帝元始中，诏曰，汉兴以来，股肱在位，身行俭约，轻财重义，未有若公孙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为布被脱粟之饭，奉禄以给故人宾客，无有所余，可谓减于制度【原注】应劭曰，礼贵有常尊，衣服有品。而率下笃俗者也，与内富厚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其赐弘后子孙之次见为适者，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

魏志，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节之士，诏赐故司空徐邈、征东将军胡质、卫尉田豫家谷二千斛，帛三十束，布告天下。后魏宣武帝延昌四年诏曰，故处士李谧，屡辞征辟，志守冲素，儒隐之操深可嘉美，可远傍惠康，近准玄晏。谥曰贞静处士，并表其门闾，以旌高节。唐六典，若蕴德丘园，声实明着，虽无官爵，亦赐谥曰先生。【原注】存者赐之以先生之号，殁者则加之以谥。如杨播隐居不仕，至德中，赐号元靖先生是也。宋史同。以余所见，崇祯中尝用巡按御史祁彪佳言，赠举人归子慕、朱陛宣为翰林院待诏。

唐书，牛僧孺，隋仆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乡有赐田数顷，依以为生。则知隋之赐田，至唐二百年而犹其子孙守之，若金帛之颁，廪禄之惠，则早已化为尘土矣。国朝正统中，以武进田赐礼部尚书胡●，其子孙亦至今守之。故窃以为奖廉之典莫善于此。

廉耻

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阎氏曰】今人动称廉耻，其实廉易而耻难。如公孙弘布被脱栗，不可谓不廉，而曲学阿世，何无耻也？冯道刻苦俭约，不可谓不廉，而更事四姓十君，何无耻之甚也？盖廉乃立身之一节，而耻乃根心之大德，故廉尚可矫，而耻不容伪。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雕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顷读颜氏家训有云，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

罗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

古人治军之道，未有不本于廉耻者。吴子曰，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尉缭子言，国必有慈孝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对武王，将有三胜，一曰礼将，二曰力将，三曰止欲将。故礼者所以班朝治军，而兔罝之武夫皆本于文王后妃之化，岂有淫刍荛，窃牛马，而为暴于百姓者哉。后汉书，张奂为安定属国都尉，羌豪帅感奂恩德，上马二十匹，先零酋长又遗金鐻八枚。奂并受之，而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金马还之。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及奂正身洁已，威化大行。呜呼，自古以来，边事之败，有不始于贪求者哉？吾于辽东之事有感。

杜子美诗，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一本作廉耻将，诗人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观唐书言，王佖为武灵节度使。先是，吐蕃欲成乌兰桥，每于河壖先贮材木，皆为节帅遣人潜载之，委于河流，终莫能成。蕃人知佖贪而无谋，先厚遣之，然后并役成桥，仍筑月城守之。自是朔方御寇不暇，至今为患，由佖之黩货也。故贪夫为帅，而边城晚开。得此意者，郢书燕说，或可以治国乎？【原注】见韩非子。

流品

晋宋以来，尤重流品，故虽蕞尔一方，而犹能立国。宋书蔡兴宗传，兴宗为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常侍如故。被征还都时，右军将军王道隆任参国政，权重一时，蹑履到兴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书舍人狄当诣太子詹事王昙首，不敢坐。其后中书舍人王弘为太祖所爱遇，上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殷刘【原注】殷景仁、刘湛。并杂，无所益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及至，球举扇曰，若不得尔。弘还，依事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张敷传，迁江夏王义恭抚军记室参军。时义恭就文帝求一学义沙门，会敷赴假还江陵，入辞，文帝令以后艑载沙门。敷不奉诏，曰，臣性不耐杂迁。正员郎中书舍人狄当、周赳并管要务，以敷同省名家，欲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矣，何忧不得其坐。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酬接甚欢。既而呼左右曰，移吾床远客！赳等失色而去。世说，纪僧真得幸于齐世祖，尝请曰，臣出自本县武吏，遭逢圣时，阶荣至此，无所须，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斆、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斆，登榻坐定。斆顾命左右曰，移吾床远客！僧真丧气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梁书羊侃传，有宦者张僧胤候侃，侃竟不前之，曰，我床非阉人所坐。自万历季年，搢绅之士不知以礼饬躬，而声气及于宵人，【原注】如汪文言一人，为东林诸公大玷。诗字颁于舆皂，至于公卿上寿，宰执称儿。而神州陆沈，中原涂炭，夫有以致之矣。

重厚

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伾之吴语，郑綮之歇后，薛昭纬之浣溪沙，李邦彦之俚语辞曲，莫不登诸岩廊，用为辅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风流，以为通脱。而栋折榱崩，天下将无所芘矣。及乎板荡之后而念老成，【原注】大雅荡。播迁之余而思耆俊，【原注】文侯之命。庸有及乎？有国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轻浮之士，此移风易俗之大要也。

侯景数梁武帝十失，谓皇太子吐言止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张说论阎朝隐之文，如丽服靓妆，燕歌赵舞，观者忘疲，若类之风雅则罪人矣。今之词人率同此病，淫辞艳曲，传布国门，有如北齐阳俊之所作六言歌辞，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者，诱惑后生，伤败风化，宜与非圣之书同类而焚，庶可以正人心术。【沈氏曰】唐御史大夫杜淹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钱氏曰】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以恶，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子弟之逸居无教者多矣，又有此等书以诱之，曷怪其近于禽兽乎！

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邓扬之行步舒纵，坐立倾倚。谢灵运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数人，后皆诛死。而魏文帝体貌不重，风尚通脱，是以享国不永，后祚短促。史皆附之五行志，以为貌之不恭。昔子贡于礼容俯仰之间，而知两君之疾与乱，夫有所受之矣。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扬子法言曰，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唇，好轻则招淫。

四明薛冈谓，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读世说，未得其隽永，先习其简傲。推是言之，可谓善教矣。防其乃逸乃谚之萌，而引之有物有恒之域，此以正养蒙之道也。南齐陈显达语其诸子曰，麈尾蝇拂，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即取于前烧除之。【杨氏曰】显达之烧麈尾别是一意，非教子弟厚重也，不当引入。

耿介

读屈子离骚之篇，乃知尧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则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则谓之耿介，反是谓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尧桀之分必在乎此。

乡原

老氏之学所以异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尘，此所谓似是而非也。卜君、渔父二篇尽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从也，而义有所不当为也。子云而知此义也，反离骚其可不作矣。寻其大指，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为莽大夫与？【梁氏曰】扬雄作太玄准易，作法言准论语，未免妄矣。依仿体例，摹合词意，与王莽之学大诰金滕何异？东坡讥其以艰深文浅陋，亦不喜之。然有不可解者，蜀秦宓与王商书，谓子云行参圣师，比之孔子。吴陆绩释玄谓玄经与圣人同趣，虽周公孔子不能过。抱朴子以雄方仲尼，司马温公以为大儒，孟荀殆不足拟。曾子固以雄合箕子之明夷。其余誉之者甚众，而且力为湔洗。或谓法言安汉公之言，乃怨家所益。或谓太玄疾莽而作。或辨其无美新之事。冯元成以美新为刘棻作。汪琬跋雄传引杨庄简公子云祠堂记言雄不仕莽。而王介甫诸人说上符命、投阁皆谷子云事，不知何以得此于后人。宋绍兴中，陈公辅疏论王安石曰，王莽之篡，扬雄不能死，又仕之，更为剧秦美新之文。安石乃云，雄之仕合于孔子无可无不可之义。言出王安石，无足论已。孝廉翁承高尝云，汉分十三州刺史，莽并朔方入凉州，为十二。雄作州箴十二，独缺朔方，亦可证其为莽大夫也。

卜居、渔父，法语之言也。离骚、九歌，放言也。

俭约

国奢示之以俭，君子之行宰相之事也。汉汝南许劭，为郡功曹。同郡袁绍，公族豪侠，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入郡界，乃谢曰，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之？遂以单车归家。晋蔡充好学，有雅尚，体貌尊严，为人所惮。高平刘整，车服奢丽，尝语人曰，纱縠，吾服其常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经日不自安。北齐李德林父亡，时正严冬，单衰徒跣，自驾灵舆，反葬博陵。崔谌休假还乡，将赴吊，从者数十骑，稍稍减留，比至德林门，才余五骑，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李僧伽修整笃业，不应辟命。尚书袁叔德来候僧伽，先减仆从，然后入门。曰，见此贤令，吾羞对轩冕。夫惟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如此，是以居官而化一邦，在朝廷而化天下。魏武帝时，毛蚧为东曹掾，典选举，以俭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唐大暦末，元载伏诛，拜杨绾为相。绾质性贞廉，车服俭朴，居庙堂未数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宽，剑南西川节度使宁之弟。家富于财，有别墅在皇城之南，池馆台榭，当时第一，宽即日潜遣毁撤。中书令郭子仪，在邠州行营，闻绾拜相，坐中音乐减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每出入，驺从百余，亦即日减损，惟留十骑而已。李师古跋扈，惮杜黄裳为相，命一干吏寄钱数千缗，毡车子一乘。使者到门，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绿舆自宅出，从婢二人，青衣褴缕，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归，告师古。师古折其谋，终身不敢改节。此则禁郑人之泰侈，奚必于三年。变洛邑之矜夸，无烦乎三纪。修之身，行之家，示之乡党而已。道岂远乎哉！

大臣

记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故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然而王阳黄金之论，时人既怪其奢。公孙布被之名，直士复讥其诈。则所以考其生平而定其实行者，惟观之于终，斯得之矣。【杨氏曰】说在陆放翁之温公布被铭。季文子卒，大夫人敛，公在位。宰庀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诸葛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孙衣食悉仰于家，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夫廉不过人臣之一节，而左氏称之为忠，孔明以为无负者，诚以人臣之欺君误国，必自其贪于货赂也。夫居尊席腆，润屋华身，亦人之常分尔，岂知高后降之弗祥，民人生其怨诅，其究也乃与国而同败邪？诚知夫大臣家事之丰约，关于政化之隆污，则可以审择相之方，而亦得富民之道矣。【阎氏曰】史称吕正献平生以人物为己任，凡当世名贤，无不汲引。余所尤异者，濂洛关陕诸贤皆为所荐。周茂叔传，熙宁初，知郴州。用赵抃及吕公着，荐为广东转运判官。程伯淳传，用吕公着，荐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程正叔之荐，则与司马光共疏其行义，诏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寻擢崇政殿说书郎。张子厚传言其有古学，神宗召见，授崇文院校书。子厚弟戬亦荐焉。邵尧夫虽未被荐，公着居洛中，雅敬尧夫，恒相从游，为市园宅。夫道学诸公之在当世，贵近大臣能不出力排击诋侮者已难，又从而荐诸朝廷，使皆获其用。呜呼，若正献者，不独得大臣以人事君之义，其增光吾道何如哉！【又曰】徐文贞当国，毕公在言路，举朝严毕公甚于文贞，议且出毕公于外。文贞曰，诸公畏之耶？皆踧踖曰，岂谓畏之，黄门切直，虑其府祸耳。文贞曰，不然，吾亦畏之。顾念人孰无私，私必害公。有若人在，不敢自纵，可寡过。闻者叹服。【又曰】韩魏公判大名，上疏极论青苗法。已而文潞公亦以为言，帝曰，吾遣二中使亲问民间，皆云便甚。潞公曰，韩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至哉斯言，真可以为人主之龟鉴矣。余因思当仁宗之时，文潞公则能斩史志聪。当英宗之时，韩魏公则能窜任守忠，而天子不以为专，宰相亦不以为嫌。何一再传之后，二公之人犹故也，宰相之权犹故也，而其言则不能与宦者争胜负。此无他，人主之敬大臣与不敬大臣而已矣。敬大臣则诚，诚则明，明则左右不得关其说。不敬大臣则疑，疑则闇，闇则左右得以窃其柄。

杜黄裳，元和之名相，而以富厚蒙讥。卢怀慎，开元之庸臣，而以清贫见奖。是故贫则观其所不取，此卜相之要言。

除贪

汉时赃罪被劾，或死狱中，或道自杀。唐时赃吏多于朝堂决杀，其特宥者乃长流岭南。睿宗太极元年四月，制官典，主司枉法，赃一匹已上，并先决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文，每曰，大辟罪已下，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末结正，系囚见徒，罪无轻重，咸赦除之。官典犯赃不在此限。然犹有左降遐方，谪官蛮徼者。而卢怀慎重以为言，谓屈法惠奸，非正本塞源之术。是知乱政同位，商后作其丕刑。贪以败官，夏书训之必杀。三代之王，罔不由此道者矣。

宋初，郡县吏承五季之习，黩货厉民，故尤严贪墨之罪。开宝三年，董元吉守英州，受赃七十余万，帝以岭表初平，欲惩掊克之吏，特诏弃市。而南郊大赦，十恶故劫杀及官吏受赃者不原。史言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而不赦犯赃其一也。天圣以后，士大夫皆知饰簠簋而厉廉隅，盖上有以劝之矣。【原注】石林燕语，熙宁中，苏子容判审刑院，知金州张仲宣坐枉法赃，论当死。故事，命官以赃论死，皆贷命，杖脊黥配海岛。子容言，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杀则杀。仲宣五品官，今杖而黥之，得元辱多士乎？乃诏免黥杖，止流岭外。自是遂为例，然惩贪之法亦渐以宽矣。于文定【原注】慎行。谓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世，败军之将可以不死，赃吏巨万仅得罢官，而小小刑名反有凝脂之密，是轻重胥失之矣。盖自永乐时，赃吏谪令戍边，宣德中改为运砖纳米赎罪，浸至于宽，而不复究前朝之法也。【原注】宣德中，都御史刘观，坐受赃数千金，论斩。上曰，刑不上大夫，观虽不善，朕终不忍加刑。命遣戍辽东。正统初，遂多特旨曲宥。呜呼，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毋贪，不可得也。人主既委其太阿之柄，而其所谓大臣者皆刀笔筐箧之徒，毛举细故，以当天下之务，吏治何由而善哉？

北梦琐言，后唐明宗尤恶墨吏。邓州留后陶玘，为内乡令成归仁所论，税外科配，贬岚州司马。掌书记王惟吉，夺历任告敕，长流绥州。亳州刺史李邺，以赃秽赐自尽。汴州仓吏犯赃，内有史彦珣旧将之子，又是附马石敬塘亲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无私，岂可徇亲！供奉官丁廷徽，巧事权贵，监仓犯赃，侍卫使张从宾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禄，盗我仓储，苏秦复生，说我不得。并戮之。以是在五代中号为小康之世。

册府元龟载，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县令李商，为百姓告陈不公，大理寺断止赎铜。敕旨，李商招愆，俱在案款。大理定罪，备引格条，然亦事有所未图，理有所未尽。古之立法，意在惜人。况自列圣相承，溥天无事，人皆知禁刑，遂从轻。丧乱以来，廉耻者少。朕一临寰海，四换星灰，常宣无外之风，每革从前之弊，惟期不滥，皆守无私。李商不务养民，专谋润己，初闻告不公之事件，决彼状头。又为夺有主之庄田，挞其本户。国家给州县篆印，祗为行遣公文，而乃将印历下乡，从人户取物。据兹行事，何以当官？宜夺历任官，杖杀。读此敕文，明宗可谓得轻重之权者矣。

金史，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抺阿没刺以赃死于狱，上谓其不尸诸市，已为厚幸。贫穷而为盗贼，盖不得已。三品职官以赃至死，愚亦甚矣。其诸子皆可除名。夫以赃吏而祸及其子，似非恶恶止其身之义。然贪人败类，其子必无廉清，则世宗之诏亦未为过。汉书言李固杜乔朋心合力，致主文宣，而孝桓即位之诏有曰，赃吏子孙不得详举。【阎氏曰】按桓即位于闰六月庚寅，先三日丁亥，李固策免。杜乔为大尉在次年之六月。诏乃即位后四十四日丙戌下，于李、杜皆不相涉。岂非汉人已行之事乎？

元史，至元十九年九月壬戌，敕中外官吏，赃罪轻者诀杖，重者处死。

有庸吏之贪，有才吏之贪。唐书牛僧孺传，穆宗初，为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赃当死，中贵人为之申理。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贷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禄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缚有才者。安禄山、朱泚以才过人，故乱天下。帝是其言，乃止。今之贪纵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惕于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

后汉书称袁安为河南尹，政号严明，然未尝以赃罪鞫人，此近日为宽厚之论者所持以为口实。乃余所见，数十年来姑息之政，至于纲解纽弛，皆此言贻之敝矣。嗟乎，范文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

朱子谓近世流俗惑于阴德之论，多以纵舍有罪为仁，此犹人主之以行赦为仁也。孙叔敖断两头蛇而位至楚相，亦岂非阴德之报邪？

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贷赃吏法。此今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宋包拯戒子孙，有犯赃者，不得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此今日士大夫教子孙者之法也。

贵廉

汉元帝时，贡禹上言，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赏善罚恶，不阿亲戚。罪白者伏其诛，疑者以与民，【原注】师古曰，罪疑惟轻也。亡赎罪之法。【原注】亡、无同。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天下断狱四百，与刑错亡异。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原注】师古曰，上府谓所属之府。右职，高职也。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故黥劓而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于世。行虽犬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原注】师古曰，动目以指物，出气以使人。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杰，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败坏，乃至于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赎罪，求士不得真贤。相守崇财利，【原注】师古曰，相，诸侯相也。守，郡守也。诛不行之所致也。今欲兴至治，致太平，宜除赎罪之法。相守选举不以实及有赃者，辄行其诛，亡但免官。则争尽力为善，贵孝弟，贱贾人，进真贤，举实廉，而天下治矣。呜呼，今日之变有甚于此。自神宗以来，赎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矣。书曰，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必如是，而后可以立太平之本。

禹又欲令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与民争利，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仕宦。此议今亦可行。自万历以后，天下水利、碾隐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

禁锢奸臣子孙

唐太宗诏禁锢宇文化及、司马德戡、裴虔通等子孙，不令齿叙。【原注】贞观七年正月戊子诏，文见旧唐书。武后令杨素子孙不得任京官及侍卫。【原注】新唐书。至德中，两京平，大赦，惟禄山支党及李林甫、杨国忠、王鉷子孙不原。【原注】新唐书。宋高宗即位，诏蔡京、童贯、王黼、朱勔、李彦、梁师成、谭稹皆误国害民之人，子孙更不收叙，【原注】清波杂志。而章惇子孙亦不得仕于朝。【原注】宋史章悖传。明太祖有天下，诏宋末蒲寿庚、黄万石子孙不得仕宦。饕餮之象周鼎、梼杌之名楚书，古人盖有之矣。窃谓宜令按察司各择其地之奸臣一二人，王法之所未加，或加而未尽者，刻其名于狱门之石，以为世戒。而禁其后人之入仕，九刑不忘，百世难改，亦先王树之风声之意乎？

旧唐书太宗纪，贞观二年六月辛卯诏曰，天地定位，君臣之义以彰。卑高既陈，人伦之道斯着。是用笃厚风俗，化成天下。虽复时经治乱，主或昏明，疾风劲草，芬芳无绝，剖心焚体，赴蹈如归。夫岂不爱七尺之躯，重百年之命？谅由君臣义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节于当时，立清风于身后。至如赵高之殒二世，董卓之鸩弘农，人神所疾，异代同愤。况凡庸小竖、有怀凶悖，遐观典策，罔不诛夷。辰州刺史长蛇县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质晋藩，炀帝以旧邸之情，特相爱幸。遂乃忘蔑君亲，潜图弒逆，密伺间隙，招结群丑。长戟流矢，一朝窃发，天下之恶，孰云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异时，累逢赦令。可特免极刑。投之四裔，除名削爵，迁配驩州。【原注】虔通归国，授滁州总管。每自言，身除隋室，以启大唐。有觖望之色。及得罪，怨愤岁余而死。唐书太宗纪，贞观二年七月戊申，莱州刺史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长史唐奉义、虎牙郎将高元礼，以宇文化及之党，皆除名，徙于边。

册府元龟，权万纪为治书侍御史。贞观四年正月，奏宇文智及受隋厚恩，而蔑弃君亲，首为弒逆，人臣之所同疾，万代之所不原。今其子乃任千牛，侍卫左右，请从屏黜，以为惩戒。制可。【原注】大唐新语，杨昉为左丞时，字文化及子孙理资荫，朝廷以事隔两朝，且其家亲族亦众，下所司理之。昉判曰，父弒隋主，子诉隋资，生者犹配远方，死者无宜更叙。时人深赏之。

杨元禧传载，武后制曰，隋尚书令杨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禀凶邪之德，怀谄佞之才，惑乱君上，离间骨肉。摇动冢嫡，宁惟掘蛊之祸。诱扇后主，卒成请蹯之衅。生为不忠之人，死为不义之鬼。身虽幸免，子竟族诛。斯则奸逆之谋是其庭训，险薄之行遂成门风。刑戮虽加，枝胤仍在，岂可复肩随近侍，齿迹朝行。朕接统百王，恭临四海，上嘉贤佐，下恶贼臣，常欲从容于万机之余，褒贬于千载之外，况年代未远，耳目所存者乎？其杨素及兄弟子孙，并不得令任京官及侍卫。【原注】史言元禧忤张易之，密奏，左贬。然此制自是当时公论。

宋末蒲寿庚叛逆之事，皆出于其兄寿●之画。是时寿●佯着黄冠野服，归隐山中，自称处士，以示不臣二姓。而密为寿庚作降表，令人自水门潜出，送款于唆都。其后寿庚以功授平章，富贵冠一时，而寿●亦居甲第。有投诗者云，剑戟纷纭扶主日，山林寂寞闭门时。水声禽语皆时事，莫道山翁总不知。【原注】泉州府志。呜呼，今之身为戎首而外托高名者，亦未尝无其人也。或欲盖而弥彰，则无逃于三叛之笔矣。

家事

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子木问范武子之德于赵孟，对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无隐情。其祝史陈信于鬼神，无愧辞。子木归以语王，王曰，宜其光辅五君，以为盟主也。夫以一人家事之理，而致晋国之霸，士大夫之居家岂细行乎！

史记之载宣曲任氏曰，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汉书载张安世曰，安世尊为公侯，食邑万户，然身衣弋绨，夫人自纺绩。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光。后汉书载樊宏父重曰，世善农稼，好货殖，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今之士大夫知此者鲜，故富贵不三四传而衰替也。【李文贞曰】夫世无百年全盛之家，人无数十年平夷之运，兴衰激极，存乎其人。吾所阅乡邦旧家，朝着显籍多矣，荣华枯陨，曾不须臾，天幸其可徼乎？祖泽其可恃乎？譬之花木，不冲寒犯之，则根可护。譬之炉炎，不当风扬之，则火可宿。收敛约素，和顺谦卑，所以护其根而宿其焰也。

两家奴争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踏大夫门，此霍氏之所以亡也。奴从宾客浆酒藿肉，此董贤之所以败也。然则今日之官评，其先考之僮约乎？【柴氏曰】觇有家者之兴废，当论其德，如醇谨勤俭者必兴，浇薄荒淫者必废。故高车驷马，列鼎鸣钟，良田美宅，歌儿舞女，非兴也，兴而恒与废相倚。短布单衣，筚门蓬户，糟糠不厌，形容枯槁，非废也，废而恒与兴相伏。但居室有轨范，教子能成立，不必炎炎之势，将来堂构定自可期。【又曰】闲家之道，必以正身为先，身正而家化之。每见士大夫势处可为，不自检括，惟日事声色货利，以鸣得志。于是门客借筹，舍人登垄，渔利及于市廛，舞文行乎乡曲，珍玩充盈，倡乐呼拥，夜饮朝眠，纵恣万方，致使风节无余，子孙不肖，故家乔木一旦扫地，可不哀哉！乃知清白吏所遗，正自无涯。而相国曰，令后世贤，师吾俭。甚有味乎言之耳。

以正色立朝之孔父，而艳妻行路，祸及其君。以小心谨慎之霍光，而阴妻邪谋，至于灭族。夫纲之能立者鲜矣。

戎王听女乐而牛马半死。楚铁剑利而倡优拙，秦王畏之。成帝宠黄门名倡丙疆、景武之属，而汉业以衰。玄宗造霓裳羽衣之曲，而唐室遂乱。今日士大夫才任一官，即以教戏唱曲为事，官方民隐置之不讲，国安得不亡？身安得无败？【章典籍曰】夫教坊曲里，非先王法制，乃前代相沿，往往士大夫闲情有寄，着于简编，禁纲所弛，不以为罪。我朝礼教精严，嫌疑慎别，三代以还，未有如是之肃者也。自宫禁革除女乐，官司不设教坊，则天下男女之际无有可以假藉者矣。其有流娼村妓，渔色售奸，并干三尺严条，决杖不能援赎。虽吞舟有漏，未必尽挂爰书。而君子怀刑，岂可自拘司败。

奴仆

颜氏家训，邺下有一领军，贪积已甚，家童八百，誓满一千。唐李义府多取人奴婢，乃败，各散归其家。时人为露布云，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原注】潘岳西征赋曰，混鸡犬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太祖数凉国公蓝玉之罪亦曰，家奴至于数百。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而其用事之人，则主人之起居食息，以至于出处语默，—无一不受其节制。有甘于毁名丧节而不顾者，奴者主之，主者奴之。嗟乎，此六逆之所由来矣。

汉书霍光传，任宣言，大将军时，百官已下，但事冯子都、王子方等。【原注】皆老奴。又曰，初，光爱幸监奴冯子都，常与计事。【原注】师古曰，监奴，奴之监知家务者也。及显【原注】光妻。寡居，与子都乱。夫以出入殿门，进止不失尺寸之人，而溺情女子、小人，遂至于此。今时士大夫之仆，多有以色而升，以妻而宠。夫上有渔色之主，则下必有烝弒之臣。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是以欲清闺门，必自简童仆始。【杨氏曰】显，故婢也。光夫人东闾氏殁，立为妻。

严分宜之仆永年，号曰鹤坡。张江陵之仆游守礼，号曰楚滨。【原注】古诗，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而晋灼引汉语以为冯殷，则子都亦字也。不但招权纳贿，而朝中多赠之诗文，俨然与措绅为宾主。名号之轻，文章之唇，至斯而甚。异日媚阉建祠，非此为主嚆矢乎？

人奴之多，吴中为甚。【原注】史言吕不韦家童万人，嫪毐家童数千人。今吴中仕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其专恣暴横，亦惟吴中为甚。有王者起，当悉免为良而徙之，以实远方空虚之地。士大夫之家所用仆役，并令出赀雇募，如江北之例。【原注】郑司农周礼司厉注曰，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风俗通言，古制本无奴婢，奴婢皆是犯事者。今吴中亦讳其名，谓之家人。则豪横一清，而四乡之民得以安枕。其为士大夫者，亦不受制于人，可以勉而为善。讼简风淳，其必自此始矣。【方侍郎曰】古无奴婢。事父兄者，子弟也。事舅姑者，子妇也。事长官者，属吏也。惟盗贼之子女，乃为罪隶而役于官。九职臣妾聚敛疏财，质人掌民人之质剂。盖士大夫之家始有之，如后世宫赐奴婢，亦以罪役耳。战国秦汉以接，平民始得相买为奴。然寒素儒生，必父母笃老，子妇多事，然后佣仆赁妪，以助奉养。金陵之俗，中家以上，妇不主中馈、事舅姑，而饮食必凿，燕游惟便，缝纴补缀皆取办于工，仍坐役仆妇及婢女数人，少者亦一二人，妇安焉，子顺焉，盖以母之道奉其妻，而有过矣。余每见农家妇耕耘樵苏，佐男子力作，时雨降，脱履就功，形骸若鸟兽。然遭乱离焚剽，则常泰然无虞，盖其色不足贪也，家无积货可羡也。虽盗贼奸凶，不能不留农夫野妇耕织，以供战士。而劫辱系虏斩刈无遗者，则皆通都大邑搢绅家室主子女也。人事之感召，天道之乘除，盖有确然而不可易者矣。【汝成案】今日此风，不特金陵为然，盖力作之教微，憜游之风炽，其积习相沿，已几于不可改也。

闻人

颜氏家训，昔者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见七十余人。门不停宾，古所贵也。失教之家，阍寺无礼，或以主君寝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为耻。黄门侍郎裴之礼，号善待士，有如此辈，对宾杖之。其门生童仆接于他人，折旋俯仰，辞色应对，莫不肃敬，与主无别也。史记，郑当时诫门下客至无贵贱，无留门者。后汉书，皇甫嵩折节下士，门无留客。而大戴礼，武王之门铭曰，敬遇宾客，贵贱无二。则古已言之矣。观夫后汉赵壹之于皇甫规，高彪之于马融，一谒不面，终身不见。为士大夫者，可不戒哉！

后汉书梁冀传，冀寿共乘辇车游观第内，鸣锺吹管，或连继日夜。客到门，不得通，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今日所谓门包，殆昉于此。

田宅

旧唐书，张嘉贞在定州，所亲有劝立田业者，嘉贞曰，吾忝历官荣，曾任国相，未死之际，岂忧饥馁。若负谴责，虽富田庄何用？比见朝士广占良田，乃身殁后，皆为无赖子弟作酒色之资，甚无谓也。闻者叹服。此可谓得二疏之遗意者。若夫世变日新，人情弥险，有以富厚之名而反使其后人无立锥之地者，亦不可不虑也。书又言马燧赀货甲天下。既卒，子畅承旧业，屡为豪幸邀取。贞元末，中尉曹志廉讽畅，令献田园第宅，顺宗复赐畅。中贵人逼取，仍指使施于佛寺，畅不敢吝。晚年财产并尽，身殁之后，诸子无室可居，以至冻馁。今奉诚园亭馆，即畅旧第也。【原注】白乐天诗，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元微之诗，萧相深诚奉至尊，旧居求作奉诚园。秋来古巷无人扫，树满空墙闭戟门。通鉴作奉成园，又以为马璘之第，并误。按马璘传，天宝中，贵戚勋家已务奢靡，而垣屋犹存制度，然卫公李靖家庙己为嬖臣杨氏马厩矣。及安史之乱，法度堕驰，内臣戎帅竟务奢豪，亭馆第舍力穷乃止。璘之第经始中堂，费钱二十万贯。德宗践阼，条举格令，第舍不得逾制，仍诏毁璘中堂及内官刘忠翼之第。璘之家园进属官司，自后公卿赐宴多于璘之山池。子弟无行，家用寻尽。册府元龟，贞元十八年二月朔，赐群臣会宴于延康里故马璘池亭，自后每逢令节皆然。则二马身后略同。然谓之故马璘池亭，而不曰奉诚园也。雍录，奉诚园在安邑坊，本马燧宅，燧子畅献之。王锷家财富于公藏，及薨，有二奴告其子稷改父遗表，匿所献家财。宪宗欲遣中使诣东都简括，以裴度谏而止。稷后为德州刺史，广赍金宝仆妾以行。节度使李全略利其货而图之，教本州岛军作乱杀稷，纳其室女，以伎媵处之。吾见今之大家，以酒色费者居其一，以争阋破者居其一，意外之侮夺又居其一，而三桓之子孙微矣。

三反

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弥谦弥伪，弥亲弥泛，弥奢弥吝。

召杀

巧召杀，忮召杀，吝召杀。

南北风化之失

江南之士，轻薄奢淫，梁陈诸帝之遗风也。河北之人，斗很劫杀，安史诸凶之余化也。

南北学者之病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今日北方之学者是也。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今日南方之学者是也。【汝成案】疆域既殊，材质斯异，自非魁瑰，多囿土俗。秦晋僿鲁，吴越剽诡，凡有撰述，视彼情性，南北异学，自古然矣。然止偷情机警见黜上圣，尚属齐民，其于学殖不为增损。自义理明而训诂废，考证精而气节衰，染翰操觚，词皆掊击。汗牛充栋，书或破碎。虽云浩博，奚补用舍？至于智慧自矜，刚愎是用，许郑程朱不足当其一吷，渊云甫白奚能敌彼微言。说既佹僪，义复抓摫，或以土羹木胾托为淳古，或以楮叶棘猴目为精确。欲合汉宋，先失师承。欲正风雅，已蹈伪体。即援引奥赜，佐其雄辨，穿穴渊微，伸其新意，亦何益哉。文章经术，日益舛驰，放效夸诩，且先有识。遂乃掎摭利病，诋娸才硕，虚憍之气中于心术，莫斯甚矣。

范文正公

史言，范文正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文正自作●郊友人王君墓表云，今兹方面，宾客满坐，钟鼓在庭，白发忧边，对酒鲜乐，岂如圭峰月下，倚高松，听长笛，欣然忘天下之际乎？马文渊少有大志，及至晚年，犹思建功边陲。而浪泊西里，见飞鸢跕跕堕水中，终思少游之言。古今同此一辙，【原注】王荆公诗，岂爱京师传谷口，但知乡里胜壶头。阮嗣宗咏怀诗所云，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鹊游四海，中路将安归者也。若夫知几之神，处亢之正，圣人当之，亦必有道矣。

辛幼安

辛幼安词，小草旧曾呼远志，故人今有寄当归。此非用姜伯约事也。吴志，太史慈，东莱黄人也。后立功于孙策，曹公闻其名，遗慈书，以箧封之。发省，无所道，但贮当归。幼安久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沦落之感，亦廉颇思用赵人之意尔。观其与陈同甫酒后之言，不可知其心事哉。

士大夫晚年之学

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僊。夫一生仕宦，投老得闲，正宜进德修业，以补从前之阙，而知不能及，流于异端，其与求田问舍之辈行事虽殊，而孳孳为利之心则一而已矣。宋史吕大临传，富弼致政于家，为佛氏之学。【原注】蒙斋笔谈，富郑公少好道，自言吐纳长生之术，信之甚笃，亦时为烧炼丹竃事。守亳时，迎颍州僧正容馆于书室，亲接弟子礼。大临与之书曰，古者三公无职事，惟有德者居之，内则论道于朝，外则主教于乡。古之大人当是任者，必将以斯道觉斯民，成己以成物，岂以位之进退、年之盛衰而为之变哉。今大道未明，人趋异学，不入于庄，则入于释，疑圣人为未尽善，轻礼义为不足学。人伦不明，万物憔悴、此老成大人侧隐存心之时，以道自任，振起坏俗。若夫移精变气，务求长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独善其身者之所好，岂世之所以望于公者？弼谢之。以达尊大老而受后生之箴规，良不易得也。

唐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铣、虢州朱阳县丞郭僊舟投匦献诗，敕曰，观其文理，是崇道法。至于时用，不切事情。可各从所好。并罢官，度为道土。

士大夫家容僧尼

册府元龟，唐玄宗开元二年七月戊申制曰，如闻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为门徒，往还妻子，无所避忌。【原注】今江南尚有门徒之称。或诡托禅观，妄陈祸福。争涉左道，深斁大猷。自今已后，百官不得辄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缘吉凶要须设斋，皆于州县陈牒寺观，然后依数听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搦。

唐制，百宫斋日虽在寺中，不得过僧。张籍寺宿斋诗云，晚到金光门外寺，寺中新竹隔帘多。斋宫禁与僧相见，院院开门不得过。

金史海陵纪，贞元三年，以右丞相张诰、平章政事张晖，每见僧法宝，必坐其下，失大臣体，各杖二十，僧法宝妄自尊大，杖二百。

贫者事人

贫者不以货事人，然未尝无以自致也。江上之贫女，常先而扫室布席。陈平侍里中丧，以先往后罢为助。古人之风，吾党所宜勉矣。

分居

宋孝建中，中军府录事参军周殷启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异居，计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忌疾谗害其间，不可称数。宜明其禁，以易其风。当日江左之风便已如此。魏书裴植传云，植虽自州送禄奉母及赡诸弟，而各别资财，同居异爨，一门数竃。盖亦染江南之俗也。隋卢思道聘陈，嘲南人诗曰，共甑分炊饭，同铛各煮鱼。而地理志言，蜀人敏慧轻急，尤足意钱之戏，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册府元龟，唐肃宗干元元年四月，诏百姓中有事亲不孝，别籍异财，玷污风俗，亏败名教，先决六十，配隶碛西。有官品者，禁身闻奏。宋史，太祖开宝元年六月癸亥，诏荆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不得别财异居。二年八月丁亥，诏川峡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论死。太宗淳化元年九月辛巳，禁川峡民父母在出为赘婿。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戊辰，诏诱人子弟析家产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其于教民厚俗之意，可谓深且笃矣。【原注】辽史，圣宗统和元年十一月，诏民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坐罪。若刘安世劾章惇，父在，别籍异财，绝灭义礼，则史传书之，以为正论。马亮为御史中丞，上言父祖末葬，不得别财异居。【原注】李元纲厚德录。乃今之江南犹多此俗人家，儿子娶妇，辄求分异。而老成之士，有谓二女同居，易生嫌竞，式好之道莫如分爨者，岂君子之言与？【柴氏曰】累世同居，自古为美谈。如杨椿、张公艺、江州陈氏、浦江郑氏之属，并见旌异。而袁君载独云，每见义居之家，交争相疾，甚于路人，则甚美反成不美。故兄弟当分，宜早有所定，倘能相爱，虽异居异财，亦不害为孝义也。余谓一家内外大小，果能同心协力，自当以共居为善，倘其间未免参差，恐难强合，而不相得，不如析箸为愈耳。至于父子别籍，如蔡京、蔡攸之各立门户，挟诈相倾，则恶之大者。史记言商君治秦，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又言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以为国俗之敝。而陆贾家于好畤，有五男。出所使越得橐中装，卖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其生产。陆生常安车驷马，从歌舞琴瑟侍者十人，宝剑直百金，谓其子曰，与汝约，过汝，汝给吾人马酒食，极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宝剑、车骑、侍从者。后人或谓之为达。至唐姚崇遗令，以达宫身后子孙失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欲仿陆生之意，预为分定，将以绝其后争。呜呼，此衰世之意也。

汉桓帝之世，更相滥举，时人为之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原注】见抱朴子。当世之俗，犹以分居为耻。若吴之陈表，世为将督。兄修亡后，表母不肯事修母，表谓其母曰，兄不幸早世，表统家事、当奉嫡母。母若能为表屈情承顺嫡母者，是至愿也。母若不能，直当出别居耳。由是二母感寤雍穆。可以见东汉之流风矣。

陈氏礼书言，周之盛时，宗族之法行，故得以此系民而民不散。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则分居，贫民有子则出赘，由是其流及上，虽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浸淫后世，习以为俗。而时君所以统驭之者，特服纪之律而已。间有纠合宗族，一再传而不散者，则人异之，以为义门，岂非名生于不足欤？

应劭风俗通曰，凡兄弟同居，上也。通有无，次也。让，其下耳。岂非中庸之行，而今人以为难能者哉？

五杂俎言，张公艺九世同居，高宗问之，书忍字百余以进。其意美矣，而未尽善也。居家御众，当令纪纲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妇勃溪，奴仆放纵，而为家长者仅含默隐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况九世乎？善乎，浦江郑氏对太祖之言曰，臣同居无他，惟不听妇人言耳。此格论也，虽百世可也。【汝成案】颜氏家训，兄弟之际，异于他人，望深则易怨，地亲则易弭。譬犹居空，一穴则塞之，一隙则涂之，则无颓毁之虑。如雀鼠之不恤，风雨之不防，壁陷楹沦，无可救矣。仆妾之为雀鼠，妻子之为风雨，甚哉！又曰，娣姒者，多争之地，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归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伫日月之相望也。况以行路之人，处多争之地，能无间者鲜矣。所以然者，以其当公务而执私情，处重责而怀薄义也。又曰，妇主中馈，惟事酒食衣服之礼尔。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蛊。如有聪明才智，识达古今，正当辅佐君子，助其不足，必无牝鸡晨鸣，以致祸也。此即郑氏不听妇言意也。然阴忮性成，侜张百出，女诫虽陈，淄蠹逾甚，即妇言不听何益哉！昔姚刑部以为出妻之事，后重于古，私昵之情益多，治家之严正益衰，女德有所怙而益放，是论亦齐家道也。惟俗狃脱辐，事托蒸梨，或虐威姑，或移宠惑，贫富生嫌，赘余益憾，不特出无所归为可矜耳。再适为难，曲容是尚。善乎王伯厚言曰，言行可以欺于人，而不可以欺于家。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性质中人，变化斯易。嘻嘻嗃嗃，贤者当反身矣。

唐玄宗天宝元年正月敕，如闻百姓有户高丁多，苟为规避，父母见在，乃别籍异居，宜令州县勘会。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两丁征行赋役，五丁已上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风教。其赋丁孝假与免差科。【原注】谓应赋之丁，遇父母亡，则免差科，谓之孝假。按此后周太祖所制，若罹凶礼，则不征其赋者也。可谓得化民之术者矣。

父子异部

三国志言，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今之江浙之间多有此风，一入门户，父子兄弟各树党援，两不相下。万历以后，三数见之。此其无行谊之尤，所谓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者矣。

生日

生日之礼，古人所无。【原注】余昔年流寓蓟门，生日有致馈者。答书云，小弁之逐子，始说我辰。哀郢之放臣，乃言初度。颜氏家训曰，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智愚，名之为试儿。亲表聚集，因成宴会。自兹以后，二亲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饮食之事。无教之徒虽已孤露，【原注】魏晋间，人以父亡为孤露。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少加孤露。赵彦深见母，自陈幼小孤露。亦谓之偏露，唐孟浩然送莫氏甥诗，平生早偏露。其日皆为供顿，酣畅声乐，不知有所感伤。梁孝元年少之时，每八月六日载诞之辰，尝设斋讲。自阮修容【原注】元帝所生母。薨后，此事亦绝。是此礼起于齐梁之间。逮唐宋以后，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不崇饰。此日开筵召客，赋诗称寿，而于昔人反本乐生之意，去之远矣。【杨氏曰】以生日宴百官，始于唐明皇帝之开元十七年。【钱氏曰】古有上寿之礼，无庆生日之礼。汉书，卢绾与高帝同日生，里中以羊酒贺两家。是贺生子，非贺生日也。唐中宗景龙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帝诞辰，内殿宴群臣，联句。册府元龟载，唐开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以降诞之日，大置酒张乐，宴百寮于花萼楼下。终宴，尚书左丞相源干曜、右丞相张说，率文武百官上表，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着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宴乐，休假三日。群臣以是日献甘露醇酎，上万岁寿酒。此帝王生日上寿之始。宋史礼志，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以宰相王旦生日，诏赐羊三十口，酒五十壶，米面各二十斛，令诸司供帐，京府具衙前乐，许宴其亲友，且遂会近列及丞郎、给谏、修史属官。俄又赐枢密使副参知政事羊三十口，酒三十壶，米面各二十斛。其后以废务非便，奏罢会，而赐如故。此大臣生日宴会之始。考容斋三笔载，冯道在晋天福中为上相，诏赐生辰器币。道以幼属流离，早丧父母，不记生日，恳辞不受。则宰相生日有赐，不始于宋矣。王明清挥麈录赐生辰器币起于唐，以宠藩镇。五代至遣使命，周世宗眷遇魏宣懿，始以赐之，自是执政为例。礼志载，绍兴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赐宰臣秦桧辞免生日赐宴诏，是南渡复有生日赐宴之例也。东坡内制集具载赐生日诏，自宰相、执政而外，又有赐皇叔祖安康郡王宗隐生日礼物口宣、赐皇叔祖华原郡王宗愈生日礼物口宣、赐皇叔祖汉东郡王宗瑗生日礼物口宣、赐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生日礼物口宣、赐皇叔扬王颢生日礼物口宣、赐皇弟大宁郡王佖生日礼物口宣、赐皇弟祚国公偲生日礼物口宣、赐皇弟咸宁郡王俣生日礼物口宣、赐建安郡王宗绰生日礼物口宣、赐皇叔荆王頵生日礼物口宣、赐嗣濮王宗晖生日礼物口宣、赐皇弟遂宁郡王佶生日礼物口宣、赐皇弟普宁郡王似生日礼物口宣、赐济阳郡王曹佾生日礼物口宣。是宋时亲王等生日均有赐礼物之例，不特宰相也。

陈思王植

陈思王植初封临菑侯，闻魏氏代汉，发服悲哭，文帝恨之。【原注】魏志苏则传。司马顺，【原注】字子忠。宣王第五弟通子，初封习阳亭侯。【原注】魏志杜恕传注引晋书作龙阳。及武帝受禅，叹曰，事乖唐虞，而假为禅名。遂悲泣。由是废黜，徙武威姑臧县。虽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滕王瓒，隋高祖母弟。周宣帝崩，高祖入禁中，将总朝政。瓒闻召，不从，曰，作隋国公，恐不能保，何乃更为族灭事邪？广王全昱，全忠之兄。全忠称帝，与宗戚饮博于宫中。酒酣，全昱忽以投琼，击盆中进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砀山一民，从黄巢为盗。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富贵极矣，奈何一旦灭唐三百年社稷，自称帝王？行当族灭，奚以博为！帝不怿而罢。夫天人革命，而中心弗愿者乃在于兴代之懿亲，其贤于祼将之土、劝进之臣远矣。

降臣

记言，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不入。说苑言，楚伐陈，陈西门燔，使其降民修之。孔子过之，不轼。战国策，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太府之宪，宪之上篇曰，国虽大赦，降城亡子不得与焉。【原注】注，以城降人及亡人之子。下及汉魏，而马日磾、于禁之流，至于呕血而终，不敢腼于人世，时之风尚从可知矣。后世不知此义，而文章之士多护李陵，智计之家或称谯叟。此说一行，则国无守臣，人无植节，反颜事雠，行若狗彘而不之愧也。何怪手五代之长乐老，序平生以为荣，灭廉耻而不顾者乎！春秋僖十七年，齐人歼于遂。谷梁传曰，无遂则何以言遂？其犹存遂也。故王蠋死而田单复齐，弘演亡而桓公救卫，此足以树人臣之鹄，而降城亡子不齿于人类者矣。【原注】今浙江绍兴府有一种人谓之惰民，世为贱业，不敢与齐民齿。志云，其先是宋将焦光瓒部曲，以叛宋降金被斥。

楚汉之际，有郑君，【原注】见史记郑当时传。失其名。尝事项籍，籍死属汉。高祖悉令诸籍臣名籍，【原注】谓不称项王而斥其名。郑君独不奉诏。于是尽拜名籍者为大夫，而逐郑君。金哀宗之亡，参政张天纲见执于宋，有司令供状书金主为虏主，天纲曰，杀即杀，焉用状为！有司不能屈，听其所供。天纲但书故主而已。呜呼，岂不贤于少事伪朝者乎？

唐肃宗至德三年正月，大赦诏，自开元已来，宰辅之家不为逆贼所污者，与子孙一人官。

本朝

古人谓所事之国为本朝。魏文钦降吴，表言，世受魏恩，不能扶翼本朝，抱愧俯仰，靡所自厝。又如吴亡之后，而蔡洪与刺史周浚书言，吴朝举贤良是也。颜氏家训，先君、先夫人皆未还建业旧山，旅葬江陵东郭。【原注】之推父协，梁湘东王府记室参军。承圣未，启求扬都，欲营迁厝。蒙诏赐银百两，已于扬州小效卜地烧砖。值本朝沦没，流离至此。之推仕历齐、周及隋，而犹称梁为本朝，盖臣子之辞无可移易，而当时上下亦不以为嫌者矣。【杨氏曰】汉时掾史亦谓郡治为本朝。

旧唐书，刘昫撰。昫为石晋宰相，而其职官志称唐曰皇朝、曰皇家、曰国家，经籍志称唐曰我朝。【杨氏曰】昫于废帝时监修国史，所谓国史者，唐书也。

宋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书成于元至元时，注中凡称宋皆曰本朝、曰我宋，其释地理皆用宋州县名。惟一百九十七卷盖牟城下注曰大元辽阳府路，辽东城下注曰今大元辽阳府，二百六十八卷顺州下曰大元顺州领怀柔、密云二县，二百八十六卷锦州下曰陈元靓曰，大元于锦州置临海节度，领永乐、安昌、兴城、神水四县，属大定府路，二百八十八卷建州下曰陈元靓曰，大元建州，领建平、永霸二县，属大定府路，以宋无此地，不得已而书之也。

书前代官

陶渊明以宋元嘉四年卒，而颜延之身为宋臣，乃其作诔，直云有晋征士。真定府龙藏寺碑，隋开皇六年立，其末云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张公礼撰。齐亡入周，周亡入隋，而犹书齐官。韩偓自书裴郡君祭文，书甲戌岁，书前翰林学士承旨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昌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韩偓。是岁朱氏篡唐已八年，犹书唐官，而不用梁年号。

宋史刘豫传，豫改元阜昌，朝奉郎赵俊书甲子不书僭年，豫亦无如之何。

卷十四

兄弟不相为后

商之世，兄终弟及，故十六世而有二十八王。如仲丁、外壬、河亶甲，兄弟三王。阳甲、盘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未知其庙制何如。商书言七世之庙，贺循谓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则当祭祢而已。【原注】徐邈亦云，若兄弟昭穆者，设兄弟六人为君，至其后世当祀，不及祖祢。【庄侍郎曰】亲亲尊尊，教之大者，罔非天嗣，典祀丰于祢。知自仁率亲，而不知自义率祖，以亲亲害尊尊也。王为下士之式，先害尊尊之义，则民将安仿哉？礼俗不刑，义德遂替，此不可不正之事也。以此知古，以此察今，明世宗实陨厥元命矣。【孙兵备曰】高宗彤日，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昵谓祢庙也。天胤犹言天之子。言阳甲已来，先王有不永年者，既嗣天位，即为天胤。殷自祖丁之后、阳甲至小乙皆兄弟相及。盘庚既不为阳甲立庙，小辛继世又值殷衰，未能修复庙祀。高宗继父小乙，居丧尽礼，其于父庙祀亦必丰，而世父之庙不序，犹承盘庚之失。故于祭成汤之明日有雉雊之祥，既感祖己之言，乃修建寝庙。丧服四制云，礼废而复起。尚书大传云，武丁思先王之政，继绝世。是殷时至高宗始有兴废之事，如殷武诗所言寝成孔安也。唐书礼乐志，自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庙，睿、肃、代以次迁。至武宗崩，德宗以次当迁，而于世次为高祖，礼官始觉其非，以谓兄弟不相为后，不得为昭穆，乃议复祔代宗。而议者言，已祧之主，不得复入太庙。礼官【原注】旧史亦但言礼仪使，不载其名。曰，昔晋元明之世，已迁豫章、颍川，【原注】豫章府君，宣帝之曾祖。颍川府君，宣帝之祖。惠帝崩，迁豫章。元帝即位江左，升怀帝，又迁颍川位。虽七室，其实五世。盖从刁协，以兄弟为世数故也。后皆复祔。【原注】元帝时，已迁豫章、颍川，寻从温峤议，复故。明帝崩，又迁颍川，简文帝立，复故。此故事也。议者又言，庙室有定数，而无后之主当置别庙。【原注】开元初，奉中宗别庙，升睿宗为第七室。礼官曰，晋武帝时，景文同庙，庙虽六代，其实七主，至元帝、明帝，庙皆十室。故贺循曰，庙以容主为限，而无常数也。于是复祔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为一代。【沈氏曰】庙以容主为限，庙下当有室字。

何休解公羊传文公二年跻僖公谓，惠公与庄公当同南面西上，隐桓与闵僖当同北面西上。据大袷如此，则庙中昭穆之序亦从之而不易矣。【杨氏曰】以左氏跻僖公传考之，则兄弟相为后。

鄞万斯大本之立说谓，庙制当一准王制之言，太祖而下，其为父死子继之常也，则一庙一主，三昭三穆而不得少。其为兄弟相继之变也，则同庙异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观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载，世室明堂皆五室，则知同庙异室，古人或已有通其变者，正不可指为后人之臆见也。记曰，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然则贺循之论，可为后王之式矣。

立叔父

左传昭十九年，郑驷偃卒，生丝弱，其父兄立子瑕。【原注】子游叔父驷乞。子产对晋人谓，私族于谋，而立长亲。是叔父继其兄子。唐宣宗之为皇太叔，盖昉于此矣。【杨氏曰】宣宗之立，宦官为之耳，彼小人何所考于故事哉。

继兄子为君

晋元帝大兴三年正月乙卯诏曰，吾虽上继世祖，然于怀愍皇帝皆北面称臣。今祠太庙，不亲执觞酌，而令有司行事，于情理不安。乃行亲献。可谓得春秋之意者矣。

太上皇

秦始皇本纪，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是死而追尊之号，犹周曰太王也。汉则以为生号，而后代并因之矣。

曲礼，已孤暴贵，不为父作谥。或举武王为难，郑康成答赵商曰，周道之基，隆于二王，功德繇之，王迹兴焉，不可以一概论也。若夏禹殷汤则不然矣。据此，则汉高帝于太上皇尊而不谥，乃为得礼。其追尊先媪为昭灵夫人，当亦号而非谥也。

皇伯考

魏孝庄帝追尊其父彭城武宣王为文穆皇帝，庙号肃。祖母李妃为文穆皇后。将迁神主于太庙，以高祖为伯考。临淮王彧表谏曰，汉祖创业，香街有太上之庙。光武中兴，南顿立春陵之寝。元帝之于光武，疏为绝服，犹身奉子道，入继大宗。高祖之于圣躬，亲实犹于，陛下既纂洪绪，岂宜加伯考之名？且汉宣之继孝昭，斯乃上后叔祖，岂忘宗承考妣，盖以大义所夺及金德将兴，宣王受寄。自兹而降，世秉盛权。景文二王，实倾曹氏，故晋武继文祖宣，于景王有伯考之称。以今类古，恐或非俦。又臣子一例，义彰旧典，祫禘失序，致讥前经。高祖德溢寰中，道超无外，肃祖虽勋格宇宙，犹曾奉贽称臣。穆皇后禀德坤元，复将配享干位，此乃君臣并筵，嫂叔同室，历观坟籍，未有其事。又表言，爰自上古，迄于下叶，崇尚君亲，褒明功懿，乃有皇号，终无帝名。若去帝称皇，求之古义，少有依准。不纳。先朝嘉靖中，追崇之典与此正同。袭典午之称名，用孝庄之故事，盖并非张桂诸臣之初意矣。【沈氏曰】通鉴，晋元帝太兴二年诏，琅邪恭王宜称皇考。贺循曰，礼，子不敢以己爵加于父。乃止。此前汉师丹引礼以为言，而哀帝不听者。

除去祖宗庙谥

汉惠帝从叔孙通之言，郡国多置原庙。元帝时，贡禹以为不应古礼。永光四年，下丞相韦玄成等议。以春秋之义，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仆之家，王不祭于下土诸侯，请勿复修。奏可，因罢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皆不奉祠。后魏明元贵嫔杜氏，魏郡邺人。生世祖，及即位，追尊为穆皇后，配享太庙，又立后庙于邺。高宗时，相州刺史高闾表修后庙，诏曰，妇人外成，礼无独祀，阴必配阳，以成天地。未闻有莘之国立太姒之飨。此乃先皇所立，一时之至感，非经世之远制，使可罢祀。是古人罢祖宗之庙而不以为嫌也。王莽尊元帝庙号高宗，成帝号统宗，平帝号元宗，中兴，皆去之。后汉和帝号穆宗，安帝号恭宗，顺帝号敬宗，桓帝号威宗。桓帝尊母梁贵人曰恭怀皇后，安帝尊祖母宋贵人曰敬隐皇后，顺帝尊母李氏曰恭愍皇后。献帝初平元年，左中郎将蔡邕议，孝和以下政事多衅，权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亲而已。臣下懦弱，莫能执正。据礼，和、安、顺、桓四帝不宜称宗。又恭怀、敬隐、恭愍三皇后并非正嫡，不合称后，皆请除尊号。制曰可。唐高宗太子弘，追谥孝敬皇帝庙号义宗。开元六年，将作大匠韦凑上言，准礼，不合称宗。于是停义宗之号。是古人除祖宗之号而不以为忌也。后世浮文日盛，有增无损。德宗初立，礼仪使吏部尚书颜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宫壸，始增祖宗之谥。玄宗末，奸臣窃命，列圣之谥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称武，言武不称文，岂盛德所不优乎？盖称其至者故也。故谥多不为褒，少不为贬，今列圣谥号太广，有逾古制，请自中宗以上，皆从初谥，睿宗曰圣真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肃宗曰孝宣皇帝，以省文尚质，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议，儒学之士皆从真卿议。【杨氏曰】其本文曰，宜上高祖为武皇帝，太宗为文皇帝，高宗为天皇大帝，中宗为孝和皇帝，睿宗为圣真皇帝。其二圣谥名字数太广，臣愚谨择其美称而正之云云。言二圣者，谓玄肃也。独兵部侍郎袁傪官以兵进奏，言陵庙玉册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轻改。事遂寝。不知陵中玉册所刻乃初谥也。自此宗庙之广，谥号之繁，沿至本朝，遂成故典，而人臣不敢议矣。

称宗之滥，始于王莽之三宗。称祖之滥，始于曹魏之三祖。唐王彦威所谓叔世乱象，不可以训者也。

汉人追尊之礼

太上皇，高帝父也，皇而不帝。【原注】师古曰，皇，君也。天子之父，故号曰皇。不预治国，故不言帝也。又引蔡邕曰，不帝，非天子也。戾太子，悼皇考，孝宣之祖若父也，太子、皇考而不帝。舂陵节侯、郁林太守、巨鹿都尉、南顿令，光武之高曾若祖父也，侯而不帝，太守、都尉而不帝，君而不帝，此皆汉人近古。而作俑者，定陶共皇一议也。

谥法

孝宣即位，思戾悼之名，不为隐讳，亦无一人更言泉鸠里事，此见汉人醇厚。后代因之，而恩怨相寻，反复之报，中于国家者多矣。【杨氏曰】戾园之事，去孝宣即位已十七八年，又其一时大臣皆已坐死，反复之报将于何施？此非知情势之言。

季孙问于荣鴐鹅曰，吾欲为君谥，使子孙知之。对曰，生弗能事，死又恶之以自信也，将焉用之？乃止。然谥之曰昭，亦但取其习于威仪尔。谥法，容仪恭美曰昭。按周之昭王，南征不复。晋昭侯、郑昭公、宋昭公、蔡昭侯，皆见弒于其臣，是昭非飨国克终之谥也。此外齐、晋、曹、许皆有昭公，亦无可称。而周之甘昭公，以罪见杀。至楚昭王、燕昭王、秦昭襄王、汉孝昭帝，始以为美谥。而唐之昭宗亦见弒。【雷氏曰】谥法本周书篇名，自周公制谥，作此一篇，垂宪于后。汉魏以来，悉损益而遵用之。两晋以前，言谥法者十一家，世本、竹书、大戴礼、今文尚书、白虎通、广谥、独断、刘熙、乘奥、春秋、帝王世纪是也，实皆本于周书。沈约谥例序谓，大戴礼及世本谥法，约时已亡其篇，唯取周书及刘熙谥法、广谥旧文，以乘奥、世纪之异者为书，是隐侯所采者止及五家。通考谓贺琛谥法四卷，取周公旧谥及沈约所广，曰新谥者，琛所增也，则贺氏又止取两家。苏氏承诏，编定谥法，于晋以前取周公、春秋、广谥三家，益以沈约、贺琛、扈蒙，为六家谥法，于古法盖多所损益矣。今案周公谥法，虽见周书，以为后人所乱，故困学纪闻所载与今本之文迥殊。苏氏亦谓周公之书反取贺琛新法而载之。戴记、春秋此篇虽佚，白虎通引礼记谥法六条，通鉴唐纪注引礼记谥法一条，有尧、舜二谥，马融书注亦称之。马注又云，俗儒以汤为谥，以禹为名，然皆不在谥法。盖汉时戴记列于学官，故经传可取以为训。汤与桀、纣三谥乃广谥所增，不见于戴记，故斥曰俗儒也。后独断取桀、纣，释例取汤，故路史云，杜预取周书谥法纳之释例，增之以汤，世谓之春秋谥法。即今史记正义所载者是已。史记集解引禹为谥，其乘奥、世纪之说欤？

追尊子弟

古人主但有追尊其父兄，无尊其子弟者，唯秦文公太子卒，赐谥为竫公，唐代宗追谥其弟故齐王倓为承天皇帝。

内禅

左传晋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为君，会诸侯伐郑。史记，赵武灵王传国于子惠文王，自称主父。此内禅之始。

竹书纪年，夏帝不降五十九年，逊位于弟扃。帝扃十年，帝不降陟。然不可考矣。

御容

唐玄宗于别殿安置太宗、高宗、睿宗御容，每曰侵早，具服朝谒。【原注】见册府元龟城门郎独孤晏奏。此今日奉先殿之所自立也。宗庙之礼，人臣不敢轻议。然窃以为两庙二主，非严敬之义。盖唐书所谓王玙缘生事亡，【原注】韦彤传。而未察乎神人之道者乎？

封国

唐宋以下，封国但取空名，而不有其地。明代亦然。然名不可不慎。赵府有江宁王，代府有溧阳王，辽府有句容王，韩府有高淳王。而杨洪封昌平伯，石亨、李伟封武清伯，张輗封文安伯，曹义封丰润伯，施聚封怀柔伯，金顺、罗秉忠封顺义伯，谷大亮封永清伯，蒋轮封玉田伯，此皆赤畿县名，而以为诸王臣下之封，何也？南齐书，文惠太子子昭秀封临海郡王，通直常侍庾昙隆启曰，周定洛邑，天子置畿内之民，汉都咸阳，三辅为社稷之卫。中晋南迁，事移威弛，近郡名邦，多有国食。宋武创业，依拟古典，神州部内，不复别封。而孝武末年，分树宠子，苟申私爱，有乖训准。隆昌之元，特开母弟之贵，窃谓非古。圣明御寓，礼旧为先，畿内限断，宜遵昔制，赐茅授土，一出外州。遂改封昭秀为巴陵王。当时临海郡属扬州，王畿故也。岂有以神皋赤县之名，而加之支庶者乎？

宋时封国大小之名，皆有准式。而陆务观谓，曾子开封曲阜县子，谢任伯封阳夏县伯。曲阜，今僊源县。阳夏，今城父县。方疏封时已无此二县，以为司封之失职。有明则草略殊甚，即郡王封号，而或以府，或以州，或以县，或以古县，或但取美名，初无一定之例。名之不正，莫甚于此。

乳母

旧唐书，哀帝天佑二年九月，内出宣旨，奶婆杨氏，可赐号昭仪。奶婆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奶婆王氏，先帝已封郡夫人，今准杨氏例改封。中书门下奏曰，臣闻周制宫职，夫人只例三人。汉氏后宫之号，十有四位。元帝特置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至于列妾，纵称夫人，亦无裂土割郡之号。以胡组、郭征卿保养宣帝之功，子孙但受厚赏，而无封爵。后汉顺帝封阿母宋氏为山阳君，则致汉阳地震。安帝封乳母王圣为野王君，亦致地震京师。晋室中兴，乳母阿苏有保元帝之功，赐号保圣君。初非爵邑，但择美名。至高齐陆令萱，以干阿奶授封郡君，寻乱制度。中宗神龙元年，封乳母于氏为平恩郡夫人。景龙四年，封尚食高氏为修国夫人。封爵之失，始自于此。后睿宗下诏，封玄宗乳母蒋氏为吴国夫人，莫氏为燕国夫人。历载以来，浸为讹弊。伏以陛下重兴宝运，再阐丕图，奉高祖、太宗旧章，行往代贤君故事。今则宣受乳母为郡夫人，窃意四海九，州之内有功劳安社稷者，得不对室家而惭于所命之爵乎？臣等参详奶婆杨氏、王氏，虽居湿推燥，并彰保养之勤，而胙土分茅，且异疏封之例。况昭仪内侍燕寝，位列宫嫔。夫人则亚列妃嫱，供奉左右。岂可以嫔御之号增荣于阿保，揆之典礼，良有乖违。其杨氏望赐号安圣君，王氏望赐号福圣君，第二王氏望赐号康圣君。从之。【原注】参用册府元龟。当国命赘旒、权臣问鼎之日，而执议若此。有明自永乐中，封乳母冯氏为保圣贤顺夫人，【原注】实录，永乐七年三月戊辰，遣官祭乳母保圣贤顺夫人冯氏。列宗因之，遂为成例。而奉圣夫人客氏遂与魏忠贤表里擅权，，甚于汉之王圣矣。

圣节

旧唐书，太宗贞观二十年十二月癸未，上谓司徒长孙无忌等曰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为欢乐，在朕翻成伤感。今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欢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负米之恨也。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奈何以劬劳之日，更为宴乐乎？因泣数行下，左右皆悲。其时无所谓圣节也，玄宗开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诞日，宴百寮于花萼楼下。百寮表请以每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王公以下献镜及承露囊，天下诸州咸令宴乐，休假三日，仍编为令。从之。十八年闰六月辛卯，礼部奏请千秋节休假三日，及村闾社会并就千秋节先赛白帝，报田祖，然后坐饮散之。八月丁亥，上御花萼楼。以千秋节，百官献贺，赐四品已上金镜、珠囊、缣彩，五品已下束帛有差。上赋八韵诗，又制秋景诗。此节名、酺宴之所起也。【原注】杜甫诗，自罢千秋节，频伤八月来。谓此。新唐书礼乐志，千秋节者，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因以其日名节，而君臣共为荒乐。当时流俗多传其事，以为盛。其后巨盗起，陷两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离宫苑囿遂以荒堙，独其余声遗曲传人间，闻者为之悲凉感动。盖其事适足为戒，而不足考法，故不复着其详。肃宗上元二年九月甲申，天成地平节，【原注】史不书置节年月。上于三殿置道场，以宫人为佛菩萨，力士为金刚神王，召大臣膜拜围绕。自后相沿以为故事。命沙门道士讲论于麟德殿。德宗贞元十二年，复命以儒士参之。此斋醮之所起也。【原注】册府元龟，开元二十三年八月癸巳，千秋节，命诸学士及僧道讲论三教同异。则玄宗时先行之。代宗永泰二年十月，上降诞日，诸道节度使献金帛、器用、珍玩、名马，计二十余万。自是岁以为常，后增至百余万。此进献之所起也。穆宗元和十五年七月乙巳，敕以今月六日是朕载诞之辰，奉迎皇太后于宫中上寿，其日百寮命妇宜于光顺门进名参贺。宰臣以古无降诞受贺之礼，奏罢之。【原注】韦绶传，绶以上七月六日是穆宗载诞节，请以是日百官诣光顺门贺太后，然后上皇帝寿。从之。宰臣奏古无生日称贺之仪，其事遂寝。元稹长庆集有贺降诞日德音状。考册府元龟，次年长庆元年七月庚子，仍行此礼，而史遗之也。又云，敬宗宝历元年六月，敕停此礼。文宗太和七年十月壬辰，上降诞日，僧徒道士讲论于麟德殿。翼日，御延英。上谓宰臣曰，降诞日设斋，相承已久，未可便革。朕虽置斋会，惟对王源中等暂入殿。【原注】源中为翰林学士。至僧道讲论，都不临听。宰臣路随等奏，诞日斋会，本非中国教法。臣伏见开元十七年张说、源干曜请以诞日为千秋节，内外宴乐，以庆昌期，颇为得礼。上深然之。宰臣因请以十月十日为庆成节，从之。开成二年九月甲申诏曰，庆成节，朕之生辰，天下锡宴，庶同欢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自今会宴蔬食，任陈脯醢，永为常例。又敕，庆成节，宜令京兆尹准上巳、重阳例，于曲江会文武百寮，其延英奉觞权停。【原注】太和九年，浚曲江作紫云楼，仍许公卿士大夫之家于江头立亭馆。自是武宗为庆阳节，宣宗为寿昌节，懿宗为延庆节，僖宗为应天节，昭宗为嘉会节，哀帝为干和节。【原注】并册府元龟。然则此礼创于玄文二宗，成于张说、源干曜、路随三人之奏，而后遂编于令甲，传之百代矣。【杨氏曰】宋、辽、金无帝不节。

册府元龟载，开元十七年，尚书左丞相源干曜、右丞相张说率文武百官等上表曰，臣闻圣人出，则日月记其初。王泽深，则风俗传其后。故少昊着流虹之感，商汤本玄鸟之命。孟夏有佛生之供，仲春修道祖之箓。追始乐原，其义一也。伏惟开元神武皇帝陛下，二气合神，九龙浴圣，清明总于玉露，爽朗冠于金天。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常星不见之夜，祥光照室之期，群臣相贺曰，诞圣之辰也，焉可不以为嘉节乎？比夫曲水禊亭，重阳射圃，五日采线，七夕粉筵，岂同年而语也。臣等不胜大愿，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着之令甲，布于天下，咸令宴乐，休假三日。群臣以是日献甘露醇酎，上万岁寿酒，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士庶以丝结承露囊更相遗问，村社作寿酒宴乐，名为赛白帝，报田神。上明玄天，光启大圣。下彰皇化，垂裕无穷。异域占风，同见美俗。帝手诏报曰，凡是节日，或以天气推移，或因人事表记。八月五日当朕生辰，感先圣之庆灵，荷皇天之眷命。卿等请为令节，上献嘉名。胜地良游，清秋高兴，百谷方熟，万宝以成。自我作古，举无越礼。朝野同欢，是为美事。依卿来请，宣付所司。【原注】路随奏不録。

太祖实录，洪武五年八月庚辰，罢天下进贺圣节、冬至表笺，上曰，正旦为岁之首，天运维新，人君法天出治，臣下进表称贺，礼亦宜之。生辰、冬至，于文繁矣。昔唐太宗谓生辰是父母劬劳之日，况朕皇考、皇妣早逝，每于是日，不胜悲悼，忍受天下贺乎？宜皆罢之。自是每圣节之日，斋居素食，不受朝贺。十三年七月，韩国公李善长等累表上请，然后许之。其年九月乙巳，上御奉先殿受朝贺，宴群臣于谨身殿，岁以为常。然而不受献，不赋诗，不赐酺，不斋醮，则圣谕所云勉从中制者也。

君丧

世渭汉文帝之丧，以日易月。考之于史，但行于吏民，而未尝概之臣子也。诏曰，令到，吏民三日释服。天子之丧当齐衰三月，而今以三日，故谓之以日易月也。又曰，殿中当临者，旦夕各十五举音。已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已下者，下棺，谓已葬也。自始崩至于葬，皆衰。及葬已，而大功，而小功，而纤，以示变除之渐。自始崩至于葬，既无定日。【原注】刘攽曰，文帝制此丧服，断自己葬之后，其未葬之前，则服斩衰。汉渚帝自崩至葬，有百余日者，未葬则服不除矣。后世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计葬之日，皆大谬也。而已葬之后，变为轻服，则又三十六日。总而汁之，则亦百余日矣。此所以制其臣子者，未尝以日易月也。至于臣庶之丧，不为制礼，而听其自行，或厚或薄。【原注】魏其武安传言，欲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是知汉初未立服制。然三年之丧，其能行者鲜矣。【原注】孟子滕文公，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是丧纪之废已久。史书所记公孙弘后母卒，服丧三年。【原注】史记本传。哀帝时，河间王良丧太后三年，为宗室仪表，益封万户。【原注】汉书本纪。原涉父死，行丧冢庐三年，由是显名京师。【原注】游侠传。铫期父卒，服丧三年。韦彪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羸瘠骨立。【原注】并后汉书本传。鲍昂处丧，毁瘠三年，服阕，遂潜于墓次。【原注】鲍永传。薛包为父及后母行六年服，丧过乎哀。【原注】刘赵淳于传。此从其厚者矣。翟方进后母终，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原注】汉书本传。此从其薄者矣。东海王臻及弟蒸乡侯俭，母卒，皆吐血毁眦，至服练红，追念初丧父，幼小，哀礼有阙，因复重行丧制。【原注】后汉书本传。袁绍生而父死，弱冠，除濮阳长，遭母丧，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庐六年。【原注】三国志注引英雄记。后汉书同。此失之前而迫行于后者矣。薛宣为丞相，弟修为临淄令，后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谓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驳，不可，修遂竟服。此一门之内，而厚薄各从其意者矣。【原注】汉书本传。然而哀帝绥和二年，诏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原注】师古曰，宁谓处家持丧服。汉书本纪。而应劭言，汉律，不为亲行三年服，不得选举。【原注】杨雄传注。是其所以训之臣庶者，未尝不以三年为制也。若夫君丧之礼，自战国以来，固己久废。文帝乃特着之为令，以干百姓之誉，而反以蒙后代无穷之讥。【原注】平帝时，王莽令吏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年。至唐玄宗、肃宗之丧，遂改为初崩之后二十七日。【原注】唐书崔佑甫传载常衮之议云，礼为君斩衰二年，汉文帝权制三十六日。我太宗文皇帝崩，遗诏亦三十六日。群臣不忍既葬而除，略尽四月。高宗崩，如汉故事。武太后崩，亦然。及玄宗、肃宗崩，始变天子丧为二十七日。盖变而逾短，而亦不无追咎夫汉文之作俑矣。

晋书羊祜传，文帝崩，祜谓傅玄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自天子达，汉文除之。今主上天纵至孝，虽夺服，实行丧礼。若因此革汉魏之薄，而兴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汉文以末世浅薄，不能行国君之丧，故因而除之。除之数百年，一旦复古，难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礼，且使人主遂服，不犹善乎？玄曰，此为有父子而无君臣，三纲之道亏矣。祜乃止。傅玄之言，所谓御人以口给者也，不能缘人主之孝思善推其所为，以立一王之制，而徒以徇流俗之失。未几而贾后杀姑，刘石更帝，岂非诒谋之不裕哉。

后秦姚兴母虵氏卒，兴哀毁过礼，不亲庶政。群臣请依汉魏故事，既葬即吉。尚书郎李嵩上疏言，既葬之后，应素服临朝，率先天下仁孝之举也。兴从之。若傅玄、羊祜【沈氏曰】元本作杜预。之见，其不及姚兴之臣远矣。

宋神宗崩、范祖禹上疏论丧服之制，曰，先王制礼，君服同于父，斩衰三年，盖恐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汉以来，不惟人臣无服，人君遂不为三年之丧。国朝自祖宗以来，外廷虽用易月之制，宫中实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犹依汉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祥。【原注】按此唐制，非汉制，范误。既以日为之，又以月为之，此礼之无据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为之惨服三日然后禫，此礼之不经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祔庙后即吉，才八月，而遽纯吉，无所不佩，此又礼之无渐者也。朔望群臣朝服以造殡宫，是以吉服临丧。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为人主之私丧，此二者皆礼之所不安也。宁宗小祥，诏群臣服纯吉，真德秀争之曰，自汉文帝率情变古，惟我孝宗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当时不并定臣下执丧之礼，此千载无穷之憾。孝宗崩，从臣罗点等议，令群臣易月之后未释衰服，惟朝会治事权用黑带公服，时序仍临慰，至大祥始除。佗胄枋政，始以小祥从吉，且带不以金，鞓不以红，佩不以鱼，鞍轿不以文绣，此于群臣何损？朝仪何伤？议遂止。然迄未有能酌三代圣王之遗意，而立为中制者。

杨用修曰，舜典，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百姓有爵命者也。为君斩衰三年，礼也。四海遏密八音。礼不下庶人，且有农亩服贾力役之事，岂能皆服斩衰，但遏密八音而已。此当时君丧礼制。

朱子作君臣服议，曰，古之所谓方丧三年者，盖曰比方于父母之丧云尔。盖事亲者，亲死而致丧三年，情之至、义之尽也。事师者，师死而心丧三年，谓其哀如父母而无服，情之至，而义有所不得尽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丧三年，谓其服如父母，而分有亲疏，此义之至而情或有不至于其尽者也。当参度人情，斟酌古今之宜，分别贵贱亲疏之等，以为降杀之节。且以嫁娶一事言之，则宜自一月之外许军民，三月之外许士吏，复土之后许选人，祔庙之后许承议郎以下，小祥之后许朝请大夫以下，大祥之后许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大中大夫以上则并须禫祭然后行吉礼焉。官卑而差遣职事高者从高，迁官者从新，贬官者从旧。如此则亦不悖于古，无害于今，庶乎其可行矣。

太仓陆道威【原注】世仪。尝创为君丧五服之图，其略谓，嗣君及勋戚大臣斩衰三年，文武臣一品以下斩衰期年，四品以下斩衰九月，七品以下斩衰五月，士庶人斩衰三月，庶君臣之情不至邈焉相绝，而服有降杀，亦不至扞格难行。盖本朱子之意，而实出于魏孝文所云，群臣各以亲疏、贵贱、远近为除服之差，庶几稍近于古，易行于今之说。然三代之制，亦未尝不然。所谓为君斩衰三年者，诸侯为天子，卿大夫为其国君，家臣为其主。若庶人之为其国君，但齐衰三月。【原注】白虎通曰，王者崩，京师之民丧三月何？民贱，故三月而已。又曰，王者崩，臣下服之有先后何？恩有深浅远近，故制有日月。服问曰，君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为君也，世子不为天子服。注曰，不服，与畿外之民同。【杨氏曰】此亦如九族服制，诸侯为天子之子。则大夫乃其孙也，余以此推之。而诸侯之大夫以时接见乎天子，则繐衰裳，牡麻绖，既葬除之。杂记曰，大夫次于公馆以终丧，士练而归。大夫居庐，士居垩室，【原注】此言国君之丧。正义以为位尊恩重、位卑恩轻之等。檀弓曰，公之丧，诸达官之长杖。是其所以别亲疏，明贵贱者，则固有不同矣。今自天子之外，别无所谓国君，而等威之辨则未尝有异于古。苟称情而制服，使三代之礼复见于今日，而人知尊君亲上之义，亦厚俗之一端也。【原注】朱子曰，百官如丧考妣，此其本分。四海遏密八音，以礼论之，则为过也。为天子服三年之丧，则是畿内，诸侯之国则不然。礼，为君为父但服斩衰。君谓天子、诸侯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为君，大夫以诸侯为君，诸侯以天子为君，各为其君服斩衰。诸侯之大夫却为天子服齐衰三月，礼无二斩故也。民则畿内者为天子齐衰三月，畿外无服。公之丧，诸侯达官之长杖。达官谓通于君得奏事者，各以其长。其长杖，其下者不杖可知。问，后世不封建诸侯，天下一统，百姓当为天子何服？曰，三月，天下服。地虽有远近，闻丧有先后，然亦不过三月。

丧礼主人不得升堂

济阳张尔岐言，今人受吊之位，主人伏哭于柩东，宾入门，北面而吊。拜毕，主人下堂，北面拜宾。相习以为定位，鲜有知其非者。不知方伏哭柩东时，妇女当在何所乎？女宾至，主人避之否乎？主人避而宾又至，又将何所伏而待乎？既失男女内外之位，又妨主宾拜谢之节。考之士丧礼，主人入坐于床东，众主人在其后，西面。妇人侠床，东面。此未敛以前，主人室中之哭位也。其拜宾则升降自西阶，即位于西阶东，南面拜之，固已不待宾于堂上矣。及其既敛而殡也，居门外，倚庐，唯朝夕哭，乃入门而奠。其入门也，主人堂下直东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宾继之，北上。门东，北面西上。门西，北面东上。西方，东面，比上。主人固不复在堂上矣。所以然者，其时即位于堂，南上者唯妇人，故主人不得升堂也。今主人柩东拜伏之位，正古人主妇之位也。若依周公、孔子之故，未敛以前，则以床东为位，既敛而殡，则堂下直东序西面是其位也。主人正位于此，则内外之辨，宾主之仪，无适而不当矣。

南史孔秀之遗令曰，世俗以仆妾直灵助哭，当由丧主不能淳至，欲以多声相乱。魂而有灵，吾当笑之。【张氏曰】闻京师之俗，有丧者用仆隶代哭，济南城中人间有用之者，名曰号丧。盖误读文公家礼代哭之文而致此谬也。家礼本用仪礼、士丧礼云乃代哭，不以官。郑注云，代，更也。孝子始有亲丧，悲哀憔悴，防其以死伤生，使之更哭不绝声而巳，人君以官尊卑，士贱以亲疏为之。三日之后，哭无时。周礼挈壶氏，凡丧，县壶以代哭。

居丧不吊人

礼，父母之丧不吊人。情有所专，而不及乎他也。孔子曰，三年之丧，练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礼以饰情，三年之丧，而吊哭，不亦虚乎？谷梁子曰，周人有丧，鲁人有丧，周人吊，鲁人不吊。天子之丧犹可以不吊，而况朋友故人之丧乎？【原注】孔氏曰，若有服者则往哭。或疑末世政重事繁，有丧之人不能不出，独废此礼，有所难行。是亦必待既葬卒哭之后，或庶乎其可耳。

像设

古之于丧也有重，于祔也，有主以依神，于祭也，有尸以象神，而无所谓像也。左传言尝于太公之庙，麻婴为尸，孟子亦曰弟为尸，而春秋以后不闻有尸之事。宋玉招魂始有像设君室之文。尸礼废而像事兴，盖在战国之时矣。【原注】汉文翁成都石室设孔子坐像，其坐敛跖向后，屈膝当前，七十二弟子侍于两旁。

朱子白鹿洞书院只作礼殿，依开元礼，临祭设席不立像。

正统三年，巡按湖广监察御史陈祚奏，南岳衡山神庙岁久颓坏，塑像剥落，请重修立。依祭祀山川制度，内筑坛●，外立厨库，缭以周垣，附以斋室，而去其庙宇塑像，则礼制合经，神祇不渎。事下，礼部尚书胡●以为，国初更定神号，不除像设，必有明见，难以准行。今按凤阳县志言，洪武三年，诏天下城隍止立神主，称其府某州某县城隍之神，前时爵号一皆革去。未几，又令，城隍神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却画云山图。像在两廊者，泥在两廊壁上。千载之陋习，为之一变，后人多未之知。嘉靖九年，诏革先师孔子封爵塑像，有司依违，多于殿内添砌一墙，置像于中，以塞明诏。甚矣，愚俗之难晓也。

宋文恪【原注】讷。国子监碑言，夫子而下，像不土绘，祀以神主，数百年陋习乃革。是则太祖已先定此制，独未通行天下尔。【汪氏曰】今曲阜孔林犹有大塑像。又孔氏有画本，传是子贡所画，晋顾凯之重摹，其信然耶？若唐吴道子画先圣立像、行像及七十二弟子像，杭州府学有石刻，南宋太学之遗也。【梁氏曰】一庙之中，或像或主，则歧矣。尝读元姚牧庵汴梁学记云，泥像非祀圣人法，后世莫觉其非而为之。郡异县殊，不一其状，短长丰瘠，老少善恶，惟其工之巧拙是随。就使尽善，亦岂其生时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无声无臭之道也。曩长安新庙成，绘六十一人与二十四儒于庑，画工病其为面之同，纵人观之，而择贵臣图其上，盖肖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贤之名。使过而识者，抵掌语曰，是某也，是某也。未见其起敬于他日，顾先来不恭于一时。是邦如是，安必他邦之不为是？一岁再祀，第借位于先贤，以俎豆夫今之人也，其可哉！【左暄曰】后稷庙所铸金人，明堂四门墉所画尧舜桀纣，周公抱成王以朝诸侯之图，见于家语。越王命工以良金写范蠡之状而朝礼之，见于国语。土偶人与桃梗相语之说，见于国策。是画像、塑像、金像、木像，汉以前皆有之。若孔圣之有画像，其来已久。汉孝景时，太守文翁作石室，刻石像。韩敕修孔庙后碑立于桓帝永寿三年，而碑中有改画圣像语。后汉书蔡邕传，灵帝光和元年，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此见于史书及金石之文可考者。至塑像则不知其所始，或疑肇自魏兖州刺史李仲璇。然兴和三年，仲璇修孔子庙碑，第云修建容像，则固不自仲璇始矣。明张璁令天下学官尽撤塑像，论者韪之。而国朝邵长蘅又有复孔子像议，恐非。

从祀

周、程、张、朱五子之从祀。定于理宗淳佑元年。颜、曾、思、孟四子之配享，定于度宗咸淳三年。自此之后，国无异论，士无异习。历元至明，先王之统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原注】宋史赞言，身当季运，弗获大效。后世有以理学复古帝王主治者，考论匡直辅翼之功，实自帝始。

十哲

【汝成案】度宗咸淳三年，官祭酒是陈宜中。黄氏所云祭酒，当指宜中。第考宜中传不纪此事。

孟子言，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之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慈溪黄氏【原注】震。曰，门人以有若言行气象类孔子，而欲以事孔子之礼事之。有若之所学何如也？曾子以孔子自生民以来未之有，非有若之所可继而止之，而非贬有若也。有若虽不足以比孔子，而孔门之所推尚，一时无及有若可知。咸淳三年，升从祀，以补十哲，众议必有若也。祭酒为书，力诋有若不当升，而升子张。【原注】宋史礼志，度宗咸淳三年正月戊申，封颛孙师陈国公，升十哲位。不知论语一书，孔子未尝深许子张。【原注】按理宗作颛孙子赞，其末语云，色取行违，作戒后人。似亦不足之辞。据孟子此章，则子张正欲事有若者也。陆象山天资高明，指心顿悟，不欲人从事学问，故尝斥有子孝弟之说为支离。奈何习其说者不察，而创攻之于千载之下邪？当时之论如此。愚按论语首篇即录有子之言者三，而与曾子并称曰子，门人实欲以二子接孔子之传者。传记言孔子之卒，哀公诔之。有若之丧，悼公吊焉。其为鲁人所重，又可知矣。十哲之祀，允宜厘正。【原注】孟子不曰有若似孔子，而曰有若似圣人。史记乃云有若状似孔子，谬甚。【沈氏曰】张能鳞玉甲视学江南，谓总督、巡抚具题崇祀先贤、先儒详文，谓先贤如有子子有、宓子子贱、南官子子容、原子子思，或以孝弟着论，或以君子成德，或以君子尚德、或怀独行君子之德，皆孔门高弟，不让于宰我、冉有，当跻之十哲之列。盖十哲之名，第因从游陈蔡而追思之，不必限定十人之数也。若孟夫子高弟如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陈子，七篇内书法悉以子称，亦如孔门之有颜、曾、闵子诸人也。至万子、公孙子，议论问答独详，亦有功于后学，皆当补祀诸两庑者也。宋范文正公手授中庸于张横渠，开关闽风气之先，举胡安定为教授，教化大行，当与欧阳子并祀两庑。若谓无传注之功，可援江都、昌黎之例也。香祖笔记载郑端简之言曰，有若之言四见于论语，大类圣人。公西赤志于礼乐，有为邦之才，不远优于宰我、冉求乎？求我言行不必远征诸史传，论语中多有之矣，其视二子优劣何如？宜进祀二子于殿上，改求我于庑中。此论亦公平也。

嘉靖更定从祀

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农也，桑之祭先蚕也，学之祭先师也，一也。旧唐书，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二月壬申，诏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贾逵、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二人，【原注】太宗纪无贾逵，止二十一人，今依礼仪志增。又按，唐六典祠部名有贾逵。然贞观时未祀七十二弟子，则为二十二人。开元八年敕，七十二子并许从祀，则卜子夏已在其中，而先儒止二十一人。六典国子祭酒司业条云七十二弟子及先儒二十二贤，则亦误也。代用其书，垂于国胄。自今有事于太学，并令配享宣尼庙堂。盖所以报其传注之功。迄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谓得古人敬学尊师之意者矣。神宗元丰七年，始进荀况、扬雄、韩愈三人。此三人之书虽有合于圣人，而无传注之功，不当祀也。祀之者为王安石，配享王雱，从祀地也。【原注】宋史礼志，神宗熙宁七年，从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言，以孟子同颜子配享殿上，封荀况兰陵伯、扬雄成都伯、韩愈昌黎伯，并从祀于左丘明等二十二贤之间。徽宗政和三年，封王安石舒王，同颜子、孟子配享殿上。安石子雱临州伯，从祀诸贤之末。此封三人，为增入从祀之始，而不及董仲舒。至元文宗至顺元年，方进仲舒从祀。【沈氏曰】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上纳行人司副杨砥言，黜杨雄，进董仲舒。据杨疏，谓仲舒先时未与祀典，不知何故。理宗宝庆三年，进朱熹。【沈氏曰】国朝康熙五十二年，特进朱子于十哲之列，配享先圣。淳佑元年，进周颐、【原注】避光庙讳，去惇字。张载、程颢、程颐。景定二年，进张栻、吕祖谦。度宗咸淳三年，进邵雍、司马光。以今论之，唯程子之易传，朱子之四书章句集注、易本义、诗传及蔡氏之尚书集传，胡氏之春秋传，陈氏之礼记集说，是所谓代用其书，垂于国胄者尔。【原注】成化三年五月乙卯，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刘定之，请以元儒陈●以胡安国、蔡沈例从祀。敕下江西，考其行事以闻。南轩之论语解、东莱之读诗记抑又次之。而太极图通书、西铭、正蒙，亦羽翼六经之作也。【沈氏曰】元史祭祀志，至正十九年，胡瑜牒请宋杨时、李侗、胡安国、蔡沈、真德秀五先生名爵从祀。二十二年，俱追赠太师，封国公，未之从祀也。至有明嘉靖九年，欲以制礼之功盖其丰昵之失，而逞私妄议，辄为出入，殊乖古人之旨。【原注】去戴圣、刘向、马融、贾逵、何休、王肃、王弼、杜预，改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宁祀于其乡，二十二人之中惟存九人。成化初，刘定之议以为左丘明以下经师二十二人，虽其中不无可议，然当世衰道微，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魏晋之时，而此二十二人者守其遗经，转相付授，讲说注释，各竭其才，以待后之学者，则其为功殆亦犹文武成康之子孙，虽衰替微弱，无所振作，尚能保守姬姓之宗祀谱牒，以阅历春秋、战国，不亡而幸存者也。虽有大过，亦当宥之，况小失乎。又曰，愚窃以为仲尼，素王也。七十子，助其创业者也。二十二经师，助其垂统者也。【杨氏曰】戴圣治九江，多不法，子及宾客为群盗。马融为梁冀草奏，害李固。王肃三反王弼，为清言之俑。杜预赂权要。如何可因其传注之功，遂列圣人之左右乎？夫以一事之瑕，而废传经之祀，则宰我之短丧，冉有之聚敛，亦不当列于十哲乎？弃汉儒保残守缺之功，而奖末流论性谈天之学，于是语录之书日增月益，而五经之义委之榛芜，自明人之议从祀始也。有王者作．其必遵贞观之制乎？【沈氏曰】万历四十六年八月丁卯，山西提学副使吕纯如，请以来资政殿大学士范仲淹、我朝霍州学正曹端从祀，其言云云。请曹端从祀，乃万历四十二年正月，已有御史董定策一疏矣。【又曰】国朝康熙五十四年，江南学院余正健，题奏先儒范仲淹从祀孔庙，亦举延胡瑗入太学、勉张载读中庸二件，且谓，会变通于大易，着褒贬于春秋。又请于朝，俾所在州县立学校，以祀先圣、先师等事，皆大有功于圣道者也。当援横渠，明复、涑水诸贤之例，以补码百年祀典之阙。从之。【胡氏曰】从祀之贤，七十子无得而议焉，其余则历代所损益也。是以进而俎豆，退而黜夺，莫不经众贤所论，以求众心所同，而后跻于先圣先师之侧。进仲舒，尊王道也。进后苍，传礼也。进王通、胡瑗，师法后人也。进杨时，辟新经，为卫道也。进胡安国、蔡沈，注书、春秋也。进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可佐人主治天下也。夫尊王道，传经义，师法后人，为书佐人士，黜邪说以卫道，皆有益于天下后世者也，天下后世所欲得而师之也。进而祀之，非有私于其人，盖其道无日不在人心也。黜荀卿，言性恶也。黜扬雄，仕王莽也。黜王弼，崇老庄也。黜杜预，为短丧也。黜马融，附势家也。黜刘向，进方士书于人主也。黜吴澄，以其事元为失节也。夫言性恶，崇异端，短通丧，附权奸以杀忠直，进方士书于人主而失名节，皆有害于天下后世者也。天下后世所大戒，虽其人或以他端著称，而此事不可训也，是以黜之，非有憾于其人，以其事不当在师法之地也。其中刘向犹有可原，鸿宝之书，少时所为，他日直谏之节足以法矣，举而弃之，是不许改过也。若欧阳修之从祀，相传以濮议得之，人臣逢迎主欢，而傅以古义，其心不可问也。如修者，师其直言于朝，不当后邹浩、刘安世而先及。师其教化于乡，未闻有蓝田吕氏之懿范也。彼祀而此祀焉，尤非所安也。莫如黜修而进杨万里，万里之学本于诚意，纯正可法，且正气直词，见诸论说者，皆足扶纲常，淑人心，有功于后世，进而祀之，不为过也。【张氏曰】嘉靖九年，罢公伯寮等十三人。夫寮之当黜，不待言矣。秦冉、颜何二人，则以疑史记误书而罢。愚谓过而废之，不如过而存之，是当仍议复也。扬雄之事莽，戴圣之赃吏，马融之附势，王肃之画篡逆策，吴澄之忘宋仕元，俱无容平反。他如荀况、刘向、贾逵、何休、王弼、杜预，并以学术有疵罢，非如雄等之大伤名教，即不得复列两庑，亦当祀于乡，如林放例可也。【方东树曰】孔庭从祀，自唐以来，代有更正，明徐溥有言，诸儒从祀，非有功斯道不可。善矣。然在宋以前，义理未着，人未知训诂之非学，经与人分之不可。况秦火以后，汉儒实有保残守缺之功，魏晋诸儒实有训诂名物之益，纵有遗行，当从宽假。唐贞观之祀，以代用其书，垂于国胄，祀之所以报其功，宜也。在宋以后之儒，经程朱讲辨，义理昭著，则必经行合茂而后可否，则宁取其行，不得以著述偏重。杨廷和等无识，执著述有无以泥胡安定、薛文清之从祀，非也。顾氏目击明儒心学纵恣之失，及语录空疏之病，创为救敝之论，专重著述。以为当从贞观之制，谓荀况、扬雄、韩愈三人之书虽有合于圣人，而无传注之功，不当从祀。则不知颜闵诸贤曾着何书而世竞以虚车剿说为有功圣道矣。从来汉学诸人祖此偏宕之论，遂乃蔽罪程朱，痛斥义理，专重著述，奉康成、叔重为极至，与议从祀之恉又一局矣。使亭林在今日，见之必悔其言之失也。【汝成案】欧阳文忠以议濮园为世訾毁，然实非傅会经义，迎合人主。胡氏讥之，欲黜其从祀，过也。刘子政虽进方术，而忠诚端亮，言合儒先，胡氏以为其失可原，直谏可法，不宜黜退，信矣。戴圣委法，虽传礼经，奚逭其过？第其赃罪，恽子居曾博考辨之。林放、秦冉、颜何三贤，我朝久为升复。嘉靖所黜，亦间有复者。从祀名儒，先止有陆清献一人，近复进孙夏峰、汤文正、唐陆宣公、明黄忠端、刘忠介、吕省吾。尊儒奖义，既异徒语性天，亦非专矜训诂，如先生及方氏讥云。

嘉靖之从祀进欧阳修者，为大礼也，出于在上之私意也。进陆九渊者，为王守仁也，出于在下之私意也。与宋人之进荀、扬、韩三子，而安石封舒王配享，同一道也。

成化四年，彭时奏谓，汉晋之时，道统无传，所幸有专门之师讲诵圣经，以诏学者，斯文赖以不坠。此马融、范宁诸人虽学行未纯，亦不得而废。

祭礼

陆道威着思辨录，欲于祭礼之中而寓立宗之意。谓古人最重宗子，然宗子欲统一族众，无如祭法。文公家礼所载祭礼虽详整有法，顾惟宗子而有宫爵及富厚者方得行之，不能通诸贫士。又一岁四合族众，繁重难举，无差等隆杀之别。愚意欲仿古族食世降一等之意，定为宗祭法。岁始则祭始祖，凡五服之外皆与，大宗主之。仲春则祭，四代，以高祖为主，曾祖以下分昭穆，居左右，合同高祖之众，继高之宗主之。仲夏则祭三代，以曾祖为主，祖考则分昭穆居左右，合同曾祖之众，继曾之宗主之。仲秋则祭二代，以祖为主，考妣居左昭位，合同祖之众，继祖之宗主之。仲冬则祭一代，以考为主，合同父昆仲弟，继祢之宗主之。皆宗子主祭，而其余子则献物以助祭。不惟爱敬各尽，而祖考高曾隆杀有等，一从再从，远近有别，似于古礼初无所倍。【陆中丞日】庙制复，宗法行，而后可举始祖之祭。虽祭始祖，士庶人必无祧主合食之礼。惟使人得各祭其高曾祖考，乃为便于民而宜于俗。是何也？始祖者，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庙制既失，宗法不行，族众离析，谱牒散亡，不知何人当为大宗，因而妄尸宗子之任，人自为礼，家自为尊，必至于人人尽祭其始祖。本以复古，而适以乱俗，朱子所以谓不尽当祭。而家礼一书特去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意深远矣。我故曰庙制复，宗法行，然后可举始祖之祭。然始祖虽不尽当祭而固有祭其始迁之祖与始为大夫者。报本追远，诚亦不禁，其主宜百世不改。自此以下，则皆在迁毁之列。古者始死立重，三虞卒哭，彻重埋之。重亦主也。埋瘗之制，自古然矣，不得归咎魏晋也。琼山邱氏谓，始祖亲尽。藏其主于墓所，大宗岁率宗人一祭之。此则藏主于墓，而不在祠堂。又曰，其第一世以下祖亲尽，及小宗之家高祖亲尽，则迁其主而埋之，岁率子孙一祭之。此则埋主而不藏祧室。况乎祫祭，礼之至大者。天子●礿，祫禘，祫尝，祫烝。诸侯●礿禘，一●一祫，尝祫，烝祫，而又礿则不禘，禘则不尝，尝则不烝，烝则不礿。凡四时之祫，止享群庙之主于太庙，而不及祧。惟大祫乃合群庙、毁庙，而并祭于太庙。然其制则或以三年，或以五年。公羊谓之大事，礼器谓之大飨王事，其礼之重如此。今士庶乃每年一祫，而冬至祭之，不已汰乎！中庸上祀之礼，朱子谓推太王、王季之意以及无穷，而于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句，不言推士庶人祖考之意以及无穷，在朱子盖几斟酌而出之，而不图今日之又有别解也。我故曰，虽祭始祖，士庶人必无祧主合食之礼。若族兄弟同堂共居，止设高祖一主，而嫡长子孙尸其祭祀，亦犹宗法之意。使其分异之后，为支子者越在百里数十里之外，甚而播迁转徒，远至隔府隔省，其始止终奉祢主以行，其既将终不祭其高曾祖乎？若设虚位以祭，而不为立主，则人之得为四亲主者少矣，又何有高曾以上所祧之主？其得奉始祖、祧祖及四亲之主者，必大宗之子孙可也。支子奉祢以行，尚不得为高曾祖立主。宗子既奉四亲，又得上与始祖群祧奉祀。然而所谓宗子者，不知其果为大宗与否。阅一再传，又迷其统，如是则又必人以伊川自任，曰不得当吾世，而以非大宗为诿。仁孝之念，人人有之，仍归于家有始祖之祀，而不尽当祭之说不行。夫不问宗之大小，而皆祭始祖，何如不问宗之大小，而皆祭四亲，使人得各尽其诚，于有服之尊而不至于越礼犯分乎？我故又推家礼之所未详，而曰，人各祭其高曾祖考，为便于民而宜于俗也。或曰，高曾祖考祭则俱祭，古人具有成法，不当随时加损。答之曰，凡礼皆以义起耳，礼有云上杀，旁杀，下杀，中庸言亲亲之杀，是古人于礼，凡事皆有等杀，况丧礼服制，父母皆服三年，而高祖则齐衰三月，【原注】此今律文。是丧礼已有等杀，何独于祭礼不可行乎？此虽创举，恐不无补于风教也。【凤氏曰】程子谓自天子至于庶人，高祖皆有服，有服则皆有祭。大夫三庙，太祖庙祭太祖，昭穆二庙具四主。士一庙，亦祭四主。其言原本礼制，确不可易。仪礼丧服经传、大传、小记并言大小宗之法，此大夫士之法也。大宗姑弗论，继祢者为小宗，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继之为言主祭也，继祢者，庶子之适子主祭，庶子而同，庶子出之，兄弟宗之，是为继祢之小宗。推之继祖之小宗，继曾祖之小宗，继高祖之小宗，皆以主祭。此庶子而从兄弟，再从兄弟、三从兄弟宗之也，故曰宗，以其所祭者庶子。又五世，则庶子亲尽不祭。四从兄弟不复宗之，故曰小宗。小宗尚祭高祖，则大宗可知。而大夫士祭及高祖，经非无据矣。古者祭必有尸有主，士丧礼一庙者也，其文曰设盥于祖庙门外，又曰迁于祖庙。注曰，士祖祢共庙。此一庙二主之见经者也。以例大夫昭穆二庙，则四主可知。愚谓士祭四亲，士丧礼祖庙乃该三祖，而一庙具四主者也。天子庙制，同堂异室，始于汉明帝。其实周家大夫士庙制已具之，何云先王未有而未义起耶？【陆中丞曰】世俗于通衢隙地建立祠庙，以示贵异，不知其悖礼违制，不足学也。古者庙寝相连，神人互依，必在中门之外，正寝之东。一世自为一庙，各有门，有堂，有寝。后始变为同堂异室之制，而其世数必视宫爵之卑高为准。仕宦虽至宰相，于古仅为大夫，得立三庙而已。缘其制度繁重，难以遵行，经程朱大儒准情酌理，创为祠堂，得祀高曾祖考四代，而其地必仍在正寝之东。正寝者，今之厅堂也，或一间或三间。中为四龛，龛中置椟，椟中藏主，龛外垂帘，以一长桌盛之，其位以西为上，如是而已。此吾先世所未尝行，亦不能行。因思嘉兴住宅适于厅堂之东复有正屋，今宜于第三层向南屋内立为祠堂，一如家礼之制。自吾高祖以至吾父共为四代。古人或以始封之君为始祖，或以始迁之祖为始祖。论始封，则吾祖实受大夫之命，子孙可世祀不废。但既遵家礼，则可不奉始祖之祀，此俟后世酌行，不必预定。至于以西为上，说者谓鬼神尚右也。但今俗生人以东为上，死则又以西为上，于人情有所未安。明初用行唐令，胡秉中言。许庶人祭三代，以曾祖居中，祖左祢右。邱琼山谓，士大夫家祭四代者，亦当如之。徐健庵读礼通考载此图式，中之左为高祖考妣，中之右为曾祖考妣，高之左为祖考妣，曾之右为考妣，四龛相隔，俱系南向。时制既协，人情亦安。若今世俗祠堂，既不依人，而又祀至数十世之远。其旁亲不问愚智，一皆奉主入祠。其子孙不分贵贱，居然执鬯主祭。徒广其宫室，不以僭逾为耻，何足效乎！【柴氏曰】近世士大夫家立庙者少，间有一二世族，惟建为祠堂，其制与古礼会典俱不合。余谓贤而知礼且有力者，自当依礼典立家庙，惟奉高曾祖考。若从众建为祠堂，亦宜衡量古今，不失礼意。其祠宇宜作两层，外为庙，内为祧室。庙则始祖居中，而高曾祖考依昭穆为次。亲尽者当奉主于祧室，岁一合祭焉。间有贵而特起及贤而有学行为世所共推者，仿古有称宗在昭穆之外之意，公举入庙，以班附食，庶几变而未失其正耶？【汝成案】会典品官家祭之礼，居室之东立家庙，一品至三品，庙五间，中三间为堂，左右各一间隔一墙，北为夹室，南为房堂。南檐三门房，南檐各一门，阶五级。庭东西庑各三间，东藏遗衣物，西藏祭器。庭缭以垣，南为中门，又南为外门，左右各设侧门。四品至七品，庙三间，中为堂，左右为夹室，为房阶三级，东西庑各一间，余如三品以上。八九品，庙三间，中广左右狭，阶一级，堂及垣皆一门，庭无庑，以箧分藏遗物祭器，陈于东西序。余如七品以上，皆设四室，奉高曾祖祢四世，昭左穆右，妣以适配，南向。高祖以上，亲尽则祧，藏主夹室。东序西序为祔位，伯叔祖父兄弟子姓之成人无后者，及伯叔父之长殇，兄弟之长殇、中殇，子姓之长殇、中殇、下殇，及妻先殁者，皆以版按辈行墨书，男东女西，东西向。岁以四时仲月择吉致祭。各室设案各一，祔位东西案各一，堂南设设香案一，炉檠具，祝案设香案西，尊爵案设东序，盥盘设东阶上。视割牲，一品至三品，羊一、豕一。四品至七品，特、豕。八品以下，豚肩，不特杀。视涤祭器，三品以上，每案俎二、铏二、敦二、笾六、豆六。七品以上，笾四、豆四。八品以下，笾二、豆二。皆俎一。铏敦数同。行三献礼，行礼皆一跪三叩。日中乃馂。三品以上，时祭遍举，七品以上春秋二举，八品以下春一举。世爵公侯伯子视一品，男以下按品为差等，在籍进士、举人视七品，恩拔岁副贡生视九品。凡恭遇恩赠，制书至，行焚黄告祭礼。牲馔视所赠之爵，馔案视追赠世数。主人以下跪，听宣制毕，奉主行三跪九叩礼。改题神主讫，读祝，献酒如时祭仪。贡监生员有顶戴者其家祭于寝之北，为龛，以版别四室，奉高曾祖祢，皆以妣配。服亲男女成人无后者，按辈行书纸位祔食，已事焚之，岁以四时节日出，而荐粢盛二盘，肉食蔬果之属四器，羹二、饭二，荐毕，馂如八品礼。朔望上香献茶行礼，因事致告如朔望。庶民以正寝北为龛，奉高曾祖祢，岁时荐果蔬新物，每案不过四器羹饭。其朔望及告事如贡监生员仪。

女巫

周礼女巫舞雩，但用之旱暵之时。使女巫舞旱祭者，祟阴也。礼记檀弓，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妇人，无乃已疏乎？此用女巫之证也。汉因秦灭学，祠祀用女巫。后魏郊天之礼，女巫升坛摇鼓，帝拜，后肃拜。杜岐公曰，道武帝南平姑臧，东下山东，足为雄武之主。其时用事大臣崔浩、李顺、李孝伯等多是谋猷之士，少有通儒硕学，所以郊祀上帝，六宫及女巫预焉。

魏书高祖纪，延兴二年二月乙巳诏曰，尼父禀达圣之姿，体生知之量，穷理尽性，道光四海。顷者淮徐未宾，庙隔非所，致令祀典寝顿，礼章殄灭，遂使女巫妖觋，淫进非礼，杀牲歌舞，倡优媒狎，岂所以尊明神、敬圣道者也？自今以后，有祭孔子庙，制用酒脯而已，不听妇女合杂，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违制论。大金国志，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二月诏曰，曩者边埸多事，南方未宾，致令孔庙颓落，礼典陵迟，女巫杂觋，淫祀违礼。自今有祭孔庙，制用酒脯而已，犯者以违制论。

唐书黎干传，代宗时，为京兆尹。时大旱，干造土龙，自与巫觋对舞。弥月不应，又祷孔子庙。帝笑曰，丘之祷久矣。使毁土龙。

卷十五

陵

古王者之葬，称墓而已。左传曰，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书传亦言，桐宫，汤墓。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并言墓不言陵。及春秋以降，乃有称丘者。楚昭王墓谓之昭丘，赵武灵王墓谓之灵丘，而吴王闽闾之墓亦名虎丘。盖必其因山而高大者，故二三君之外无闻焉。史记赵世家，肃侯十五年，起寿陵。秦本纪，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寿陵。始有称陵者。【原注】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言，园邑之兴，始自强秦。通典，襄陵，有晋襄公之陵。至汉，则无帝不称陵矣。宋施宿会稽志曰，自先秦古书，帝王墓皆不称陵，而陵之名实自汉始。非也。

墓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