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八二明 · 邱濬
▲广教化以变俗
《周书君陈》篇：王曰：“君陈，尔惟弘周公丕训，无依势作威，无倚法以削，宽而有制，从容以和。”
吕祖谦曰：“周公之训大矣，犹欲弘之者，继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袭为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数等，惟奋然开拓，期以光大前业，然后仅能不替，盖造始之与继成，其力量不同也。和中之时，大体固当宽，苟无制则流荡放肆，安能从容以和乎？驯扰调娱于品制之中，游息化养于范围之内，斯其所以和也。”
蔡沈曰：“君陈何至依势以为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势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夺毫发不于人而于己，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得不作威以削乎？君陈之世当宽和之世也，然宽不可一于宽，必宽而有其制；和不可一于和，必从容以和之。”
臣按：先儒谓周公迁殷顽民于下都，周公亲自监之，周公既没，成王命君陈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辞。夫周公之毖殷顽民而君陈继其后，民习之顽犷者至是稍驯扰矣，故成王戒其无以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尚存宽典以布和厚之仁，庶几其从吾之化以变其旧俗也。
又曰：“尔无忿疾于顽，无求备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简厥修亦简其或不修，进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蔡沈曰：“无忿疾人之所未化，无求备人之所不能忍，言事容、言德。”
侯甫曰：“无忿疾于顽，有忍者也；无求备于一夫，有容者也。”
王安石曰：“修谓其职业，良谓其行义。职业有修与不修当简而别之，则人劝功；进行义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则人励行。”
臣按：民之为民有修者亦有不修者，有良者亦有不良者，修者简别之，不使与不修者混，不修者亦简别之，不使与修者杂，既简别之如此，然后于中冀其能修而至于良善者进用之，而不良者知所愧慕，亦必修饬而至于良善，是进厥良所以率其不良者也。先儒谓顽不率教者不可忿疾之，率教者亦当奖拔之，然不可以求备。必有忍至德乃大，即无忿疾于顽之意；简厥修至率其或不良，即无求备之意。此数言者虽成王为君陈治殷民而言，是诚万世人君命官化民之要道也。
《毕命》：王若曰：“呜呼！父师，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绥定厥家，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密迩王室，式化厥训。既历三纪（十二年曰纪），世（父子曰世）变风移，四方无虞，予一人以宁。”
蔡沈曰：“毕公代周公为太师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难也。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国家，谨毖顽民，迁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历三纪，世已变而风始移，今四方无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宁，言化之之难也。”
臣按：以周公之元圣，辅佐文武之圣、成王之贤，而一殷民在京邑之近而又继之以君陈以和，其中历三十六年之久，世已变矣而后其风始移焉，由是观之，民之难化可知矣。然殷民在洛邑，密迩王室，其无虞度之事而曰四方者，盖一肢有疾而浑身为之不宁、一处有事而四方为之骚扰，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居四方之中，四方之中苟一处之有事而四方咸为之劻勷矣，民既不宁，君身安得宁乎？此古之明君必择贤臣而付以保厘之任，国之贤臣必体君心而尽其谨毖之心，有由然也。
又曰：“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我闻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以荡陵德，实悖天道。敝化奢丽，万世同流。’兹殷庶士席宠惟旧，怙侈灭义，服美于人。骄淫矜侉，将由恶终。虽收放心，闲之惟艰。”
蔡沈曰：“对暂之谓恒，对常之谓异，趣完具而已之谓体，众体所会之谓要。政事纯一，辞令简实，深戒作聪明、趋浮末好异之事，古人论世禄之家逸乐豢养，其能由礼者鲜矣。既不由礼，则心无所制，肆其骄荡，陵蔑有德，悖乱天道，敝坏风化，奢侈美丽，万世同一流也。康王将言殷士怙侈灭义之恶，故先取古人论世族者发之。”
吕祖谦曰：“殷士凭借光宠助发其私欲者，有自来矣。私欲公义相为消长，故怙侈必至灭义，义灭则无复羞恶之端，徒以服饰之美侉之于人而身之不美则莫之耻也，流而不返，骄淫矜侉，百邪并见，将以恶终矣。洛邑之迁，式化厥训虽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闲其邪者，犹甚难也。”
臣按：先儒有言人之心莫难收于已放之时，尤莫难闲于既收之后，苟其根尚在，虽一时之所收敛将触事而发，此闲之所以为难也。由是以观，则殷人之病根已在膏肓矣，欲去其根有非法令之所能禁遏，必推原其病根之所以生，而求其对病之药以荡涤之、调摄之、保养之，然后其根可以拔去而永无萌蘖之生矣。所谓对病之药，在有恒之政、体要之辞，而所以调摄之者则在复其所弗克由之礼焉。若夫保养其天和之妙剂，则下文所谓惟德惟义是已。
又曰：“资（资财也）富能训，惟以永年。惟德惟义，时乃大训。不由古训，于何其训？”王曰：“呜呼，父师，邦之安危，惟兹殷士，不刚不柔，厥德允修。”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训之也。资富而能训则心不迁于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训非外立教条也，惟德惟义而已。德者心之理，义者理之宜也。德义人所同有也，惟德义以为训，是乃天下之大训。然训非可以已私言也，当稽古以为之说，盖善无证则民不从，不由古以为训，于何以为训乎？”又曰：“是时四方无虞矣，蕞尔殷民，化训三纪之余，亦何足虑，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系于此，其不苟于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泽其深长也宜哉。不刚所以保之，不柔所以厘之，不刚不柔其德信乎其修矣。”
陈经曰：“礼义生于富足，既富以养其身，又训以养其心，全正性所以顺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谓能训，岂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谓训哉？德者人心之所得，义者人心之所宜，根于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谓大训。古训所载亦惟德义而已，即人心之所同然而证之古所已然，非德义之外有古训也。毕公之化本诸同然而民易从，参诸已然而民易信，闲之之道孰过于此。君陈尚有辟以止辟、三细不宥之说，此篇虽历数商俗之不美，然惟务区别以生其愧，教训以导其善，无片言及于刑，盖纯以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
吕祖谦曰：“始皇以安危系于匈奴而急之以刚，德宗以安危系于藩镇而缓之以柔，皆以致乱。”
臣按：《毕命》一篇可见周家以仁厚立国而虑患之远、爱民之深，其制事也既得宽猛之宜，而其处民也又得刚柔之中，所以使其民得以顺其性命之正而全其义理之天，向之骄荡悖乱者皆克由礼，心之放者既闲，义之灭者复存，恶不终于恶而复全其本初之善矣。所以然者，一由其以古训而为训也，是知化民变俗之良法要道莫先于古训。古人往矣，而其训戒之辞则具载于经籍之中，是以善于为治者知古训为出治之大本、化民之大机，设小学以古训而启其蒙，开大学以古训而明其论，颁布经书俾其读诵，设立师儒为之讲解，责任守令为之提督，无一处而不立古人之学，无一人而不读古人之书，无一家而不行古人之礼。如此，则普天之下虽三家之市、八口之家、五尺之童，皆知德义可尊、礼教可尚，夫然而奸顽之不化、习俗之不美、治道之不隆盛、运祚之不灵长，万无此理也。
郑子产为政于郑，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童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价，三年门不夜闭、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舆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臣按：子产为政而为其民殖田畴、诲之弟，可谓教养兼举矣。
汉文帝时，贾谊上疏曰：“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与向同）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亡（无同）维楫（维以系船，楫以制船），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
臣按：为治而不定经制，是犹度江河而无维楫，船而无维楫则船必覆，国而无经制则国必乱。经者百世之常道，制者一时之成法，有常道以为持循之本，有成法以为持循之具，是则为治之大体，非通儒者不能知也，俗吏何足知此哉？
武帝时，严安上书曰：“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调五声使有节族，杂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以观欲天下（观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见美则愿之，是教民以侈也。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贫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则盗贼消、刑罚少、阴阳和、风雨时，五谷蕃熟，民不夭厉也。”
臣按：人民所以侈靡者多见于车马、衣裘、宫室、饮食四者，诚能立为制度，凡所乘之车马所居之宫室、所服之衣裘、所用之饮食皆有阶级等第，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使官民上下得于见闻者熟则其存于心志者定，心志既定则有余者不敢恣为于己、不及者不敢慕欲于人，众心安定，家给人足而教化行矣。
文翁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才者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数岁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又修起学宫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吏民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郡学者比齐、鲁焉。
臣按：天下之风俗未必皆美也，人君之教化未必皆及也，盖舆图之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人君一人不能一一躬历之，而其所为条教又未必皆能一一如其俗，是以有赖于承流宣化之吏，随其地因其俗以倡率教导之，若文翁之治蜀者是已。是故人君之治莫大于崇教化，欲崇教化莫先于学古训，欲民之学古训则在乎立学校焉。学校既立，有师儒以为之指教，有经书以为之准则，俾知善之当为、恶之不当为，欣然以从，翕然以化，皆草其旧染之俗而兴礼义之风，此诚人君治平之本而良二千石之任也。
韩延寿为颍川太守，颍川多豪强难治，延寿欲教以礼让，恐百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老为向乡里所信者数千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销除怨咎之路，长老皆以为便。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又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祭、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后入守左冯翊，恩信周遍，二十四县，莫敢以词讼自言者。
臣按：延寿与民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此诚得化民之本原。盖民之所以贫窘而流于邪淫，其原皆出于昏嫁、丧祭之无其制。婚嫁、丧祭，民生之不能无者，民间一遇昏嫁、丧祭，富者倾赀以为观美，贫者质贷以相企效，流俗之相尚、邪说之眩惑，遂至破产而流于荒淫邪诞之域，因而起争讼致祸乱者亦或有之。汉之时异端之教犹未甚炽，今去其时千年矣，世变愈下而佛、道二教大为斯民之蠹惑，非明古礼以正人心、息邪说则民财愈匮而民性愈荡矣，幸而有朱氏《家礼》一书简易可行，乞敕有司，凡民间有冠、昏、丧、祭一依此礼以行，有不行者以违制论，其守令上计课以教民行古礼为最，此无可书，虽有他最亦不在升举之列。如此，则礼教行而民俗美，化民成俗之教莫大于此。
黄霸为颍川太守，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霸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务在成就全安长吏，凡治道去其泰甚者尔，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治为天下第一。天子下诏称扬曰：“颍川太守霸，宣布诏令，百姓乡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乡于教化，兴于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书》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颍川孝弟有行义、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赐爵及帛，后数月，征霸为太子太傅，迁御史大夫。
臣按：人君欲其政教之行于天下，非得循良之臣承流而宣化于下，其势不能以遍及也。汉宣帝垂意于治，数下恩泽诏书，吏不奉宣，霸为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然后为条教班行民间，民知太守之条教皆承天子之意，故易于信从。及其教化既行，天子闻之又日诏以称扬之，首曰“宣布诏令，百姓向化”而历数其政绩之美，且赐爵及金，并推及其郡民之贤者。呜呼，汉去三代未远，其君之求治臣之为治皆有古遗意，后世则惟以簿书、财赋为急，未闻有及教化者矣。虽有其言亦无其实，为吏者固不暇于教化，万有一焉不罹于文法幸矣，况望增秩赐金、征入朝以为显官哉？后世有志于教化之君其尚以宣帝为法，有志于教化之吏其尚以黄霸为法。
卓茂为密令，劳心谆谆，视民如子，举善而教，口无恶言，吏人亲爱而不忍欺之。人有言亭长受其米肉遗者，茂问之知其自以恩意遗之，非从其求，谓之曰：“人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仁爱，知相敬事也。今邻里长老尚故馈遗，此乃人道所以相亲，况吏与民乎？吏顾不当乘威力强请求耳。凡人之生群居杂处，故有经纪礼义以相交接。亭长素善吏，岁时遗之，礼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今我以礼教汝，汝必无怨恶；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门之内，小者可论，大者可杀也。且归念之！”于是人纳其训，吏怀其恩。数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遗。
臣按：卓茂所谓“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专以礼教民而不以法治，真古所谓循良之吏，使天下郡县皆得若人而治之而知所缓急轻重，则天下日底于治平矣。
鲁恭为中牟令，专以德化为理，不任刑罚。邑人许伯等争田，累守令不能决，恭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责，辍耕相让。
臣按：教化之所以不行者以利心胜而义心微也，民间之讼多起于财产，兄弟以之而相阋、骨肉以之而相残皆自此始也，为守令者苟能为民分理而使之均平，则词讼不兴，人和而俗厚矣，教化其有不行也哉？
秦彭迁山阳太守，以礼训人，不任刑罚，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飨射辄修升降揖逊之仪，乃为人设四诫，以定六亲长幼之礼，有遵奉教化者擢为乡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劝勉之。吏有过咎罢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怀爱，莫有欺犯。后转颍川太守，肃宗巡幸再幸颍川，辄赏赐恩宠甚厚。
许荆为桂阳太守，郡滨南州，风俗脆薄，不识学义，荆为设丧纪、昏姻制度，使知礼禁。尝行春到耒阳，县民有蒋均者兄弟争财，互相言讼，荆对之叹曰：“吾荷国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顾使吏上书陈状，乞诣廷尉，均兄弟感悟，各求受罪。在任十二年，父老称歌，征拜谏议大夫。
臣按：荆以郡民兄弟相争讼为教化不行，而任咎于己，且至上书言状，乞诣廷尉，然非其平昔设为丧纪、昏姻制度使民知礼禁，而遽然而为此举，则是矫激好名非真实也，君子所不贵。
仇览为遂亭长，劝人生业，为制科令，至于果菜为限、鸡豕有数，农事既毕，乃令子弟群居，还就黉学。其以轻游恣者皆役以田桑，严设科罚。躬助丧事，赈恤穷寡。期年称大化。览初到亭，人有陈元者独与母居，而母诣览告元不孝，览惊曰：“吾近日过元舍，庐落整顿，耕耘以时。此非恶人，当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养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于一朝，欲致子以不义乎？”母闻感悔，涕泣而去。览乃亲到元家，与其母子饮，因为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卒成孝子。
臣按：仇览一亭长耳，视今乡老、里长之役而乃能以教化化民为事，况受天子千里、百里之寄者乎？使普天之下大而一郡、次而一邑、下而至于闾里之间，凡为民之长者皆能以教化为务，天下有不奔驰者哉？
吴祐迁胶东相，政惟仁简，以身率物，民有相争诉者辄闭合自责，然后科行所讼，以道譬之，或身到闾里，重相和解，自是争讼省息，吏民不欺。
任延为九真太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聘，令长吏以下各省俸禄以赈助之，同时娶者二千余人。是岁风雨顺节，谷稼丰衍。吏民为立祠。后拜武威太守，首除暴害，吏民累息。即造立学宫，自掾吏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徭役，章句既通，悉显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齐苏琼为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争田，积年不断，各相援据，乃至百人。琼召普明兄弟谕之曰：“天下难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泪，诸证人莫不洒泣，普明兄弟叩头乞外更思，分异十年遂同住。
后魏封回为安州刺史，山民愿朴，父子宾旅同寝一室，回下车劝令别处，其俗遂改。
臣按：今所谓中州之域渐染山民之俗，其为治化之累大矣，请痛禁之。
清河王励为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庙，其俗敬鬼，祈祷者必以牛酒，至破产业。励叹曰：“子胥贤者，岂宜损百姓？”乃告谕所部，自此遂止。
臣按：鬼神无处无之，民之祀神虽其俗尚之失，然亦足以见鬼神之理自然感通之妙，但不可破赀产以备牲牢耳，宜为明禁，惟许以鸡鹜羔豚，有以牛祭者罪坐其师巫。盖民愚而惑，苟有疾厄必事祈祷，虽冒禁犯罪不顾也，惟禁其惑诱之人则自然止息。
隋梁彦光为相州刺史，时人情险耽，妄起风谣，彦光欲革其弊，用秩俸招致山东大儒，每乡立学，非圣哲之业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亲临策试，有勤学异等、聪明有闻者，升堂设馔，其余并坐廊下，有好争讼、惰业无成者坐之庭中，设以草具。及大成，当举行宾贡之礼，祖送郊外，资以财物，于是人皆劝励，风俗大改。
唐高士廉为益州长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恶疾，父母病危殆不躬扶持，杖头挂食，遥以哺之，兄弟异财，罕通假借。士廉随力劝诱，有不悛者亲率官吏诣门劝谕，由是一里翕然多为孝弟，兼命儒生讲论坟典，勉励后进，教化复兴。
韩愈为潮州刺史，下牒请置乡校云：“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也。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此州学废日久，进士、明经百十年间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庭、试于有司者，人吏目不识乡饮酒之礼，耳未尝闻《鹿鸣》之歌，忠孝之行不劝，亦县之耻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户万有余，岂无庶民者耶？刺史、县令不躬为之师，里闾后生无所从学，尔赵德秀才沉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请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自此潮人日趣文学，立祠祀之至今。
常衮为福建观察使，设立乡校，使学者作为文章，亲加讲导，与为客主均礼，观游宴飨与焉，由是风俗一变，岁得贡士甚盛。后衮卒，闽人以衮配享于学宫。
宋韩琦知并州，河东俗杂羌夷，用火葬，琦为买田，封表刻石，着令使得葬于其中，人遂以焚尸为耻。
臣按：自古中国无焚尸之俗，至佛氏自西域入中国始有之，为人子者乃忍其亲之体魄付之烈焰，不孝之罪莫大焉。琦为郡独能禁之，今此风犹存，民习成俗，非严刑痛禁之不能止，请著为令，有犯禁者以毁伤父母律问罪，并坐其举火之人，是亦崇孝道、美风俗之一端。
陈襄为仙居令，民不知教，襄于正岁耆老来贺作文一篇，曰：“为吾民者，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妇有恩，男女有别，子弟有学，乡闾有礼，贫穷患难亲戚相救，昏姻死丧邻保相助，无堕农业，无作盗贼，无学赌博，无好争讼，无以恶陵善，无以富吞贫，行者让路，耕者让畔，班白者不负戴于道路，则为礼义之俗矣。”使门人读于庭，且谕之曰：“吾秩满即去，尔有子弟亟遣就学。”于是耆老相语感德叹嗟，翕然从之，学者兴起。
程颢为晋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乡村远近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难相恤，孤茕残废者责之亲党，使无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养。诸乡皆有校，暇时亲召父老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为正其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为学，乃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在县三岁，民爱之如父母。
臣按：程颢在晋城仅三年耳，而其德教有如此者，使之久于其任，必大有所成就。今守令以九年为满，朝廷苟责之以成效，其间必有超出伦类而能以明道之德教为治者，治平之基端在于此。
朱熹知漳州，以习俗未知礼，采古丧葬、嫁娶之仪，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说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释氏，男女聚僧庐为传经会，女不嫁者为庵舍以居，熹悉禁之。
臣按：朱熹在漳州首以礼教化俗，今其所著《家礼》我太宗皇帝已表章颁布天下，请命有司举行，并命提学宪臣督视，有不奉行者问以违制之罪。如此则礼教兴行，而异端不待禁革自然废息。
余仲宽宰剑之顺昌，时闽俗生子多者至三四子，则后皆不举，为其资产不足以赡也，若女则不待三往往溺之，建剑尤甚。仲宽乃作《戒杀子》文，召诸乡父老为人信服者列坐庑下，以俸置醪醴，亲酌饮之，出其文使归劝其乡人，无得杀子，岁月间活者以千计。转运判官曹辅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宽一官，仍令再任，复为立法推行一路。
臣按：溺子之俗至今浙东为甚，请自今有除为浙东守令者，考满上课必书云自到任之后民并无溺子者，如有不实，坐降一级。如此，则民间举子必多，户口日增，是亦仁政之大端也。
以上广教化以变俗。臣按：治者君也，所以为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致之民者吏也。治道有二，曰政曰教，政以法令行之也易，教以道义行之也难，教之本虽在于人君正身齐家以为感化之机，然地非一方而遐外者未易以遍达，人非一类而疏远者未易以遽及。是故明君在上，知教化为治道之急务，则必设学校、明礼义、立条教以晓谕而引导之，使之皆囿于道义之中而为淳厚之俗，而又必择守令之人布吾之政教，丁宁告诫，使其知朝廷意向所在而其为政必以教化为先，变不美之俗以为美，化不良之人以为良，使人人皆善良、家家皆和顺，由家而邑，由邑而郡，民风士习如出一律，则天下之大，治平之基实自此而积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