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弢园文录外编》第2部分清 · 王韬
兴利
中国地大物博，于地球四大洲中最为富强，特当轴者不能自握其利权，自浚其利薮，而亟为之兴利焉耳。迂拘之士动谓朝廷宜闭言利之门，而不尚理财之说。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而轻商，贵谷而贱金，农为本富而商为末富。如行泰西之法，是舍本而务末也。况乎中国所产足以供中国之用，又何假外求而有俟乎出洋贸易也哉？呜呼！即其所言农事以观，彼亦何尝度土宜，辨种植，辟旷地，兴水利，深沟洫，泄水潦，备旱干，督农肆力于南亩，而为之经营而指授也哉？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而已。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又复大言而不惭，此真今日士子之通病也。如是天下何由而治？盖富强即治之本也。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既能自谋其生以优游于盛世，自然可静而不可动，故舍富强而言治民，是不知为政者也。西北之地，古帝王之所兴，建都立业，南向以驭天下，初何尝转输于东南？今河道日迁，水利不讲，旱则赤地千里，水则汪洋一片，民间耕播至无所施。此当相地所宜，而为民谋生聚之道，使其所产足以自给，或种木棉，或兴织纴，以补其所绌，亦或一道也。利之最先者曰开矿，而其大者有三。一曰掘铁之利。中国产铁之处不可胜计，盖矿中有煤则必有铁。今中国业经设立船厂、炮局、机器所，无不需铁以资熔铸，必取之于英，是以利畀外人也。今我自开铁矿，则一可省各处厂局无穷使费，二可铸造枪炮，建制铁甲、战舰、火轮、兵舶，三可创造各种机器，四可兴筑轮车铁路，而亦可售之于西人，以夺其利。一曰掘煤之利。中国煤矿遍处皆是，西人向者曾遣格致之士细行考察，知中国一省之所产，足以抵欧罗巴一洲而有余。开矿出煤，于中西皆有裨益。何则？西国轮舶往来中土，其所用之煤皆自远运至，其费不赀，一旦设有不给，轮船即不可行，贻误非轻，若中国有煤，则彼取资甚便。西人每请中国开煤矿而不请中国开铁矿，其深谋秘虑，已可窥见其隐。英人本国虽仅屹然三岛，而以煤铁之利雄于欧洲，其煤铁多贩运于各国。中国既有煤铁，则彼贸易亦必稍减。且我有煤铁，而出口之价稍昂，彼亦无如我何，而我得以独收其利矣。一曰开五金之利。云南产铜，山东、山西产金，而烟台一带尤旺，粤东产水银，四川产银，此法人近日周历其地而知之，曾已绘图贴说，邮寄其国。中国诚能亟为开掘以足国课，而广铸金、银、铜三品之钱以便民用，俾易于流通，又何必全恃西国之银圆欤？其次曰织衽之利。织衽必以机器为先，事半而功倍，巧捷异常，而其利无穷。宜度各省所有之物产而设立机房，如织绒则设于天津、直隶，以取口外之羊毛，织布则设于上海、苏州，以就其地之木棉，织绸则设于湖郡、杭州，以购其地之蚕丝。西人贸易于中土者，不过以匹头为大宗，若我自织，则物贱而工省，且无需乎轮船之转运，其价必贬，西人又何能独专其利欤？此外则一曰造轮船之利。令民间自立公司，购置轮船，用以往来内河，转输货物，装载人客，既无虞乎盗贼，亦不费乎日时，此皆轮船之小者也。其大者，亦可上溯乎长江而远至于外洋，载运各货以贸易于欧洲各国，久而行之，其利自溥。一曰兴筑轮车铁路之利。今南北道阻，货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每苦其贩运之烦，劳道途之辽远。自有轮车，而远近相通，可以互为联络，不独利商，并且利国。凡文移之往来，机事之传递，不捷而速，化驰若神。遏乱民，御外侮，无不恃此焉。如谓敌国资其铁路而反可长驱直进，适以因之自敝。此殆不然。铁路虽蜿蜒千里，轮车虽势若奔电，而去其寻丈之路，即车不能纳轨，轮不能骤驰，或投石而斩木焉，即为之阻，又何虑之有？或谓开矿则足以扰民，是鉴于明代之失，而因噎废食也。夫岂无善法以维持之欤？或曰机器行则夺百工之利，轮船行则夺舟人之利，轮车行则夺北方车人之利。不知此三者，皆需人以为之料理，仍可择而用之，而开矿需人甚众，小民皆可藉以糊口。总之，事当创始，行之维艰，惟能不惑于人言，始能毅然而为之耳。诸利既兴，而中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
尚简
隆古以还，靡得而知之矣，唐、虞而降至于三代，其治不相袭。如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至于周末文胜，卮言日出，诸子百家各鸣异说，而朝聘宴享往来酬酢之间，其言词之繁、礼仪之费，徒尚虚文而无实用，其弊至于不可胜言。至祖龙崛起，悉举而付之一炬，此亦势之不得不然者也。盖天下为治无常，质胜则饰之以文，繁极则御之以简。自汉至今，几二千余年，人情之诈伪极矣，风俗之浇漓至矣。律例繁多，刑狱琐碎。文法之密，逾于网罗；辞牍之多，繁于沙砾。动援成法，辄引旧章，令人几无所措其手足。各直省禀报之案，虚词缘饰，百无一真，而更益之以六部之律例纷纭，互相牵制，不知此特便于吏胥舞文弄法，索贿行私，以上下其手而已，非特不能为治，且足以壤政体，而于经国治民毫无裨补。即其下，繁文缛节亦指不胜屈，要不过徒乱人意耳。故吾尝曰，吏胥所据之部例，士子所习之时文，皆可尽付之祝融虐焰中，而后大快也。昔者汉高祖之入关也，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言直捷简快，而其感于人心，已至于浃肌肤、沦骨髓。然则治天下，岂在乎法律之多，足以杜弊而止奸乎？时至今日，在官与在民皆患其繁，势不得不以简御之。其一曰任人。内而天子之权寄于宰相，宰相分之于六部；外而天子之权寄于督抚，督抚分之于牧令。皆必久其期，专其任，虽在远而信之不疑，毋令文法之吏得以掣其肘。既曰破格用人，则所荐举者试之于事，即可不次擢用，而毋令部吏拘以资格。推之于外省调迁委用，亦惟督抚得而持之，一切铨选诸弊端，毋得以挠其间。其一曰设官。请废捐纳一途，而以科甲、保举二者并行。科甲则废斥时文，专尚实学，务求其明晰时务，通达政体，于钱谷兵刑诸大端无所不通，使其于进身之时，即为作官之地，文字则其末也。保举则行古者乡举里选之法，孝弟、经济不专于一门，即使其疲车羸马，庐墓割股，致饰于外，而亦足以厚风俗，正人心，较之无用之时文，相悬奚啻霄壤？若捐纳不废，则官方断不能澄，宦途断不能肃，徒足以病国而殃民。即使此中有才，乡里中岂有不共举之者乎？何事于纳赀为也。其一曰取士。取士不尚乎多，而贵乎有用。今一邑取数十人，而名之曰秀才，其中珠玉与泥沙等耳。且间一岁而取数十人，不数年间，邑中为士者不少矣。为士者多，此民之所以病，而天下之所以乱也。汉家设力田一科，盖欲其无骛乎士之名，而尽其农之实也。取士既废时文，则所以甄别人才者，直言极谏，舆图、象纬，一切专求乎实用。此外则仿效西学，研求西法，务极其精，俾亦得以致身通显，则天下之士无不自奋矣。其一曰练兵。训练水师，整顿陆营，增置战舰。其所用之器，纯以枪炮，而废弓矢刀矛；其所驾之船，纯以轮舶，凡近日所制造者，尽售之于民间，或以供采办运载之用。此外裁汰冗兵，增给军饷，而后营伍无虚名，兵士得以尽心于王事。军中拔擢，以材力、器艺、技巧为先，而兵部但总其大成而已。别开武科，分为三途，一驾驶轮舶也，二制造器械也，三演放枪炮也。此与弓刀石三者，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者，相去不万倍哉。以上四者乃其大纲也，其所以御之者，贵乎简而已矣。至于与泰西诸国交际，则尤当以简为尚。周旋揖让，无徒事乎虚仪，当与之开诚心，布公道，可否决以一言，不必词费也。目今时事正坐坏于羁縻二字耳。曩时主国是者，尚拘泥乎成例，而今成例安在？可见事之不可不变通也。《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非今日之急务哉？而何有乎言说之支离，何有乎文移之往复？其在治民也，于宽大之中隐寓裁制之法，务求其情得以上达，俾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如造轮船，制机器，设银肆，开煤、铁、五金诸矿，出洋行贾，轮舶行驶于内河，许民间设立公司，听其自为，而官常保助之，毋遏抑之。诚如是也，有不国治民安，上下相通，内外交悦，以臻于无为之化者，未之有也。
停捐纳
天下自捐纳之开，朝廷之上，几有市道焉。内官自郎中始，外官自道员始，以次递下，一切皆有价值，而更复减价折值以广招徕。从此守财之虏、纨绔之子，只须操数百金、数千金、数万金，以输之部，立可致荣显，朝犹等于负贩，夕已列于搢绅矣。其用赀尤多者，即可领凭赴任。其指省分发，需次省坦者，亦复随行逐队，听鼓应官，公然以为民上自居矣。但得与上游相识，或有世交旧谊，立可得优差，或分派之厘税各厂，月取数十金或百余金。而问其果皆实心办事否，则月至不过数日，余皆委之司事而已。各厂事简而人众，不过上游以此为调剂而已，其所以糜费朝廷之府库者，不知凡几，是挟数百金、数千金，而月收其利至于无算。但在厂当差数年，而捐纳之赀早已全偿，及其挨班得缺，取盈于民，尚忍言哉。近日行捐员考试之法，以观其通否，而所出之题则策论也。闻悉系倩人代作，不过照例纳金以饱阍役之囊橐而已。若是者，仍非甄别以文字，而仍索取其货贿也。其有不觅代倩，不纳苞苴者，则必墨污其卷，涂改其字，俾置劣等，盖法立而弊生如此。夫所谓捐纳者，原与科甲不同，使必能以文字争长，则又何必舍科甲而就捐纳哉？今必试之以必不能之事，而曰不能则汰之，是亦冤矣。况乎居官莅民，独在区区之文字乎？其见亦傎矣。为上游者，独不可于接见之顷，询之以时务，试之以谳狱，示之以疑难案牍。只于数语之间，即可觇其才识，自此二三次或四五次，其胸中所蕴，能堪治民与否，当必昭然洞悉。才者进之，不才者退之，固易易耳。无奈今之为上游者，只以情面为瞻徇，请托为引援，钻营为阶进，财贿为升擢，逢迎结纳为与畀，惟便其一己之私而已。其所谓贤者未必贤，所谓才者未必才，官方何由澄叙，宦途何由整肃哉？原夫捐纳之初，已以利始，至此而责其志趣卑污亦晚矣。捐纳之弊，大者病国殃民，小者空糜廪禄，故不废捐纳，天下终不得治。然则今日各省所有之捐员，将尽沙汰之乎，抑另试之以别事，使其各效奔走乎？吾请为上者大加察核，汰其不肖、不才、不能者，而擢用其贤者、才者、能者。沿海之地则先试之以洋务，其在他省则先以理财各事试之，果其不竞不贪，而后委之以民事，必倍昭其郑重，而彼自奋矣。或曰，为仕者贵乎通达政体，明察利弊，以爱民之实心，行爱民之实政。往往见科甲出身者，仅知诵读时文，迂腐之气，不可向迩，否则自恃为正途人员，骄凌贪愎，为人所不敢为。而捐员之抚字催科，反出其上，故才居报最行堪卓异者，多出之捐员之中。是则何途无才，捐员何不可与科甲、保举两途齐驱并驾哉？不知捐员之自拔于寻常者，千百中之二三而已，其足以坏国家之大体，为盛德之深累者，实无穷也。蒙故以为捐纳一途，万不可不停。然则今日之军需兵饷所以补苴正赋者，将从何出？此时帑项已极形其支绌，再裁此款，其势实难，此筹国是者断不肯听也。吾以为无难也。捐纳一途，但当如汉家纳粟之例，畀以虚衔而不能给以实缺，此外则如虞廷金作赎刑之例，但许赎罪而不能求官。且每年诏各直省督抚，痛裁糜费，厘税各厂，止设一官以专责成，其余一切罢之，即以羡余归之国家。且亦思捐例日开，捐员日多，现已有壅挤之患，再阅数十年，将所谓官者满街悉是，遍地皆然，烂羊续貂之诮，重见于今日矣，岂盛朝之所宜有哉？矧乎兴利之法，于今实多，又何必鬻爵售官，至于累民病国？如开辟矿务，整顿鹾纲，鼓铸钱文，皆今日之要务也，何不次第而举行之？呜呼！宜废者不废，此民生之所以日敝，国计之所以日绌也；当行者不行，此财源之所以日竭，利权之所以日落也。徒令天下有心人抚怀宦习，蒿目时艰，虽焦唇敝舌，大声疾呼，而终至于无如何也。
设官泰西上
我国自与泰西通商以来，中外交涉之事亦正多故矣，于是议者遂谓中外之相隔阂，固由于语言文字之不同，而亦由于声气之不通也，莫如遣使驻扎各国都城，而于华人汇聚之地，简派干员，设立领事，藉以为之保卫。此议一兴，论者以为然，于是朝廷简贤任能，各授以职，固有意乎经营远略，而骎骎乎驰域外之观矣。顾或者以为，吾观泰西列邦之通商人国也，商之所至，兵亦至焉，无不驻战舰，设水师，置火器，往来络绎，隐然若备敌国，一有龃龉，兵锋立启。彼以为非如是，则不足以张国体，树国威。往者彼国之行贾于印度、东南洋也，率皆拱手以听命，于是蚕食鲸吞，据为己有，隶入版图。故欧洲各国所临其地之人，无不畏威奉令，退让慑服之弗遑。泰西之以兵力佐其商力也如此。若我国则不然，仅恃一介之使，天朝之命而已。其持节而至泰西也，即附乘其邮舶而行，一切咸赖西人为之调度。昔蔡侯、许男二国君也，以其同乘楚车，谓之失位，故不书于《春秋》。今钦使领事附乘西航，何以异是？则其衔命之初，已无威仪之足慑，又何论其他？至于领事所治者，商务也。若华民之至外土者，类皆潦倒困穷，流离颠沛，计无复之，远泛重瀛，以期缓死须臾而已，掘金而外，工匠、农役为多，安得有巨力者出其间？且其人，类皆顽愚凶悍，习与性成，在内地犹难加以约束，况其出乎数万里之外哉？既无名分之相系，又无势力之相维，一旦交涉事起，殊难措办。至于新嘉坡、槟榔屿、噶罗巴、东南洋诸岛，虽多闽、粤之人寄居，顾其人，类皆购田园，长子孙，数世相承，有在其地二百余年而不归者，率入英籍，为其管辖，所异者不过衣服、饮食、文字、语言尚如其旧耳。今我国设有领事以临之，恐未必为我所用也。或谓华民之流寓于各处者，不下数百余万，其中岂无魁硕贤豪，杰然特出，为众望之所孚，舆情之克协者乎？倘国家赐以尺一之书，立为领事，使之总理各务，必能施措裕如，折冲御侮，为邦家光。近如新嘉坡之黄君、越南之张君、旧金山之刘君，皆其卓卓者也。我国家如欲设立领事，何不使之前驱先导，辟莽披榛，以致其成效乎？吾以为此说亦未必然也。盖彼之所以取信于西人者，不过在贸易场中焉耳，于国家政事体裁未必能知之也。且彼声誉之来，乃由倚赖西人而致，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即使一旦畀以重任，亦复奚裨？试观出入西人之门者，其料事非不明，论事非不精，人人无不以为熟悉洋务，及既筮仕服官，而其设施展布，绝无所异于人。何则？其于一切消息，不能随事而通也，不能随人而访也。如是，局中之所事，实异局外之所闻可知矣，又何怪其昔昭昭而今昏昏也？吾见如是者盖不一其人矣。然则洋务岂易言哉？况乎出使远国，保持商旅哉。呜呼！立国以自强为先，在乎己者能有恃以无恐，而其余自无不举矣。
设官泰西下
中国地大人众，实为全地球之冠。以人数而论，几足以抵欧罗巴一洲，泰西诸大国无一能与之颉颃者。即以粤东一省言之，前时户口之数书于版籍者，不过三百万，今则几不下三千万。无论通都大邑人居稠密，即巨乡重镇亦皆有十数万众，其散而之四方者，莫能稽也。至其谋生海外，寄处于遐陬绝峤者，更不知凡几。大抵近自东南洋各海岛，如越南、暹罗、新嘉坡、槟榔屿、噶罗巴、非里比纳、婆罗洲、苏门答腊等处，远如澳大利亚岛、嘉厘符尼亚、秘鲁、古巴等处，统计之不下数百余万。而每岁附蕃舶以往者，犹络绎不绝于道。香港一孤岛耳，时为盗贼之巢穴，兽所嗥，兔所窟。乃自英人开辟以来，诛草莱，平荦确，建室庐，楼台四重，金碧巍焕，而华人趋之如鹜集，至今生齿渐众，已约十三四万，然犹曰此与内地毗连尚近也。东南洋中，凡西人所辟之埠，非华人旅处，不能成聚落，盖西人不过十之二三，华人则十之六七焉。华人至其地，即为其民，一切皆归其钤束。华人皆以为彼西官自能保卫维持，久已相安若无事。惟美国之嘉厘符尼亚一部，华人旅居者，近为埃利士土人所苛待，窘逐困迫，屡濒于危，由是喁喁向望，冀中朝遣使遥临，藉以镇抚而安集之。此人穷则呼天，疾病则呼父母也。古巴、秘鲁之为佣者，日遭虐待，困苦颠连，暗无天日，亦无日不冀天使之来，以拔之水火而登之衽席。今我国家眷顾苍黎，不忍以数百万赤子远弃之海外，特议简星使，设领事，以为保持计，其恩德汪洋膏泽，滂沛斯民，虽捐糜踵顶，亦不足以报万一。然而当斯任者，则甚难也。其在东南洋各岛者，既不能尽归我国领事所约束，而其备于异域者，身在槛阱，欲赎而脱其系，又非中朝力之所能及也。是则领事之设，亦惟虚位备员而已，于海外之民曾亦何补？一有龃龉，反足以损国体而失国威。或曰，泰西诸邦通商于吾中土者，未必尽强国也，如葡、比、嗹、瑞，蕞尔弹丸，亦不过比之滕、薛、邾、莒而已，而每遇事故，辄作飞扬跋扈状，吾中国亦无如何也。英、德、俄、美、普、澳，领事之权几与公使等，凡有所请，无不曲从。西商之来者，亦未必尽遵矩矱而守条教，其所谓入国问禁者无有也，惟径行其西律而已，中朝之律法禁令何尝能加于其身，是固何所恃而不恐哉？则曰彼盖以兵力佐其商力也。调水师，驻战舰，隐然若备敌国，而官吏廉俸、兵士饷糈，一皆取之于商人，而无烦其朝廷之擘画也。而谓海外华民能之乎？华民之至海外者，大抵皆赤贫无赖，计无复之，然后去亲爱，狎波涛，以一死作孤注。其中间有获巨赀者，则即以此为乐土，托西籍以自庇。其在彼处所以绳之者，西法也，讼狱之事，西官听之，虽设领事，岂能为之袒护？徒观其荷桁杨入缧绁而已矣。其在穷迫之民，宛转呼号，以诉于领事之前，领事其能代为设法乎？博施济众，尧、舜犹病，惟有以此自解耳。领事既无利权，又无兵威，形格势禁，孤立无援，言语之不通，文字之不知，亦犹等诸木偶而已。或曰，嘉厘符尼亚一部，华人之殷富者未尝无人，况集腋成裘，积小成大，未尝不可为领事助。不知享其利而不能御其害，安其乐而不能免其灾，愈以解华人之体而贻外邦嗤笑耳。埃利士人之凶横，美官尚不能制，美廷明知其故，而反欲改易和约，以为弥缝，则亦大略可知矣。总之，其弊所由，则在西人至中国，则称之为彼国之商，贵逾上宾；华人至西国，则比之于己国之民，贱等仆隶。积重难返，无可挽回。有心人每论及此，无不吁嗟太息而并不欲见闻也。今请一言以蔽之曰，欲保民于海外，法立而威行，则莫如由自强始，而自强则在得人而已。
遣使
泰西诸国以通商为国本，商之所至，兵亦至焉。设官置守，隐若敌国，而官之俸糈、兵之粮饷皆出自商，国家无所糜其帑项也。商力富则兵力裕，故商人于国中可以操议事之权，而于外也亦得以割据土地，经营城邑。如英之于阿美利加洲、于五印度，何尝不如是哉？近来情形虽已稍变，而商人固犹主持其间也。惟我中国则不然，重本而抑末，且商人亦绝少远贾于外者。今者海市宏开，泰西各国皆聚于一中国之中，通商口岸无不各设领事，著名大国无不互简公使，驻扎京师，往来兵舶，络绎不绝。而我国商人，从未闻有行贩于重瀛者，东南洋各岛及古巴、秘鲁、美之嘉厘符尼亚、纽约等处，所有华人皆亡命流离，计无复之，而飘零于海外者也，绝无所谓有身家名望者在其中也。故中国设立领事，简遣公使，或有以为是者，或有以为非者。盖无兵舶以为之翊卫，则不足以张国威；无商务以为之经营，则不足以裕经费。其势几同于孤立，一有龃龉，且亵国体。不知领事之设，所以司理商情，所系尚轻，公使之遣，则恭承简命，职重分尊，专以固好修睦，筹画军国重务。苟我国中有中外交涉之事，其中曲折是非所在，可以与彼国大臣面为敷陈，否则亦可陛见国王，布宣壹是。而所刊日报之中，如其议论未遵乎持平，是非有同乎倒置者，可以立为驳斥，俾通国之人见之而晓然。此所以达外情于中朝，而即所以布中情于远地也。如是则既不至于隔阂，又何事于纷争？故遣公使驻扎各都，于国事要非无裨者也。今通商诸国，其事变众多交际殷繁者，莫如英、法、俄、普、美，简遣公使，亦惟此五国为先，其他尚可从缓，此原权宜通变之道也。若以为非成例所宜，则今日通商一切诸事，请增埠，请驻京，其余纷纷上渎者，岂皆列祖列宗时固有例可援耶？何为乎既请而辄许也？总之，事贵因时以变通，道在与时而消息。先时而能通者，圣人也；后时而不违者，贤人也。时之为义大矣哉。呜呼！察几审势，此中自有权衡，安可与泥古非今者同日语哉？
使才
泰西诸国往来，首重通商，于是简公使设领事以联络之。公使总其大，领事治其繁，而交际之道寓焉，盖亦以礼维持之而已。使臣以忠诚外结异国之知，内为朝廷耳目之寄，诸国有意外大事，立即奏闻，其职綦重焉。领事则在保卫商贾，护持贸易，有事则据公法和约为办理，或有不行，则禀陈己国使臣，或转请之外部大臣，以俟裁决，此其大略也。惟是保商贾兴贸易者，固使臣、领事也，而远卫使臣、领事，使其威令得行者，则水师兵力也。水师、陆营以兵战，以力战，以出奇行诡战；使臣领事以笔战，以舌战，以心战，此所谓驾驭于无形，战胜于不兵。况西国使臣、领事设立已久，应办各事均有成章，且国步富强，在外商民均知法守，其办理交涉各事易若转圜。今日者，我国公使远行，领事出驻，为从来未有之创举，兼以中外异形，强弱异势，既无成法之可循，抑且远情之未浃。所驻之处，商舶未闻其时至，水师徒属之空谈。又在外商民率皆亡命无赖，结党肆行，淫博酗悍，靡所不为，而在中国之绅民，又复罔知顾虑，动与西人为难，一遇交涉事起，辄形掣肘。中西所立使臣、领事，其难易判然若此。吾窃以为无难也，在乎任用得人而已，其大要不外乎守约持礼，结信树威，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而已。今西国使臣之在中国也，动恃一己之见，辄肆欺凌，彼国朝廷多未之知也。夫中西之所以隔阂者，原以语言文字之不同耳。每岁西人在中国所行之事，其有关于中外交涉，而或未循乎约章，显悖乎和谊者，不妨备刊日报，俾其国人见之，庶知选事生衅者，咎不在华人而实在西人也，此所谓达内事于外也。使臣行辕宜设译官数员，汇观各处日报，而撷取要略译以华文，寄呈总理衙门，则泰西迩日之情形，正如犀燃烛照，无所遁形。即遇交涉之事，胸中自具成竹，此所谓通外情于内也。商力、兵力、使臣才力，虽互相表里，然有时亦不尽以势力行事。如美索逸犯芝士露，而英必谓依其国例，所交之犯毋许治以别罪。惟美人不可，谓例一国所颁私也，约两国所立公也，且立约在前而颁例在后，何得以例废约？英卒不从，两国遂将和约删除，此不以兵力之一证也。要之，使臣固当熟谙和约，详稔公法，审时度势，察机观变，以忠信笃敬，上结主知。泰西历来使才，均极一时之选。今我朝事当创始，尤宜郑重，遴正人，清流品，采声望，慎名器，毋使夤缘竿牍者，逞游说而恣簧鼓。盖简拔不精，登用太杂，收罗过广，升擢近滥，恐有以亵国体之尊严而贻远方之口实。今我国人才彪蔚，炳炳麟麟，文章经济足以华国而耀远者，讵乏其人？将见后来宣上德而树远威，必有班定远、傅介子其人者出焉，引上国以自重，辑强邻以来归，必有随何、陆贾其人者出焉。惟是维持使臣虽不尽在兵力，而指授机宜，则实系于总理衙门，故诸国部臣中以外部为最重。普相俾思麦之总理外部也，知俄人久存窥伺印度之心，于是貌与俄亲，以坚其兼并之志。俄人遂唆土耳其两教相争，而其乱以作，知英未尝须臾忘保印度也，阴怂英廷购受苏彝士河，以壮其拒俄之怀。于是英、俄遂有不并立之势，而又授意国中日报，屡言俄人在新疆辟路往印度，以激英之怒，及英相识其行间，而嫌衅已构，难以骤为挽回矣。若夫本国之事、西国之情，彼此皆宜速付邮筒，以通消息，故于亲疏强弱之际，所以待之者高下适宜，轻重各当。夫有使才而无兵力固不可，有兵力而无使才亦不可。法使边尼德体轻写约稿，徒为人绐，见哂邻邦，贻误本国。至如英使意理葛，一闻土王许俄兵来驻土京，即行飞报国中，请拨战舰守俾嘉锡海，谋于土臣，废去土王，而俄遂失望。此使才兵力俱极其能者也。凡此西国使臣之近事，我国使臣当耳闻而心识之，以扩其胆智，练其干材，而后睦邻修好尽其职，保商御侮著其长。上有以副朝廷委任之隆，下有以慰草野爱戴之切。树厥风声，恢乎罔外，非宣尼所谓“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者欤？呜呼！孰谓使才之难得哉？
卷三
设领事
我朝今日拟遣使臣、立领事于泰西各国，诚千古一时之创举也，而论者或以为轻重失宜，后先倒置，而于睦邻之道犹未探其原也。岂以中朝之所谓睦邻者，不过在无事则羁縻之，有事则弥缝之而已耶？因此有不惬于西人之心欤？今在内者，措施未极其宜，办理未极其当，而即欲驰域外之观，则以后中外交涉之事，更臻繁剧，此不宜遽遣者一也。华民之羁旅于外者，悉遵其国之地方官约束，或有平时受土人之虐遇者，无可伸雪，今立领事，则控诉有门，吁呼有路，案牍之繁，势所必然。兹于莅临之日，不为之挽回申救，则不足以张中国之声灵，伸华民之愤抑。若领事许为之经理，则不独日不暇给，亦且力有未逮，此不宜骤遣者又一也。睦邻之道无他，首在自强，而自强尤以得人为先，得人必先以总理衙门始，所谓由内以及外，由近以及远也。今洋务一切未明，而遽欲长驾远驭，逞其雄图，吾未见其必有裨乎国是也。呜呼！洋务亦易明耳，不外乎以情喻之，以理折之而已。事有可行则许之，事不可行则明告之，务期于必信必速，毋卑毋亢。苟自问情无可疑，事无不直，则虽因此以得罪，亦无所憾。总之，凡事以一身任之，无贻朝廷之隐忧而已。苟徒以委曲周旋，逢迎接纳，以为弥缝之至道，羁縻之长策，则吾未见其可也。夫在今日非无通悉洋务之人，其在上位者亦未尝懵不知西情，无如身家之念重，利禄之情深，临事不敢担持大利害，惟虚与之委蛇而已。中朝之情，西人了然若指掌，阴为播煽，阳为恫喝，以肆诛求而行要挟者，无所不至。而西人究不得逞志于中朝者，非中朝之礼义可以优柔之，中朝之甲兵足以震慑之也，盖在乎泰西各国之互相牵制也。然将来强弱大小必有所归，其执牛耳而为盟主者，乃惟其所欲为矣。封豕长蛇，恣其荐食，虽在日后即在目前，然则我中朝自强之术曷可缓哉？惟能自强，则遣使臣、设领事，一切皆有实用，否则亦不过以虚文相縻而已。夫有国家者，在乎举贤任能，敬教劝学，通商惠农，所谓本也；练兵选士，制器造舟，开矿理财，所谓末也。睦邻柔远，一视同仁，破除畛域，相见以天，此以尽乎内者也；遣使臣、设领事，通文告之词，浃往来之谊，此以尽乎外者也。本末兼备，内外交修，则庶乎可矣。
传教上
呜呼！自泰西诸国议和立约以来，通商、传教，二者并行，而中外交涉之事，变故多端，龃龉迭至，近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普国晏拿帆船被劫，英国探路人员见戕，此事之出于通商者也；川省之肆虐教民，大通之惨戮教士，此事之由乎传教者也。顾中国之民往往不仇夫通商，而深嫉夫传教，则以传教之士深入内地，足以摇动人心，簧鼓世俗，其害至于渐渍而不可治。故近者如闽之建宁不许其建立会堂，皖之大通不许其宣传福音，蜀之重庆，不许其习教传徒，潜滋暗长，纷然与教为难，而且群起而肆其掊击。其间因教以滋衅者，大抵天主教居多。夫天主教之嚣然不靖，不独在中国为然，即在欧洲诸国何莫不然。溯自天主教之兴，始于罗马，即今意大利国是也。此外，如法兰西、澳地里、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皆崇奉天主教者也。若耶稣之教，创犹未久，行犹未远，三百年前路德崛起乃创行之。如英吉利、普鲁士、瑞典、荷兰、甸麦皆信耶稣教者也。天主、耶稣教各半者，则如瑞士、日耳曼列邦是也。当法国之强，天主教最盛行于泰西，几于出主入奴，与耶稣教各立门户，互相水火，窘逐焚戮，无所不至，而又主持国是，总揽朝纲，国君之废立更易，得以为政。逮乎法蹶普兴，教王失地，而普相俾思麦又设法整顿，隐为之制，于是气焰渐衰，而教士亦渐知敛迹。盖奉教诸国亦渐悟其教之非，如意大利则以教王之久据罗马都城也，深为痛嫉；西班牙则以怂诱乱党，从中翼助也，而恶之，屡谓政教二者勿相兼摄；法国之现任总统，英国之前任宰臣，无不欲削其权，俾其无侵国政。此近日欧洲裁抑教士之新章也。惟耶稣一教，不与天主教同日而语，其守己奉公，绳趋尺步，盖有与天主教同源而异流，殊途而别辙者。而其入中国传教，自华民视之，一若无所区别也。足迹所至，异言异服，因之滋事生衅者亦有之。况中国所守孔孟之道，往往为所诋毁，听其宣讲者，必至强者怒于言，弱者怒于色。前时发逆之变，逆首洪秀全假其教名以倡乱，而耶稣教传道之士，不但不昌言斥绝，反与之通问言情，时出入其中，视为同教。薄海士民以其昧于顺逆，良深痛愤，此招物议之所由来也。议者以为诚如是也，将来易约之时，可否将传教一款删除，实可消无端之萌蘖，而绝无限之葛藤。如向者日本与泰西立约，教士但可旅居而不能传教，我中国何不可援此以行？不知此恐不能也，盖泰西诸国有所不许也。议者又谓如许教士深入内地，则事变繁兴，中西以此断不能言归辑睦。且中国何以不将前后情形遍告欧洲，诚以和约之立，有所利益，固宜谨守，而有时多所妨碍，亦可删除。即如蒲晏臣所立华民往美佣工之约，今美廷何以不守，而反拟请中国删除也？岂彼可行之于我，而我不可行之于彼乎？此屈臣公法二百六十三款中所有也。然而我恐其不能行也。议者又谓数年前，天津拟换和约之时，我朝廷已力请改除此款，而诸国皆谓，传教之士如遇有事，可交最近领事办理。然如四川一省教士殊多，而最近者为汉口领事，相距甚远，往返维艰，此中必多掣肘。夫保护天主教者法国也，法国今昔异形，与之妥商，或者可从。即法人仍蹈从前之积习，欧洲诸国断不代为之左袒，以兴戎而滋祸。顾以事理揆之法人，亦断不能从也。盖通商英为重，传教法为亟，法人自传教以外，别无所事。近来中廷一切措置，时为西人所藉口，谓中国惟欲闭关自守，不喜与诸国通往来，不然，何以遣使驻都，久未见其行之也？不知此皆臆测之词。总之，天下事与其求诸人，莫如尽诸己。传教之士则为西人，而入教之人则皆我民也。嗣后凡遇入教之民，则异籍贯，编门牌，给匾额，稍以示其区别。有事则归地方官惩办，教士无得袒护，而无事地方官民亦无得苛待。教士所至，须问民之愿否，毋得以势力相强。此皆各尽其分所当然而已，而又何龃龉之有？
传教下
迩来民教相涉，辄致中外龃龉。推求其故，大抵一由于愚民之无知，一由于教民之有恃。由泰西至中土传道者，一曰天主教，一曰耶稣教，虽曰同源而异流，而教中规仪迥判。自西人言之，不独有新旧之殊，亦且有邪正之别，在泰西本国中久相水火，惟在中土则分道扬镳，两不相涉，所谓各行其是而已。天主教行之最久，亦最远，内地乡落无所不至，耶稣教则不过通商口岸耳。而近时传道宣教者，辄以华人，虽西人足迹所不能至，而华人则无不可深入也。所至之处，久之必至互相驳诘，此积憾生衅所由来也。西国奉教之士，其来也由于考授，非世家子弟，亦彼国俊髦，于西国书籍既通，而又肄习中国之语言文字，其学问之深者，亦卓然可称为专门名家，其性情品诣，有时亦复蔼然可亲，纯然有异。惟华人之进教者，大抵愚者多而智者少，明者寡而昧者众，理趣既未能深造，言语亦未能圆融，动辄诋孔孟为不足师，程朱为不足道，悍然宣播于众。夫其言而出诸西人，听者尚能少忍，至出自华人，则强者弱者必群起而攻之矣，此事变之所以生也。至于华人之疾憾西人，盖亦有故。西人在其国中，无不谦恭和蔼，诚实谨愿，循循然奉公守法，及一至中土，即翻然改其所为，竟有前后如出两人者。其周旋晋接也，无不傲慢侈肆。其赜指气使之概，殊令人不可向迩。其待仆隶下人，频加呵斥，小不遂意，辄奋老拳。彼以为驾驭中国之人，惟势力可行耳，否则不吾畏也，且欺我者随其后矣。其游历内地也亦如此，所以动至取祸。又华民之所讲者，尤在顺逆之分。曩者发匪之乱，彼则以为此乃君民相争，无预我西国人事，探贼所近之处，私售以枪炮药弹，载运接济，不绝于道，而教士中尤先为通问，喜其为同教也，民间由是切齿痛心。何不思立约通和乃出自朝廷，发匪乃朝廷叛民，岂宜私与之往来，潜为之翼助，使华人在西国者易地而为之，西国朝廷其能不问乎，西国民人其能不怨乎？此即所谓恕道也。西人或者其未尝反复思之欤？不然，西人至此以货易货，自鸦片漏卮之外，其余未尝不有无相易，贵贱相征，自可耦俱无猜，同沾夫利益，而何衔憾蓄愤之有？或者谓唯唯否否，不然，此特小焉者也。自通商以来，索口岸、索酬饷，辄以兵力从事，据我名城，俘我大臣，而又连樯北上，谓将入告，以至国步多艰，所不忍言，此非薄海臣民之所共愤者耶？故言乎我国家之待西人至为深厚矣。恩意缠绵，礼文渥挚，无区畛域，悉予怀柔。即如经过关卡，出入城垣，独示优崇，异于常等，岂西人未之知耶？故今日之为西人计者，要当尊朝廷，守和约，而中外交涉，一切开诚布公，相见以天。其通商也，以片言括之，曰不欺；其传教也，以二字赅之，曰无强；其彼此往来也，曰毋骄毋肆，如是而中外安有不辑睦者哉？昔春秋列国之相约曰：“尔毋我诈，我毋尔虞。”今亦当益之以四言曰，毋尚势力，毋恃兵戎，各泯意见，共矢和同。
达民情
天下虽大，犹一人之身也。治天下之事，犹治人身之疾病也。善治病者，必先使一身之神气充足，血脉流通，然后沉疴可去；善治国者，必先使上下之情不形扞格，呼吁必闻，忧戚与共，然后弊无不革，利无不兴。故礼乐刑政，可因时以为变通者也；宽猛张弛，可随俗以为转移者也。而独至民志之孚，民情之洽，则固有其道焉，初非智术得而驭之，权势得而驱之也。中国地大物博，生其间者，莫不沐浴先圣之教，知所以尊君而亲上。而世变日新，其君子则多狃于因循，其小人则渐趋于浇薄，以致寡廉鲜耻，各怀一心。此非运会之使然，天良之尽汨也，其故皆由在上者，视民间之疾苦，忽不加减于心；斯在下者，视长上之作为，原非有利于己。如人之一身，其手足则麻木不仁，其耳目则冥顽无觉，而心腹溃瞀，终莫知其所以然，故一举一动，悉听命于人，惟唤奈何，究不能自立也。今圣君垂拱于上，群贤翼襄于下，励精图治，以期扫除积习，渐臻富强，此正大有为之时，不易逢之会，而民风尚顽梗如故，民情尚游惰是耽。其不幸猝遇凶荒，则哀鸿载道，迁徙流离，莫保朝夕，此非上天之不仁爱也。窃尝究其得失，揆其由来，即委穷原，参观互证，盖以为上下之情，不能相通而已矣。欲挽回而补救之，亦惟使上下之情，有以相通而已矣。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不甚相远也，而上下之分既殊，则上下之势相隔。其赖以略分忘势，爱戴维深，嫌疑不起者，则恃乎情之联属焉耳。试观泰西各国，凡其骎骎日盛，财用充足，兵力雄强者，类皆君民一心。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故内则无苛虐残酷之为，外则有捍卫保持之谊，常则尽懋迁经营之力，变则竭急公赴义之忱。如心志之役股肱，如手足之捍头目。所以远涉重瀛，不啻本境，几忘君民之心，惟期国运之昌，数十年来，中原之大，皆其足迹所及，此其明效大验也。中国则不然。民之所欲，上未必知之而与之也；民之所恶，上未必察之而勿之施也。任司牧之权，于簿书、钱谷、刑戮、鞫讯外，已无他事矣。其民之生计若何，困苦若何，为抚字，为鞠谋，贸贸然不暇计也。夫天地之生，人为贵，竭其手足之力自足以赡身家，运其心思之灵自足以成事业，特无有为之倡率，斯或狃于积习，不知振奋耳。即如佣工外洋之徒，其迫于饥寒者半，习于游惰者亦半，然一至其地则竭蹶从事，能耐劳苦，反有出乎土人之上者。故西人观此情形，每谓中国之人赋性灵敏，勤于作事，且自奉俭约，凡垦辟荒芜必藉其力，国家有意经营，宜广为招徕，以收后效，是西人亦知中国之民之大可用也。故即嘉邦埃利士人，视同仇敌，而美廷犹思有以保存之焉。由此观之，中国欲谋富强，固不必别求他术也。能通上下之情，则能地有余利，民有余力，闾阎自饶，盖藏库帑无虞匮乏矣。由是而制器则各呈其巧，练兵则各尽其材。上下同心，相与戮力，又安见邦本既固而国势不日隆者哉？
保远民
东南洋诸岛国，久为欧罗巴洲诸国东来之逆旅，兼并剪除，殆无遗蘖。而在曩时，固中朝贡献之邦，预共球之列，备藩封而登王会者也。闽、粤之人惯于航海，不惮涉波涛，历险阻，以远贩于东南洋。三百余年来，往者日众，多有购田园，长子孙，建室庐，以此为乐土者，其数散布于新嘉坡、槟榔屿、噶罗巴等处，几不下百数十万。呜呼！何其众哉。顾其人虽久旅不归，而犹奉正朔，守法制，语言文字不改其常，服御衣冠无殊其素。虽在遐裔，而犹翊戴王灵，眷怀故土。窃尝谓此百数十万中，岂无为之魁为之杰？如昔日吴元盛其人者，是亦海外之扶余也。故欲收拾人心，莫如我朝设立领事，以约束而维系之，而惜乎其迟之又久而不行也。乃观于今日则有不然者，而未尝不慨想乎昔之盛也。异俗殊方，无不喁喁向慕，梯山航海，弗惮其难。至于今，凡兹远旅东南洋海岛之人，何莫非圣代之苍生，盛朝之赤子，而乃一离版籍，遽昧本来。于何见之？于郭筠仙侍郎衔命出使英京，道经新嘉坡、槟榔屿而知之。当星使旌节之遥临也，闽、粤诸商人择其耆硕公正者，恭迓于江干，星使爰进而谓之曰：“庶矣哉，我民之旅于兹土也，耕作食力，乐业安居，几若海外别有一天。然我圣朝膏泽涵濡，恩德汪、，眷彼南荒，爱兹黎庶，未尝不念汝众之寄处于遐陬绝峤也。保卫之思，劳于宵旰。不久拟即设立领事，以抚绥而教导之，想亦汝众之所乐闻也。”时有一人，彼众之所推为巨擘者也，起而对曰：“我侪托处于兹，受庇于英国宇下。英之官吏保护有加，我侪固安之久矣。今中朝欲设领事，窃谓徒多此一举也。”噫！由此言观之，东南洋旅处之人心涣散久矣，其尚能收拾乎哉？西入之论是事者，谓华商之不愿设立领事，实恐中国领事官或习于贪婪也。簠簋不饬，苞苴公行，诛求无艺，悉索难堪，适足为中国玷耳。呜呼噫嘻！是何言欤？乃说者犹谓是亦别具见解，殆不可以尽非，岂以我国之所谓官者，皆不能称其职欤？窃谓事势至于今日，设立领事固有所甚难，我民之旅居于其地者虽众，而悉归西官所辖治，一切讼狱主自西人，彼以居我地即我民也，中国虽有领事，徒拥虚名而已，实不能治一人也。其所理者，华商至彼之船舶而已，事简刑清，直可卧治成之。若其设领事于香港，亦犹是耳。英国虽无入籍之例，托居境内，即属编氓，且我民为其所治久矣，岂肯以中国设一领事，一旦尽举百数十万之众，而归隶于中国也哉？按欧洲诸国之例，凡他国商民行贾于其国中者，犯事则归其国惩办，然不能视同己国之民也。独于华民，一若私为己有，亦以中国自二百余年来，未尝一过而问之也。蚩蚩之众，犹羊无牧，亦可哀已。至于今日，根深蒂固，实难骤以挽回。顾其道则惟在自强而已矣。自强之道奈何？曰：治战舰，练水师，商舶贾艐，绎络海外。凡闽、粤商人之货舟往来，悉以中国旗帜，以兵力佐其商力，如是始可惠保远民而收拾人心。呜呼！亦惟需之以渐而已矣。
禁游民
三代以上之所以治者，士农工商四民，各事其事，各务其业，而绝不闻其游手好闲，玩日而愒时者。降至战国，游说之士兴，挟策以干人主，立谈之间可以取富贵，登卿相。此风一开，互相慕效，而于是世多惰民。迩来中国之所以不古若者，以游民众而务士农工商之正业者少也。今日之所谓游民者，凡四，其一曰官。自捐纳之例开，稍有赀财者，纳粟即可筮仕，其贫而略有材干者，多方告贷，以官场作利场，狗苟蝇营，靡所不至。及既指省需次，听鼓应官，绝无所事，惟仆仆奔走于上司之门，否则浮沉于僚幕中耳。一省中所有闲员冗官，盖不知其凡几，此皆有官之名而有民之实者也。如是则仕途何以肃，官方何以澄？况乎捐纳之外，其夤缘保举，浮冒军功，以幸登于仕版者，又不知其凡几。岂不足为地方之深累，而至病国殃民乎？其二曰士。今之所谓士者，皆有士之名而无士之实者也。字义不明，句读未知，仅诵四子，即读八比，列名试籍，遂嚣然自称曰士。其实筋力脆弱，材智凡庸，既不能负贩，又不能操作，特借士之名以掩其所短，而得以置身教读，训诲童蒙，岁取束脯养其生。况自学额既广，其在胶庠者愈众。岁科两试，大县取至数十人，十年之间，所见无非士也。于是士日以贱而士之品益坏，流弊之极，为师者日多而为弟者日少，师道亦因之不尊，其足以误子弟，敝风俗。人心世道之隐忧，未必不系乎是。其三曰医。古者设有医官，须历试之有验而后可医人，故医术相传，具有精意。古语有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今则不然，稍知字义者，偶阅方书，即居然自命为能医。悬壶市上，其门如市。而问以脉理之浮沉迟速，不知也；问以病证之虚实死生，不知也；问以药性之寒凉温热，不知也。徒以指下杀人，草菅人命而已。此则名为医，而实则藉医以自活，徒足以害人而已。其四曰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建寺则占有用之地。凡寺有田，食其租税，以国家之田赋，而养无益之废民，又以布施福田之说，簧鼓世众，人死则铙钹喧阗，藉以取利，其所以惑世诬民者，不一而足。其尤甚者，焚香聚众，习教传徒，足为地方之隐患。此当如韩昌黎之说，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俾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则庶乎其可也。凡此四者皆游民也。今欲天下之治，尽驱而归之于四民之中，使之各务本业。教读之事，一使士为之，而取士之数有定额，宁少而无多。郭侍郎星使衔命至泰西，驻居英、法，而叹英之风俗犹为近古。即以伦敦言之，不下五十余万众，而其为游民者，千百中止一二人，其余各力作以糊口，从未有舍业而嬉者也。即其所设机器各局，虽事半工倍，而无不需人焉为之料理。英民恃机器以生者，盖难以偻指数。故其民情之醇厚，风俗之敦庞，盗贼不兴，劫夺无闻，骎骎然可几乎三代之盛也。呜呼！英国善于治民，又长于治兵。今中国所设兵勇，亦犹之游民而已。是于四游民之外，又增一席也，可不力为整顿也哉？
练水师
国家慎守封疆，经略区宇，可百年而不用兵，不可一日而或撤防。防之之道有二，一曰防陆，一曰防海。今海外大小诸国，皆叩关入境，通商互市于国中，而自北至南，又皆濒于大海，故海防为尤重，是则水师、战舰要不可不亟为讲求矣。或曰，善用兵者，在知其所短而用其所长。中国在今日，与其战于外洋，则不如守内河。诚以火琯风轮，其势綦捷，奔霆激电，其威异常，中国之船舰兵卒，无一可以当之者。是不如暂避其锋，诱之深入，然后我集而攻之，庶得以尽我技之所长而奏效焉。此言也，诚可谓之知彼知己矣。顾近今二十年来，其所以整顿措施者，又一变矣。上海、福州皆设立机器制造局，所建火轮军舰，实繁有徒，虽冲波涉浪而不畏，是岂不能决战于海外哉？惟此等之船，皆可统谓之货艘，而不得谓之战舰，仅可装贮军装，载运兵士，以取便捷而已，不能驶至外洋，纵横于洪涛巨浸中，与泰西诸国争一日之长也。何则？船身高耸，机轮迟钝，式样陈旧，材质窳下，兼以驾驶乏人。无事之秋，悉恃西人为之指挥，一旦西人辞职而去，仓卒之间，欲求善于驾驶之人，岂可得哉？且战阵之际，波涛冲激，炮火飞扬，烟障目而尘蔽天，其能于仓皇急遽之中，有镇静从容之度乎？其能转舵随流以据上风，燃炮纵击，操必中之技，而决必胜之权者乎？恐未有也。顾聚南北之轮舰言之，要不过数十艘而已。而今时水师日所操演者，则皆炮艇拖船也，一出外洋，骤经风浪，颠覆倾簸，救死之不暇，而何暇于出战乎？呜呼！即以轮舰与西人相持，尚不值西人之一噱，此则如摧枯拉朽，只消一铁甲战舰临之，悉成齑粉。以有用之财而造此无用之船，是驱水师而纳之于死地也。今即在西国造铁甲，购战舰，而不知所以用，亦徒糜财饷而已。盖铁甲有宜于守者，有宜于战者，巩固高大则守舰也，灵捷轻敏则战舰也。西国船制日有变更，精益求精，新益求新。向时帆舶可战于大洋之中，今则航海亦不复用；向时轮舰但以高固为先，今则战时船身皆没于水中；向时置炮以多为贵，凡侈言其船之巨者，必曰载炮若干门，今则炮以巨为尚，船之首尾仅载两炮，藉以收功于一击。若是则我国在今日所有沿海水师，亦必一变矣。一曰演练。凡属水师，必精加遴选，虽遇风浪而不惊，震雷霆而弗畏。燃放大炮，具有定准，能随船之东西而为炮之转移。一曰驾驶。宜简老于航海之舵工，入西国塾中精加习练，而择其最优者以备用。水师舵工既已得人，而船制亦必尽更。凡今所有一切炮船拖船，悉废为民船，而专用火轮战舰，其守口则用英国根钵之制，使大小互相联络。于沿海地方，设立水师馆舵工馆，日加讲肄，少而习之，壮而用之，自不患其无人，而又何必取材于异地哉？或曰，如是则更张太甚，且需积日旷时，非一朝一夕所能奏功。不知不如是，则水师不强，海防同于虚设耳，徒糜费朝廷之饷糈，而无济于实用，一旦海疆有事，束手以待毙而已。予之以战舰而不能驶行，予之以大炮而不能燃放，望洋惊叹，空切踌躇，上之损国威而坠国体。此有识之士所以抚膺而发愤，奋笔以陈词者也。呜呼！苟于水师、战舰二者，不亟改新章，大加整顿，则请废海防而勿复讲矣。
设电线
中国急务在于裕商力，修兵备，固边防，造战舰，筑车路，设电音。六者难以一时并举，要当次第倡行。留心时事者，已不惮词费，刺刺不休，而闻者抑亦耳熟能详，几目为老生常谈矣。虽然，时未至而议筹办，则嫌过于张皇也；时既至而犹有待，则将坐失事机也。过于张皇则劳民伤财，反贻讥于作无益以害有益；坐失事机则纵敌玩寇，终必至于进难战而退难守。譬如弈棋，一子错下，则全局俱失。所关非小，不可不察也。我国家近拟于各省整顿海防，诚却敌之谋，安邦之策，然亟宜筹办者则莫如电线。夫电线传递信息，最为神速，夫人知之，然亦知海防非得此，无以侦寇踪而集战舶乎？夫沿海险隘，有炮台而无战舶，则炮台亦成钝物；有战舶而无电线，则战舶亦属玩器。何则？中国海疆辽阔，各省险要之区，即分兵驻守，而每苦于势分而力薄。若与敌国构衅，彼得窥探我之虚实，猝来攻击，所恃者有战舶以往来游奕，分途救护耳。然购造一战舶，动费十数万金，各省只可筹设三五艘，藉资防守，又必分泊各处，期秉其厄塞，壮其声势。若是则敌人何难侦知我船舶在何处，潜约其船，猝出不意，合而攻我。苟无电线以报警，则各省无由得知，何能倍道来援？一船有失，所费不赀，而各处为之夺气，此则事之最可危者也。且无电线，而敌船窥探海道，倏忽出没，亦难以追踪而蹑迹，不能预约水师为遏防，阴有以销其觊觎之心，显有以沮其侵伐之计，是又非所以弭患于无形，防害于已著也。欧洲之国，英、俄形势可称劲敌，论巧则俄不如英，量力则英不如俄，两相当亦两相忌也。两国水师当无事时，彼此蹑后，互相窥伺动静。倘俄以两艘兵舶出海，英亦以两艘或三艘随而缀之，英之兵舶出海，俄亦如是，随时以电线传报信息，刻刻预备，隐如开仗者然。故两国虽不相下，而均无罅隙可乘，终不能得所藉手以求逞志也。今者中国时局日异而岁不同，倭则狙伺于东南，俄则虎视于西北。若不设法，亟使中原各处势成常山之蛇，率然首尾相应，腹背相护，则一处有惊，将全省震动，一省有事，将天下惊惶，何以使海波不扬，烽烟永熄也哉？津沽为水道入京门户，宜先由海底建一电报，通于两江、吴淞等处，由是而浙、闽，由是而粤东，凡属海疆重地，莫不建设周密，四通八达，无远弗届，务期消息瞬息可通。无事则各国战船驶进入口，立刻报知督抚大员，以便速派师船侦其何往，察其何为；有事则专报军情，或往援以歼敌，或犄角以壮威，或要截其来助之船，或袭击其撤退之卒，则敌虽勇悍善战，而深入重地，未必遽能得志也。且各国公使皆聚于京师，遇有交涉之事，办理稍形龃龉，动辄下旗决战，立发电音回国，调取兵船，专事恫喝。若无电线，则各省大吏茫未有知，即知亦难刻期集事，而仓猝之际，被其蹂躏者必多矣，观于道、咸年间故事，即可恍然悟矣。然则电线一事实关至要，不当乘时亟设也哉？
制战舰
战舰为水师所必需。自泰西轮船之制行于中国，而滨海之区，守御之具，又别开一生面矣。然中国向以文德致郅治之隆，武功非其所尚，故武备即经讲求，究不如泰西之精益求精，无器不备，即无器不利也。泰西各国多濒大洋，陆兵虽经训练，究非所重，惟战舰则各运匠心，其船质必求敌炮不能洞穿，其火器必求敌兵不能抵御，虽过于重大，不免进退之间未极灵捷。然式样日新，制造日巧，防守海口，不啻金城汤池，驶进敌境，不啻奔雷激电，其为用固有足多者也。惟建造一船，所费浩繁，故泰西各国战舰虽多，而求其杰然特出，无与比伦者，即在英、法、普、奥素称雄国，亦不过各得一二艘而已。盖需赀既巨，多建为难，但得收镇守之效，助声势之雄，斯已足矣。我中国慎固海防，留心武备，近多购造，然如泰西之铁甲战舰，虽经购受一二于外洋，究非登峰造极，足以纵横于洪涛巨浸之中，而操必胜之券。故西人每谓以中国之大，水师之众，尚不知变更旧制，讲求新法，而求所以称雄，是亦难矣。岂知为政贵审乎时宜，而用兵必明于地利。中国幅员既广，不必以兼并为心；河道纷歧，原自有险隘可守。凡所设战舰，无事则资巡缉，有事则壮声威，惟期分守险要，出入河道，便于往来，宜于守御，斯足以固边陲而卫社稷矣。故近日所制炮船，惟取其多，不贵乎巨，盖几经审度，期于讲武之中而尽美善之法也。善乎！英国议局人员布拉斯之言曰：“当今之世，若装水师战舰，铁甲之外，以小者为佳。盖装大船则所费既多，以一大船之资，可分造小船数艘，驾驶既便，攻击复捷，其利一也。大船所发之炮，不能击尽小船，以数小船围攻大船，炮弹无有不中，其利二也。大船猝遇水雷，微有损坏即难御敌，小船为数既多，彼此可以互相救援，更番进战，敌计难以猝施，其利三也。小船所费既少，即有事亦易建造，其利四也。小船既众，置炮亦多，较诸大船倍能命中及远，其利五也。船小则食水亦浅，凡焚毁城郭，轰击炮台，大船不能驶进者，小船自可近岸，其利六也。两军接战，胜则可追袭深入，败则可退守河汊，其利七也。若以水雷炮置于小船中，进迫敌船，又可乘机施放，其利八也。”布君所论如此，亦足见战舰惟宜求精，不必求巨矣，所谓精骑三千，可敌羸牛数万也。方今留心时务者，每欲事事效法泰西，即各省河道，亦议浚而深之。然河道既浚，虽属便于轮船，而不幸祸变猝兴，究不知何险可守也。则不若多造炮船，精练水师之足以巩苞桑之固，而奠磐石之安也。
慎用兵
兵凶战危，故圣王不得已而用兵。或衅非我启，事至乃应，端非我开，迫而后起，不为戎首，不为祸始，诚所谓出于不得已也。然而兵锋一交，不可终弭，即幸而胜，所伤已多，况至于败北奔亡乎？其害实有难言者已。尝观英京日报所核，欧洲各国战争之时，劳民伤财，统计其数，刊为清单，不禁阅之而慨然也。夫用兵之际，伤人民，糜帑饷，固不待言，而其中因积劳成疾，殒命军营，殁于王事者，其数更无可稽。伦敦《泰晤士报》内载，泰西各大国军兴以来各款节目，据称自一千八百五十二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此二十五年中，各国兵兴，其战死疆场者凡一百九十四万八千人，度支库项凡一万二千六十五兆圆，军士之逃亡死伤，房屋货物之焚烧毁坏，概所勿计。其中俄、土两国于十二年前构兵之时，计兵士战死者七十万人，所费帑金一千七百兆圆，此即英、法助土攻俄之役也。而我中朝，自道光末年粤西始乱，发、捻、回、苗相继并起，薄海云扰，苍生鼎沸，蔓延十数省，抢攘二十年，陷城邑以千百计，杀人民以亿万计，亦可谓祸极而惨至者矣。是则此二十五年中，中西皆有兵事，其杀戮之数，多寡不可计极，财殚力痡，几于相同。然而用兵之故，则有异焉者。中国以王师征叛民，名正而言顺，其自外生成，妄思篡踞，毋论不容于尧、舜之世，抑亦徒取死亡耳。惟我国家深仁厚泽，浃洽人心，歼厥渠魁，协从罔治，以天地祖宗之灵，社稷人民之福，出民于涂炭，救民于水火，其事虽劳，其心弥苦，而其衷可大白于天下。若西国则不过为争地争城起见耳。子舆氏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如英、法与俄争土，普之伐嗹、伐澳、伐法，皆志在幅员，割土地，扩版图，而驱人民于死地。其一时鹗视鹰瞵，狼吞虎顾，惟知树威克敌以相雄长，执欧洲之牛耳，至于糜烂其民，弗顾也。夫保民与殃民，其心孰善？守土与益土，其事孰公？必有能辨之者。况乎欧洲各国之战，与朝廷之进征乱党情形不同，器械亦异。中朝虽亦不废枪炮，而弓矢戈矛，长器与短兵相间。西国则惟恃火器而已，雷轰霆击，岳撼山摧，无坚不洞，无锐不糜，以骨肉之躯当之，未有不为尸山而血海者也。是以普、法蔑士外之战，一日而至十万人；师丹之战，一朝而至数万人；即近日俄、土加里布之战，亦顷刻而死伤三万二千人。倘欧洲诸国一旦并起而争雄角胜，其犹等性命于虫沙，委膏血于草莽，不至人类胥泯而不止也，而谓仁者为之乎？呜呼！近日战祸之烈，固未有如欧洲者也。夫古今来好大喜功之主，每思穷兵黩武，而弗戢自焚，必至颠覆。非惟人事，抑亦天道。语云：三代为将者不祥。”欧洲之善用兵者，如法王拿破仑、英将穵林邓，每战辄胜，然较之于今，则有间矣，以火器日精而益巨也。呜呼！兵凶战危，至今日而可侈谈武略，轻尚战功也哉？以故圣王在上，必先慎于用兵。
英但自守
兵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弗备，此言兵之不可废也；兵犹火也，弗戢自焚，此言兵之不可逞也。古今来雄才大略之主，好大喜功，往往穷兵黩武，而其后卒至于不振；尚武功之国，以甲兵称雄，而其强必不能久。日中则昃，月满则亏，盛极而衰，其势然也。夫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缙绅先生以干戈为儿戏，朝廷之上但知粉饰张皇，以侥幸苟且于无事。甲胄之士，锦衣玉食，优游嬉戏，而惮历甘苦于戎行，故观其外则彪然，而究其中则薾然，此间消长之机，间不容发。英虽屹然三岛，峙于海外，而实欧洲之雄国也，其以强著称者数百余年矣。水师之精，尤为无敌，欧洲大小诸国无不畏之，奉以牛耳。欧洲有事，英无不预，仗义执言，慷慨喜战，其兵出无不胜，以此虎视六合，鹰扬八荒。顾近来持盈保泰，渐有厌兵意。即如法为普所覆，英国近在咫尺，且素为唇齿之邦，自助土攻俄以来，捐弃夙嫌，缔结新好，凡有兵事，无不并出而齐驱，几有辅车相依之势，而此役也，按甲息兵，竟袖手为壁上观。卒至王禽国蹙，名都蹂躏，割地议和，竭蹶万状。不知法既不振，英势亦孤，外失大援，内惭不武，论者未尝不追咎其失策也。议者谓英之兵力，近亦略可见矣，即如伐俄之役，非法为之助，英亦不能以独力支俄，然且慬而后克，用兵之费不敢责偿，英之国帑缘此而绌。嗣后伐阿比西尼，伐亚山的，不过蕞尔小邦耳，以英临之，奚啻虎豹之驱犬羊，而载笔者扬厉铺张，若临大敌，赏功之典，至再至三，铭勋告众，夸示弗遑，外强中槁，夫亦可睹一斑也已。今者俄、土交兵，俄人分道进攻，其渡多恼河而南也，几有投鞭断流之势，战士龙骧，三军虎步，长驱疾捣，直逼土京，土至此已岌岌乎殆矣，而英犹置之弗顾也，曾未尝以一旅之师助土。其所言调遣战舶，简选甲兵，往驻土境以保土京者，数月以来，徒托空谈，曾无实效，其曰助土，犹如以饼饵哄小儿，直不值欧洲诸大国一噱也。夫俄、土之争，欧洲大局之所关也。俄强而土弱，俄大而土小，俄众而土寡，其势之不敌，夫人而知之矣。必俟土国之糜烂而后出师援之，则俄之所得已多，土之所失独大，论事者犹以为迟，而况至此而仍寂然也。呜呼！俄能并土，而土断不能支俄，前者英、法相联，不俟俄之入土，而反转而攻俄，其迟速之间不能以寸，而制胜之方不可以道里计矣。是则英何昔勇而今怯也，昔智而今愚也？岂前日之土应助，而今日之土不必援耶？论其大势，夫亦犹是。徒以法不肯为英用，英又不能合法，故迟回审顾，观望徘徊，以至于此。然则英之强非真强也，必联法而后得逞耳。今者欧洲诸大国，兵皆百数十万，一时调集数十万之众，可以顷刻而出境。而英国中可调之兵仅四万而已，虽号称精锐，而必不能当十倍之众，有可知也。英国养兵之费独多于诸国，而调兵之难独少于诸国，则以不能寓兵于民也。英每岁度支出入略相当，而库帑时虞其支绌，一遇变故，势不得不告贷于民间，而民每以不战为尚，此战事之所以不能遽兴也。抑知画疆自守，境外之事不敢预闻，此积弱之渐也。诸侯守在四邻，天子守在四夷，故保境必先保邻。土虽距英远，而关系于欧洲之安危者独巨，英即不能以一国支持其间，亦当联合诸国以谋之。今若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无关疴痒，吾窃谓其计之左矣。或曰，英至今日，属土已遍天下，志愿已盈，但务自守，不遑他求，故迩来礼乐雍容，专修文教而不尚武功。
洋务在用其所长
呜呼！天下大矣，人才众矣，未得以囿于一方，限于一国，稍有所知，辄嚣然而自足也。泰西诸国，通商中土四十余年，其人士之东来者，类多讲求中国之语言文字，即其未解方言者，亦无不于中土之情形了如指掌，或利或弊，言之无不确凿有据。而中国人士，无论于泰西之国政民情、山川风土，茫乎未有所闻，即舆图之向背、道里之远近，亦多有未明者。此固无足深怪，独不解其于中国之事，如河漕、兵刑、财赋诸大端，亦问之而谢未遑焉。何则？时文累之也。即有淹博之士，亦惟涉猎群圣贤之经籍，上下三千年之史册而已。故吾尝谓，中国之士博古而不知今，西国之士通今而不知古。然士之欲用于世者，要以通今为先。今日中国之所以治内者，在练兵法，达民情；所以治外者，在御侮而睦邻。此四者要不过综其大纲，其余如通商、理财、制器成物，亦当次第举行。夫我中国乃天下至大之国也，幅员辽阔，民族殷繁，物产饶富，苟能一旦奋发自雄，其坐致富强，天下当莫与颉颃。顾富强之效，则在开矿辟地，造电气通标，筑轮车铁路，俾中国之大，远近可以互相联络，仓卒有变，调兵遣舶，数日而可至。其险要之处，则以重兵扼守，汰冗军，练劲旅，通中国之地，以雄兵三十万守之，可以无敌于天下，强邻悍国虽有觊觎，亦不敢发。自此，可措天下于磐石之安，而致苞桑之固。今欧洲诸国，通商中土，跋扈飞扬，几不可制，凡有所要求干请，强以必从，其骄凌桀骜之气，常若俯视一切。何则？以交际之道未得也。苟能开诚布公，可者予之而不可者拒之，即至万不得已而用兵，亦可有恃以无恐。能如是，诸国亦谁敢侮我者？虽然，睦邻之道亦不可不讲也。遣使驻都，设立领事于贸易之地。民间往来内河，尽许用轮船。有出洋贩运于诸国者，华官皆为之保卫，或为先路之导。此外开矿务，垦旷地，筑铁路，皆与民共其利，务俾民情得以自达，而不至于上下隔阂，则民间忠义之气自能奋发于无形。泰西各国制造电线，由其国都以达中土，邮筒传递，顷刻可通，而中国独无之，未免相形见绌矣。故中国而有志振兴，及今尚未晚也。近日一二西人以其所知教导我国之人，不可谓非热心锐志者，苟能师各国之所长，兼收并蓄，悉心致志，务在探其阃奥，而勿徒袭其皮毛，安见其遽出西人下哉？美为泰西之雄国，其所建电气通标，独多于各邦，而美国总统尚以大西洋海底虽有电报相通，往来香港，然乃英国所设，报赀甚重，不若新筑电线于太平洋，通日本以达中土，则美邦独擅其利，而秘事不至于外闻，又岂复受英人之所制。由是观之，美人之谋国，思深虑远如此。其欲造电线也，计自嘉厘符尼亚邦而至哈维岛约六千二百四十里，由哈维岛至般宁岛约九千七百二十里，自般宁岛至日本之横滨约一千五百里，自横滨至上海约三千七十五里，其道之纡回辽远，总计二万一百九十里，工程浩大，可谓不惮其难者矣。然则我中国，即于电线一节已远不及泰西，复何论其他？乃犹鳃鳃然侈口夸示于人，谓能仿效西法，采取众长，不且贻笑于远方也哉。呜呼！何不返而自思，以力图振作也欤。
办理洋务在得人
我国家于办理洋务一节，虽于各省通商口岸设立专员，无如仅有空名而无实效，徒糜廪禄而已，西国官商亦以其无权也，视之有若赘旒。其为是官者，遇大事固不能自主，即一二琐屑小事亦不能独断独行，必且禀承上命，需之以时日而虚与之周旋。领事官以其如是也，即小事亦必见道宪，谒抚院，或且直陈之制军之前，稍或迟回审顾焉，则立禀其国之驻京公使，而与总理卫门为难矣。然则，通商口岸虽有洋务人员亦何裨于大局哉？况乎今日之为洋务人员者，大半因循懦玩，不自振作，而畏蜀如虎，徒见盈廷之诺诺，而未见一士之谔谔。即如西人凡报失窃之案至，官则必追缉原物，如或不然，则必如数赔偿。所闻近事一二端，殊有可发一噱者。夫使失物必偿之而后了事，则以后正复偿之不胜偿矣，由是推之，华官道经香港，如有失物，报官查缉而已，港官能舍赀偿之乎？即如中国星使驻扎西土，若有失窃之案，亦从未闻有赔偿者，设使华官星使强欲其偿，西国人士必大以为不然，而执法之吏，且持万国公法新定和约以相从事矣。语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国所不可行者，何为行之于中国耶？至若夺民间之利，贩犯禁之物，擅以小火轮船深入内港，任意诋毁中国崇奉之教，昌言众前，凡此皆与我禁令条教相违而于例不可行者也，而彼在中国行之，悍然无所顾忌也。顾此非西国商民遽敢如是也，在由办理洋务人员畏葸纵弛，日复一日，以至于此，履霜坚冰，至其所由来者渐矣。吾尝谓中国之事，事事为西人窥见其隐，洞烛其微，几于无遁情，无遁形。吾中朝官吏，即欲粉饰夸张以相掩蔽，亦徒贻笑端，适足自点耳。办理中外交涉之事，惟有可者可，否者否，是则是，非则非，决之以一言，折衷于一是耳。诚能持之以大公，折之以至理，可从则从，不可从则官可休，头可断而议终不可摇，请终不得允。西人要未尝不熟思而审处也，无如身家念重，爵禄恋深，遇事则诿之于人，县则诿之于府，府则诿之于道，道则诿之于督抚，督抚则诿之于总理衙门，办理愈迟，头绪愈棼，言词愈繁，而事愈决裂，至总理衙门则无可诿，不得已乃委曲迁就之。此近日洋务之大凡也，西人尽已知之深而稔之久矣。平时即或遇有大事，龂龂以争，一若断不能从者，而色厉内荏，彼早识之，以故争愈力则请愈坚，恫喝要求，无乎不至，逮无可如何，而曩之所谓不可从者，今已无不如命以行矣。若夫各省通商口岸，近日洋务愈多，办理愈难，当轴者颇形棘手，吾则谓此由任之者未得其人耳。夫西人岂无耳目？苟其人而居官清正，持躬谨饬，平日与西人交际，开诚布公，临事必断必速，西人未尝不采诸舆评，证诸公论，而自不敢多所苛求也。惟在己先有不可告人之隐，平日已为西人之所轻，即使善于逢迎结纳，出言断事正复不能见重耳。如有大事，则当以国体争之。如更定厘税，我朝廷自有制度，非邻国之所宜预闻。其重轻所系，斟酌尽善，国家当自具权衡，即寓有体恤远人之意，亦关朝廷德意之所流布，初非强我而为之也。若事事由西人挟制其间，委曲相从，则国不可以为国矣。呜呼！言之匪艰，行之维艰。在局外者尽不妨侃侃以谈，而在局中者正复大费踌躇耳。时事难为，杞忧甚大，此宣尼之所以致叹于才难，而富强之术所以为国本计者，要不可不亟讲也哉。
建铁路
电气通标，轮车铁路，西国以为至要之图，而中国以为不急之务，且以为中国断不能行，亦断不可行。或谓愚民惑于风水之说，强欲开辟，必致纷然不靖，是以利民者扰民也，此不宜者一也。或谓轮车之路，凿山开道，遇水填河，高者平，卑者增，其费浩繁，将何从措，即使竭蹶而为之，徒足以病民而害国，此不宜者二也。呜呼！是殆中国未之行耳，中国之民未之见耳。设使由少以成多，由近以及远，暂行试办，安见其必多窒碍乎？吴淞车路之成，英国大臣闻之，设宴相延，为中国捧觞称庆，以为此不过小试其端，而往来之盛，驰行之捷，俾民间见之，知其意美法良，所愿将来推行尽利，中国十八省中无不皆遍，则四通八达，商贾之转输无阻，信音之邮递匪遥，其为裨益于民生国计，岂浅鲜哉？盖开通铁路，既为中国之利，而通商于其地之诸国，亦无不利，岂独英一国为然哉？今计英国一国之中，所有铁路里数，回环曲折，各处相通，约略五万余里。建造之费计金钱七百十八兆镑，每岁往来之客计不下五百有七兆，其所收之赀约金钱六十兆镑，而除经费之外，可溢余利二十五兆有奇。西国之例，铁路属于公司者则余利归于公司，属于国家者则归于国家，而赁地之项，公司当按岁输于国库。或国家有军旅之事，铁路归于国家统辖，若为敌国所毁，则事平偿其所值。且地属国家，国家欲出赀购诸公司，亦无不可。故轮车铁路之利国利民，莫可胜言。且铁路之所至，亦即电线之所通，其消息之流传，顷刻可知。况乎轮车载客之利少而载货之利多，一岁中贸易场中所获之利，不知凡几，公司所得赢余不过二十五兆，若较之客商，百分中之一耳。且国家于有事之时，运饷糈，装器械，载兵士，征叛逆，指日可以集事。何则？以兵警军情传递甚速，彼此应援，捷于呼吸也。然则，轮车铁路安见其不可行哉？英国、中土，易地皆同也。况乎今日泰西通商中土，骤增口岸，轮舟之利已穷矣。外海则自潮琼而达于沈辽，长江则自镇江而迄乎重庆，凡轮舟所能至之地，无不至焉。吾谓创建轮车铁路，即权舆于此矣。何则？长江一带，许其建埠头载货物者凡六城，则以后小火轮船必将络绎于长江，或将伺间乘隙，请入内港。所设领事远在云南，由大理而至重庆，相距尚遥，非以车路通之不能捷达，势必由云南以至重庆，由重庆以至汉口，由汉口而分南北两途以达于各处。十余年前，轮车铁路公司早已绘图贴说，志在必行。英国驻京公使以英商之意未免出之太骤，故未代为之请，明知请之必不能行也。今则凡可以用轮船者，无不为英商足迹之所已经，而所专心致志者，则在轮车而已。使其小为经营，必先试行于通商口岸，以利往来，上海吴淞其已事可援也。夫天下事，未有不受之以渐而图之以豫者，惟明者能料之于先，识者能见之于著。三十年之后，其事机又将一变乎？或者谓轮车铁路未尝不利于国家，便于商贾，与其因西商之请而为之，不若我中国之自为。然而执持成法，拘泥宪章者，恐其议格不能行也。审势揆时，非出自西人，则中国断不自为之耳，此贾生所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
除额外权利
呜呼！今日者，中外交际，云为繁变，亦正多故矣。西国凡有所请，务在必行。中朝每谓其要挟，议其恫喝，时思所以裁抑之，由是龃龉之故，率起于此，而究之彼之所请，我又不得不允也，徒多往来烦渎而已，徒见纷纭＋，而已。彼惟以许之难，故索之奢，以为此日之所得，由于力请而致，非然者恐难如愿以偿也。其实中外交涉之事，不外辨其公私、分其曲直而已。即如开埠一款，中外既已立约通商，依泰西各国之体制，则遍至内地贸易，亦例之所当然。而中朝不能尽开内地者，以西人不归中官管辖也。西人来中土贸易，其立论命意，盖亦极为广大而旷远，动以地球一家、中外一人为言。故见我中国因循自域，以外交为耻，而时作深闭固拒之计，彼亦恒从而姗笑其间，以为识见之甚隘，襟怀之不旷。夫中国不欲尽开内地者，盖只见夫西人之日来，而不思华人之可往也。不知既已开埠通商，至一处无异于至各处，我之所宜与西国争者，额外权利一款耳，盖国家之权系于是也，此后日仁人杰士之所宜用心也。倘因通商内地而与之争，徒示外国以不广，而彼反得有所藉口矣。夫我之欲争额外权利者，不必以甲兵，不必以威力，惟在折冲于坛坫之间，雍容于敦槃之会而已。事之成否不必计也，而要在执持西律以与之反复辩论，所谓以其矛陷其盾也。向者英使阿利国以入内地贸易为请，总理衙门亦以去额外权利为请，其事遂不果行。夫额外权利不行于欧洲，而独行于土耳其、日本与我中国，如是则贩售中土之西商，以至传道之士、旅处之官，苟或有事，我国悉无权治之。此我国官民在所必争，乃发自忠君爱国之忱，而激而出之者也。故通商内地则可不争，而额外权利则必屡争而不一争，此所谓争其所当争也，公也、直也。又往者领事一官，虽与我府道并行，而一旦龃龉，亦得调遣兵舶，权宜从事，此通商口岸办理洋务者所以益形掣肘也。今我朝廷已准英使所请，增埠各口，盖以见中国并无自域之心，而深具柔远睦邻之意。彼于增埠之后，而请减厘金，盖欲以加惠于商人，中朝亦不能不许，我朝廷于是亦酌加税项，因时制宜，以示一朝之规制。盖加税一款，乃我国家自有之权，或加或减，在我而已，英使固不得强与我争也。于是宜与者与之，宜取者取之，此中具有权衡，我朝之从容驾驭，不远出于寻常万万哉？夫我中国不能以有益者尽与英人，犹英国不能以有益者悉畀我中朝也，去取之间，盖在当轴者明其公私曲直而已。
卷四
西人渐忌华商
自泰西诸国与我中朝通商立约以来，三十余年间，贸易场中前后情形迥尔不同。前日之为洋商者，拥厚赀，居奇货，志高气豪，非重酬巨款，不足以入其目，动其心，几有俯视一切之概。今则争利者日多，趋利者日众，船舶之价日贬，运载之费日减，西来一切货物日渐薄劣，而其值较之于前亦少四五倍，锥刀之末，无不群焉赴之，如蚁之附膻、蝇之慕腥，而举止气焰亦似不若从前之倨侮矣。列国中以英人最工心计，商贾之迹几遍天下，而其高视阔步，轻蔑肆傲，每不足以服人。日耳曼人出而一反其所为，渐能与华商浃洽，贸易所至，未尝不夺英人之利薮，不知此犹浅焉者也。今日英人之所忌者，盖在华商耳。昔之华商多仰西人之鼻息，即有赀本，每苦于门径未稔，无从可入，往往观望不前，苟且自域，惟有听西商之指挥而已。故昔者西商行贾于中国，事事与华商争利，非谓华商尽无所利也，华商之利小而西商之利大也。华商本轻而利薄，舟不能冲涉波涛，货不能挽输远近，其在洋务中者，每事无不藉手于西商，而运货之费、保险之值已至不赀，适为西商增其利益而已，华商所赢无几也。今则不然，自轮船招商局启江海运载，渐与西商争衡，而又自设保险公司，使利不至于外溢，近十年以来，华商之利日赢，而西商之利有所旁分矣。即如香港一隅，购米于安南、暹罗，悉系华商为之，凡昔日西商所经营而擘画者，今华商渐起而预其间，其人既能耐劳苦，工值又廉，东南洋一带华人与华人声气相通，帆樯往来，经旬可达，而西商贸易日见其淡矣。此其故，西商口不能言，而心实知之。数年来，港中洋行渐改为华房，而岁有数家闭歇者，折阅之事亦复层见叠出，岂昔日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故能操奇致赢欤？今日事事不逮从前欤？以我观之，榷算之工、运筹之密、心思之巧、智虑之精，今固无异乎昔也，而所以有赢绌之分、厚薄之别者，则以利权不能独擅，利源有所潜夺也。推原其故，盖有二端，一则分之于各埠，一则分之于华商。试观道光中叶，为洋务者无不起家巨亿，而洋行之富甲于王侯，粤东一隅之旺，无以复埒。逮乎五口通商，余皆平等，而上海独为巨擘，粤东洋务自此而衰。及至新增各口，地方愈为辽阔，来者日以繁盛，然交易货物止有此数，温、琼等处去者寥寥，恒有经月而未见一舟者，关吏惟有饱食酣眠而已，此增埠之无益于通商也明矣。今西商亦有渐悟其非策者，然势不能骤改也。何则？众进亦进，众退亦退，英在此时已渐为他国所牵掣，断难以一己而违众人，亦惟有有进而无退而已。华商分西商之利，要不过在近今八九年中耳，而西商已不能支，忌嫉之心，渐形于色。即如港中华商蒸蒸日上，衣冠礼义轶于前时，而西商意存轻藐，常有抑而下之之心，每议阖港之事关于众人者，华商辄不得预其列。其心以为权由我操，则庶得张弛如志耳，否则彼将议我之后矣。盖其所以憎及华商者，不在予以虚名而在分其实利，其必龂龂然不欲华商与之齐驱并驾者，特恐虚名实利一并归之，从此益得与之争衡耳。然吾知不三十年间，华商所至愈远，其利渐溥。机器一行，制造益广，一切日用所需，不必取之外而自足。在彼者，呢布为大宗，我自能仿效；在我者，丝茶为巨项，我亦可捆载以前往。日新月异而岁不同，有非西人之所能制者矣。
旺贸易不在增埠
呜呼！吾窃谓英人增埠之计左也。四十年前，英人通商不过在粤东省垣，而洋货腾贵百倍于今，华人之居间售货者，亦目为洋商，其富率数千万，英商来者，无不获利以去。道光二十二年，准畀五口通商，上海最为雄镇，懋迁之利独溥，而粤东贸易则大不如前。何则？盈于此者绌于彼，盛于此者衰于彼，消长之道然也。同治初元，增开八埠，而汉口最当南北之要冲，往来之孔道，地势适居厥中，为自古商贩者操奇致赢之地，以英人往与互市，当必利薮独擅。孰知兵燹频经，元气不复，时运转移，地道变迁，遽形今昔之不同，良可叹也。今所开十余埠中，究以上海最为富饶，商舶贾艐，远近毕集，阛阓之盛，天下所未有。然而迩年来，犹且货物滞消，居奇折阅，中外巨商无不外强而中槁。以是言之，懋迁如是其难也。盖贸易之道，当观其所聚而不当观其所分。苟得其地，则一二埠胜于十余埠，所谓握其中权而左右咸宜，据其要道而小大无不包也。口岸愈多，经费愈广，而利以渐分而渐薄。西商每至一处，必定租界，构屋宇，创衙署，立官吏，驻兵舶，其费悉自商人，而西商一切率皆优于自奉，虽有端木之才、陶朱之术，亦不能骤操其左券也。今所新辟者四处，一曰粤东之北海，一曰浙江之温州，一曰安徽之芜湖，一曰湖北之宜昌。北海亦不过与琼州等耳，琼州矿产金而山蕴玉，久为西人所艳羡，何以既辟之后，去者寥寥，已逾半年，而绝少西商前往？识者逆料其一二年后，势将离之而自去。海南一隅，虽可与越南、广西边境之民通有无、征贵贱，而法人近在西贡，未必能舍此就彼也。温州一埠，前已见于天津和约，因恐贸易未必有赢而改索琼州。然温州当浙、闽交界，人民多习于航海，当或胜于他处。芜湖则近于九江，宜昌则近于汉口，彼处华商岂不能贩运洋货捆载而往欤？其地虽产丝茶，而西商已时遣华人入内采办，洋货则载以往，华货则售以来，实与开埠无异，恐开埠后，获利未必其遽饶也。长江中六城，亦如是耳。此吾十余年前所云，但能夺华商之利而未必遽为西人之益也，况今日华商情形又复不同。夫西商之经营虽善，计划虽精，而用度廉俭安能与华商并驾而齐驱？然此犹其小焉者也。通商者非一处，即与英人争利者非一国。普商之精明强干，未亚于英人，而其忍辱耐烦，食廉用节，则在英人上，其入贾中国，今多于昔数倍矣，即此一端可证也。惟是长江之利为所独擅，自江至蜀数千里运载往来，轮船公司固宜磨砺以须矣。吾窃恐其惟利于轮船公司，而西商则无立足地也，况乎伺其后而攘其余者，犹有中国之轮船招商局在也，将来当必起而与之争，譬诸逐鹿中原，正未知其孰得孰失也，故吾谓英人之计左也。
欧洲将有变局
近日综观欧洲情形，大局又将一变。普、奥既联，法、俄又合，英居其中，势成孤立。土耳其又以德为怨，纠群不逞之国与英为难。英前用兵于阿富汗，近又将进讨缅甸。向者波斯本为印度之屏蔽，今复贰英而助俄。是英于欧、亚两洲皆将有战事，设使藩属诸小国环起而叛英，则俄人必将乘间以图印度矣。况今日决裂之势，已几于形见也。英自失法之援，持盈保泰，不敢轻启衅端，即曩者欲出全力以助土，亦惟是虚声恫喝而已。欧洲诸国慑于英之素强，故莫敢先发以与之抗。其实欧洲诸国中兵力之强弱、兵额之多寡，今昔相判早已攸殊。彼普、奥、俄、法，带甲或数十万，或百数十万，而英倾国之师可以调遣远方出而征战者，不过十五六万而已。虽用兵贵精不贵多，然相悬太甚，胜负之数，究未能屡必之于操券也。所恃者，英动必持以正理，是非之辨明而利害之料审，理正则气壮，气壮则师直，故列国多奉之执牛耳。欧洲诸大国中，内虽忌英而外尚辑和，其眈眈相伺，思乘间窃发以制英者，惟俄而已。俄之所专心注意者，尤在印度，特印度非有内乱，俄人决不能得志也。阿富汗、波斯两国，皆足为印度之维屏维翰，英恒欲覆翼之，以与之讲信修睦，缔盟结约，藉收指臂腹心之用。惟叛服不常，乖和莫定，急之则合，缓之则分，俄又从而煽惑之，以是复离英而助俄。今日者，阿、波两国方恃俄以修旧怨，而英国中爱尔兰一境，人心不靖，又将图立为自主之国。外患未平，内忧猝起，俄图印度正在斯时，此固不可失之机也。俄故大诘戎兵，特遣劲旅，将竭全力以从事于亚洲。英知其然，亦以全力与俄为难。夫英、俄之用兵以争阿富汗，非争阿富汗，实争印度也。虽此时当轴者以佳兵为不祥，黩武为非计，志在调停，以期无事，而力保欧、亚两洲升平之局。然以管见言之，将来英、俄必出于战，两雄之中或有一蹶，然后欧洲之大局可定。何则？俄人不复用兵于欧洲，而独注力于亚洲，舍土耳其而助阿富汗，此正秦之不攻韩、魏而西取巴蜀也，盖以天下大势观之，图亚洲易而图欧洲难，俄人已渐悟向者用计之左，故欲失之东隅而收之于桑榆也。顾俄人此谋一萌，而亚洲之局正复可虞。若俄人不得志于印度，转而他图，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亚洲恐自此多事矣。我国家在此时，要当奋发有为，亟图振作，为自强计。我中国虽不以欧洲之治乱为祸福，欧洲之盛衰为忧喜，而当其多事之秋，正我励精图治之日。忧盛危明，古圣王之所不废，况乎叩关互市，越境通商，虎视鹰瞵，环而俟我者之不一其国哉？今日我国之要图，首在富强。欲强则自练兵始，欲富则自治民始，此二者皆本也，其余则末而已矣。仿效西法，崇尚西学，次第以行之可也，而其大端则在得人始。
欧洲各都民数
四大洲中，以欧罗巴一洲幅员为最狭，其间旷野居二，山岭居一，多海隅可湾泊，以故便于舟楫而长航海。顾洲内人物荟萃，学艺精通，善于运思，精于制器，金木之工巧慧绝伦，运用水火备极奇妙，造作舟车更为精良，两轮迅发，其捷如驶，以之乘风破浪，追日蹑电，无不如志，测量海道，处处志其浅深，越七八万里而通中国，殆非偶然。其人隆准深目，思深而虑远，专讲富强之术。其兵整练而有法，行阵以火器为先。国计以商贾为本，而善权子母，航海贸迁，不辞远险，四海之内遍设埔头，欧洲人足迹遍于天下，所至即思兼并，各国无不畏之如虎。或疑欧洲生齿当为天下冠，而抑知不然，兹有普鲁士经历官，将欧洲各城民籍之数详为录出，刊之于书，俾知大凡。英国伦敦城，于一千八百零一年，居民不过九十五万八千九十五人，计至今时已有四百万人。法国巴黎斯，于一千八百一十七年，不过七十一万四千人，计至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则有一百九十八万八千人，其居乡者不在斯列。普国伯灵城，一千八百一十年，居民一十六万三千人，计至今时约一百万。其人民之骤多者，莫如悭那华城，于一千八百六十七年至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十一年之间，由七万四千人竟增至十万七千人，是每百人增多四十四人也。以同是十一年之间而计，士达吉城则每百增四十一人，立锡城每百增四十人，布厘文城、伯灵城每百增三十八人，阿爹沙城每百增三十四人，辅兰活安棣文城每百增三十一人，仙依甸年科士城每百增三十人，布厘士娄城每百增二十八人，地厘士顿城每百增二十六人，夏路城每百增二十五人，晏域城每百增二十四人，列士城每百增二十二人，架喇士高城每百增二十一人，依天北城每百增二十人，咸北城每百增二十人，沙斐路城每百增十九人，布里士都城每百增十八人，高边夏毡城、礼治城、威烟那城皆每百增十六人，哥匿士卜城每百增十五人，巴刺芜城每百增十四人，文治城、律天担城、夏娇城皆每百增十三人，伦敦城、普鲁士城皆每百增十二人，波度城、芝烟城皆每百增十一人，巴黎斯城、那地斯城皆每百增九人，士度荷林城每百增九人，暗士达担城、哥隆城皆每百增八人，云尼士城、巴明咸城皆每百增七人，布烈城、礼安城皆每百增六人。是则普国民数骤增，若此宜其蒸蒸日上也。若俄罗斯、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等国诸城，未经录出，以其数未能真确耳。四大洲中，林林总总，当不知其凡几，而欧洲不过二百数十兆，中国一国则得四百余兆，然则生齿之繁，莫如中国。以中国一国之人数，已可抵欧罗巴一洲而有余，岂不盛哉！如就地球四大国而计之，版图户口亦以中国为巨擘。俄罗斯方七十二兆里，户口七十五兆。英吉利方八十兆里，户口二百零九兆。合众国方三十兆里，户口三十二兆。中国方五十兆里，户口四百兆。是则天下诸邦人民之众，无有出于中国上者。顾有众尤贵能善用其众，则富强之术、保卫之方，可不亟讲也哉。
欧洲近日不轻用兵
四大洲中，以欧洲为至雄。用兵之强也，财赋之富也，物产之饶也，工作之巧也，心思智虑之精也，谋划经营之远也，近且日盛一日，薄海内外，莫与抗衡。贸易之广，遍于四大洲中，无不有其足迹，所至之处，设官置戍，水有驻泊之兵船，陆有防守之军士，鹰瞵虎视，莫敢谁何。每遇事故，辄以兵力相恫喝，或则仗义执言，高踞坛坫，执牛耳焉，诸国率皆拱手让之，惟其命是听。稽古至今，始通道于阿非利加洲，葡萄牙人始开埔头于岌朴哥罗尼，荷兰人继之，而英吉利又从而取之，遂为诸国东道之逆旅。于是西境沿大西洋之北，英、法、美、葡、荷、，皆建埠通商，据为己有。此外英则有亚丁，法则有阿尔及。所不取者，皆其所唾弃者也。由阿洲而至东南洋、印度一隅，其幅员之大，埒于中国，观法显之所纪载，玄奘之所经历，诸国毗连，几于星罗棋布，而英尽掩而取之。自余诸岛国，或属西班牙，或属荷兰，或属于英，皆剪灭其社稷，驱逐其君长，并兼其土地，役使其民人。前时中国史册所称入贡为某某国者，今无一二焉，令人思之，几不寒而栗。今日环顾亚洲，屹然峙立者，中国之外，日本而已。越南为法据，缅甸、暹罗为英据，阿富汗现已覆亡，波斯仅成孤立，则亚洲全土，欧人几有其半而犹未已也，宁不为之寒心！亚美利加洲所有菁华荟萃之处，已尽为美邦所割据，而其前则固英人之所有也，况美固英人种类，是亦欧洲之国而已。自余，英、俄、法、嗹、西皆有埔头，收其租税，而以便商贾往来。要之，欧罗巴一洲，其地虽狭，而由其所据各地言之，四大洲中实无其比。论者徒按其本土之版图而遽轻之为小国，则诚未之思也已。若其在欧洲中，昔日未通别洲之时，每自相攻伐，甚至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顾一千数百年间，灭国者仅二，一曰波兰，一曰匈牙利，而其余如故也。欧洲诸国从未被别洲之兵，别洲诸国但求不为欧洲所剪灭并吞，则已幸矣。顾欧洲战事其所载于前史者，如罗马之统一疆宇，电扫飙驰，日耳曼之征服诸邦，云蒸霞蔚，英之纠合列国以制法，波沸海腾。而在近日如俄、土之相争，英、法之交助，普、法之斗，奥、嗹之征，皆为宇宙内有数之战。法王拿破仑、英将穵林邓皆以善战名，而其言战也，捷如迅霆，速于闪电，声析江河，势崩山岳，一事之偶拂，一言之不践，彼此即以干戈相见于境上，从未有迟回审顾，踌躇满志，而不敢遽发者也。自法蹶普兴之后，诸强国乃不敢轻于言战。如英之援土，但作虚声，从无实效，但见其今日调战舰，明日简水师，驻泊何处，镇遏何方，荼火纷陈，旌旗照耀，作纸上谈兵而已。俄之于英，抑若将日事于战争，电音远递，警信捷驰，皆谓俄兵出矣，英旅陈矣，而久之则寂然也。日报所传，几令人听之意倦，然则欧洲在今日其不敢轻启兵衅也可知矣。岂以火器之制愈见其精，船舰日固，兵卒日众，昔时普、法交兵，十万之师殒于一旦，不独血肉之躯当之无有不糜，而万钧之炮、百钧之弹，摧坚洞刚，可以平城郭、坏村舍，极其所至，不难赤地千里，自有兵士以来，未有奇惨极酷至于此极者也。欧洲诸国其强且大者，伎俩相同，设一交锋，败者固无论已，而胜者亦丧失殊多，故不轻于用兵也。然此乃欧洲之福而非他国之福也。自欧洲而外，火器、军械、战舰、水师，谁能与之颉颃？若使避其所难者而图其所易者，悉心殚力以勤夫远略，吾亚洲其能高枕而卧哉？
英人减兵非计
英为欧洲之雄国，近时用兵之精，殆无与抗衡，自诩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取。千余年来，其国已无敌国外患，从未有兵戎压境，而仓皇战于界上者也。其国屹然三岛，雄峙海中，若与欧洲不相连属。水师之精练，军舰之巩固，枪炮之坚利，于欧洲之中首屈一指，虽以法之强，犹不逮也。伦敦都城，四周五十余里，以大海为池濠，以铁甲为城垣，防堵之周，守御之密，虽以普、俄、奥、法鹰瞵虎视，蚕食鲸吞，终莫敢有所觊觎而轻犯其锋。欧洲如有兵事，英人必出而持牛耳，与法迭为盟长，仗义执言，诸国皆莫敢谁何，群且俯首听命，其兵力之素著，盖有可知矣。近来持盈保泰，似若惮于用兵。当轴者既以佳兵为不祥，黩武为非策，而上议院诸绅士又务为撙节，恐一旦用兵，经费浩繁，即使战胜凯旋，而功不补过，所得者虚名，所耗者实用，以彼；此，要不能偿。故于普、法之战，俄、土之战，悉袖手作壁上观，而不复出雷池一步，与平日之飞扬跋扈，迥不相侔。论者几谓英国之势自此少懦，岂以盛极则必衰，强极则必弱，日中则昃，月满则亏，其道然欤？近者如乌利亚之用兵于阿洲属土，罗弼士之用兵于阿富汗，皆不过蕞尔弹丸，正荀。所谓胜之不武，不胜为笑者也。而英乃如狮子搏兔，用其全力，稍得捷音，举国相庆，铺张扬厉，藉以自夸，传之四邻，有不渐窥其微者乎？英人知其然也，又复以减兵之说进，一若以我国之兵在精而不在多，即以少许亦足以制诸国而有余，故有议将原额军士减去二万者。此议已在数年之前，而近日复申旧说，皆以国债日增，国帑渐绌，不如裁冗兵以节糜费。顾自旁观者言之，窃以为非也。今日欧洲虽值升平之际，而东有普人之雄视，西有美国之相争，俄改黑海之盟，方眈眈其欲逐，法衔不肯助兵之怨，虽外示辑和而内怀觖望，伏戎于莽，隐伺于门，虽其几未兆，而亦良可寒心，则今日英国之势，几成孤立。所以备边讲武，练卒强兵，不可一日不讲求也。方当下令国中，人同敌忾，民尽为兵，好勇知方，从戎奋义而后可，奈之何遽以减兵之说，而为谋国之亟务也乎？岂真礼义可以为干戈，仁信可以为甲胄，制梃可以挞普、俄、美、法乎哉？恐未必然也。夫英国所取属土，皆以养兵为先，如印度每岁所入耗于兵者，几十之八，诚以守疆御侮，要不得不藉乎此。英国三岛本根所在，其系于安危，尤非浅鲜。况其人强毅英武，能习劳苦，胜于印度叙跛兵百倍，然则何不裁印兵而增英兵，俾收效更速乎哉？
禁鸦片
鸦片为中国之漏卮，人人知之；鸦片为华民之鸩毒，亦人人知之。英人贩运鸦片于中土，岁收中国之利千百万，以供印度之用。泰西诸国航海东来，远通贸易，虽赖英人为之先声，而鸦片之利为英所独擅，美、法诸国未尝不深妒而隐嫉之。特中国不自为之计，则彼亦无从借箸代筹。今英人忽有自行禁烟之议，闻者疑之，而我独信之深也。此乃英国教民之意，而非出自廷臣之见。盖廷臣近规民生，远筹国计，知印度一隅全恃鸦片，设重官，置戍兵，胥于是出，无鸦片是无印度也。英人以印度为外府，乃一国安危强弱之所系。前者既失美洲属地，譬之匈奴之失胭脂山，儿女几无颜色。幸即跨海而有印度，得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今之印度已尽为英所奄有，专藉鸦片以致富强，乃一旦遽将富国强兵之本弃之弗顾，以坐致削弱，反令邻国得收其利。此不能禁者一也。印度地广民阜，种植之贵重者，鸦片之外则有茶树。今即使印人种茶日益繁盛，国中饮之者岁增而月众，似乎后日茶树渐多，鸦片可以渐少，然此只足夺中国贩茶之利，而不足补鸦片之所产。欲思别植一物，其生息可抵鸦片，断乎其未有。此不能禁者二也。英人禁烟之议，屡议之于上下议院，咸以中国近于云南、山西广播罂粟，转贩各省，设使印度一旦禁绝，而中国反得专有其利，于吸食之人毫无裨补。夫既知鸦片为毒物，自当不再以毒物畀人，苟其自种而自食，乃系甘陷于坑阱中，无预于人，而于我可告无罪矣。今兢兢然惟恐人之得利而己失利，以一利字萦扰猜度于中，而不知毅然自决。此不能禁者三也。英议禁烟，而荷兰方且设立公司，纠众种烟。若使他日荷兰栽植罂粟之利，较之五谷百果什伯倍蓰，则诸国必有效尤而起者，东南洋各岛何处不可种烟，则英人至此益难置喙，直有禁之不可而不禁又不可者，进退都非，惟有遵行厥旧而已。此不能禁者四也。烟台所议和约，于鸦片一节，特加重正税半税，而由英人输纳子口税饷以免厘金，英廷尚恐以税饷之重，于鸦片贸易或有窒碍，其销不能畅旺，必令印度商局为之斟酌尽善。夫欲渐禁鸦片只有两端，极贱则尽人可吸，极贵则惟有财者陷溺其中耳。今于烟税之小者，犹必斤斤焉致虑，然则所谓欲禁者只有其名耳。此不能禁者五也。英人特虑贩卖鸦片之名非善，以为我不议禁，他国必有倡是说者，与其出之他人，毋宁发之自我，而并可藉以杜其口。又传教之士其至中土者，往往劝人勿吸鸦片，吸烟者必谓鸦片贩自英人，然后我始得而食之，今不能劝己国之人不售，而徒劝我人之不吸，抑末也。传教人无以应也。故特创此禁烟会，欲藉以一伸其说。不知会中所言，穷年莫殚，累世莫究，志同愚公之移山，心似鲁阳之挥日，于必不可成者，以冀幸于万一而已。其幸而成则归之于人，其不幸而不成则诿之于天，而非上院之爵绅、印度之富商曾措意于此也。此不能禁者六也。或曰，英国于国家大事，多民为主而非君为主，苟民皆欲禁，君亦不能强民以不禁。顾此所谓禁者，非出自通国之民心，不过曾至中土之教士与下院一二搢绅倡行此说耳，原冀天心之悔祸，庶获人心之转机。然则言者自言，贩者自贩，譬如秋风之吹马耳。其不能禁者七也。况乎英人在今日尚注意于云南，马嘉利既殒身于前，而继往者复接踵于后，其自印度而缅甸，缅甸而云南，虽屡经蹉跌，而志意不回。其通云南固为贸易事宜，而鸦片为尤重。云南所出白土，虽经贩运各省，而究不如印度大土之香味独绝，中国之人尤视为珍品。印度既通云南，建筑铁路而兴轮车之利，则鸦片转输，其来尤速，其价益贬，当与云南土等，则吸者自必舍彼取此，而云南之种烟自此必稀。此英人争利之心，肺肝如见，不然，何为是仆仆哉？而谓禁烟之说易行乎？此不能禁者八也。吾请一言以蔽之曰，中国而苟欲禁烟，则其权当操之于我。严新吸，宽旧染，官犯则黜之，兵犯则汰之，士子则不准与试，另编烟籍，自新者除其名。雷厉风驰，上行下效，勿法立而弊生，勿始勤而终怠，勿视作具文，使胥吏扰民而饱其囊橐，务以实心行实政。将见三十年之后，印度之烟必不禁而自绝矣，而何必徒望之于英国也。
英待中国意见不同
我朝自与英国结约通商以来，几将四十年矣，交际愈深，贸易愈旺，埠日增日广，沿海各省几无不遍，而又复自海以达于长江，一若英在今日与中国通商之局，能进而不能退，几为强弱盛衰之所系。英国有识之士，时于无事之秋，盛集之际，各相讨论，而各人意见不同，有欲强中国以收助于指臂者，有欲弱中国以自炫其威权者。往者我朝特简美国人蒲晏臣为公使，出使各邦，特欲结好美洲以为己助，美亦许置中国于万国公法中。英、美两国人心，其在中国则外和而内忌，其在泰西则每相背而驰，英于中国惟恐美人从而惎间之。蒲公使衔命出使之本旨，一曰固邦交，一曰去势力。因英人前后所立之约，无非以势胁而力取者也。于是英人各有议论是事者，有以为我国通商中土岂欲徒恃势力哉？有时商人为土人所逼，不得不用兵保护，若华官以后能力庇西商，岂不甚善？总之，有事宜归两国朝廷秉中裁断，则衅自无从起矣。今欲永与中国和好，莫如收各处领事额外之权，而重改天津之约，一秉至公。今美与中国情浃意孚，一切以公法行事，则我亦不得不以公法待中国，今领事在中国，遇事不交华官办理，而辄调用炮船，此公法所未有也。前任公使阿利国曾有此意，谓中外交涉之事，宜归中国地方官，如不能办则归总理衙门，至传教人入内地，本非和约所许，我惟求中朝事权归一，上以整顿官吏，下以约束人民。我与中国贸易，岁入金钱四十兆镑，若动恃兵力，适以激怨人心，而为害于贸易。即如我求入内地，各国亦尤而效之，苟一许而众不许，何以昭示画一？如此则中朝将国不可以为国，甚非所以睦邻辑远之道也。至于电气通标、轮车铁路，中国尚未知其用，无庸强其所不为，俟之他日天子亲政之时未为晚也。此一说也。有以为中国素来自大，轻远人而外欧洲，此时特以势力不敌，故隐忍以相安耳。如我助中国以治天下，一切悉循万国公法而行，则必曰，彼非亲我，特畏我耳。将不视我为友邦，而几同于属国矣，若我于中国有所请，必不见许，故我必以势力行之，然后贸易轮船可至内河，筑铁路，开煤矿，尚机器，以遍通于各处，诚如是也，中国方有振兴之机。夫使中国而自为政也，可以盗贼永除，官吏有信，开诚布公，保卫西商，有事立行办理，无堕因循，则我国亦何难惟命是听，然我知中国必不能致此也。若如甲言，则我自削其利权，诚不如扬帆而归耳。我国商人、教士时为土人所逼杀，华官何尝能尽心力，彻底办理？不过旷日费时，模糊了事而已，而中朝亦无权使各官之秉洁怀清，奉公守法也。故请命于朝廷，不如我用我炮舶之为速也。美国通商中土，或进或退，自当与欧洲一体，即其公使驻京，我见中朝之所以待之者，初无所异，美亦何能离英而独树一帜哉？是固毋庸深虑也。此又一说也。顾观甲、乙之论，其所重似不止为贸易起见。吾谓英国在今日要当强中国以自辅。中国既强，与英合好，则他国自不得逞。否则俄人肆其东封，日事并兼，至不可制，而印度亦在所堪虞，英岂不见及此欤？夫英于中国通商，所至之地必驻重兵，停战舶，一有事故，立即调兵自保，隐然若树敌国之形，各地驻扎领事，皆与地方官文移往来，一有龃龉，则必请之总理衙门，意存恫喝，此中外变故所以日多也。诚使彼此如欧洲列国交际之道，又何必水师兵舰仆仆于道途哉？在英国可省无穷之糜费，在中朝亦可息无谓之周旋。相习既久，邦交自固，尔无我诈，我无尔虞，而后信孚乎豚鱼，诚坚于金石，岂非中外俱蒙其福哉？今闻英廷自俄、土议和以后，拟减东来驻防，兵舶檄调撤回，或亦渐悟此理也欤。
纪英国政治
英国僻在海外，屹然三岛，峙于欧洲西北，形势之雄为欧洲诸国冠。其甲兵精强，财赋富饶，物产繁庶，诸国莫敢与之颉颃。自言其国中久享升平，无敌国外患者已千余年。近年以来，持盈保泰，慎于用兵，非甚不得已，必不妄兴师旅，与他国之穷兵黩武者，盖大有间矣。顾论者徒夸张其水师之练习，营务之整顿，火器之精良，铁甲战舰之纵横无敌，为足见其强；工作之众盛，煤铁之充足，商贾之转输负贩及于远近，为足见其富，遂以为立国之基在此，不知此乃其富强之末而非其富强之本也。英国之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本固邦宁，虽久不变。观其国中平日间政治，实有三代以上之遗意焉。官吏则行荐举之法，必平日之有声望品诣者，方得擢为民上，若非闾里称其素行，乡党钦其隆名，则不得举，而又必准舍寡从众之例，以示无私。如官吏擅作威福，行一不义，杀一无辜，则必为通国之所不许，非独不能保其爵禄而已也。故官之待民，从不敢严刑苛罚，暴敛横征，苞苴公行，簠簋不饬，朘万民之脂膏，饱一己之囊橐。其民亦奉公守法，令甲高悬，无敢或犯。其犯法者，但赴案录供，如得其情，则定罪系狱，从无敲扑笞杖、血肉狼藉之惨。其在狱也，供以衣食，无使饥寒，教以工作，无使嬉惰，七日间有教师为之劝导，使之悔悟自新，狱吏亦从无苛待之者，狱制之善，三代以来所未有也。国中所定死罪，岁不过二三人，刑止于绞而从无枭示，叛逆重罪，止及一身，父子、兄弟、妻孥皆不相累。民间因事涉讼，不费一钱，从未有因讼事株连，而倾家失业，旷日废时者，虽贱至隶役，亦不敢受贿也。国家有大事则集议于上下议院，必众论佥同，然后举行。如有军旅之政，则必遍询于国中，众欲战则战，众欲止则止，故兵非妄动，而众心成城也。国君所用，岁有常经，不敢玉食万方也。所居宫室概从朴素，不尚纷华，从未有别馆离宫，迤逦数十里也。国君止立一后，自后以外，不置妃嫔，从未有后宫佳丽三千之众也。所征田赋之外，商税为重。其所抽虽若繁琐，而每岁量出以为入，一切善堂经费以及桥梁道路，悉皆拨自官库，藉以养民而便民，故取诸民而民不怨，奉诸君而君无私焉。国中之鳏寡孤独、废疾老弱，无不有养。凡入一境，其地方官必来告曰，若者为何堂，若者为何院，其中一切供给无不周备。盲聋残缺者，亦能使之各事其事，罔有一夫之失所。呜呼！其待民可谓厚矣。无论郡邑乡镇，教堂林立，七日一诣，雍容敬礼，无敢懈者，自能革其非心而消其恶念，教化之行，渐渍然也。凡此不独施之于国中，亦施之于属地，其视属地之民，无区畛域也。印度民饥，道殣相望，英民恻然悯之，布施金钱者无数，故虽荒歉而无害。印度地大物博，种植鸦片，贩运各处，几疑为英人之外府，得以坐收其利，不知印度一岁之所出，适足以供一岁之度支，而有时或有不足，则必辇金钱数十万以济之，以此乃足以服印度民人之心，而不侵不叛。由此观之，英不独长于治兵，亦长于治民，其政治之美，骎骎乎可与中国上古比隆焉。其以富强雄视诸国，不亦宜哉！
英重通商
英国屹然三岛，居于海中，与欧洲各国相间隔，故惟用舟舰以为联络。近年来，航海之利推为欧洲巨擘，而其船舶之多，以及制造之坚、驾驶之能，亦殆莫之与京。曾将历年所建之船分为三等，一曰铁船，二曰木船，三曰铁木合制之船。铁船五百有十艘，木船五百有二艘，铁木合制之船一千有二十二艘，计能装载货物二百三十九万一千五十八吨。前年新行增建者七百十艘，可载货四十二万三千六百五十吨。益以数年来船厂中陆续建置者，又不下二千余艘。自兴刳木之制以来，所造船舶，未有若英国之盛者也。民间贸易转输，远至数万里外，以贱征贵，以贵征贱，取利于异邦，而纳税于本国，国富兵强，率由乎此。然则英之国计民生全恃乎商，而其利悉出自航海矣。与中国通商将四十年，英商足迹所至，几遍中土。国中工艺所出，销流于中国者甚夥，匹头鸦片，尤为大宗，是英国通商在今日几于有进而无退。设使一旦有事，则于贸易大局殊有窒碍。英国亦知其然，故凡事皆欲与中国永敦辑睦，而断不肯无端以启衅。云南戕杀马嘉利一事，几疑决裂，而燕台会议，遂至于瓦解冰消。盖英之民人皆欲出于和，不欲出于战也。且英人之在西土与在中国者，意见各殊，西字日报往往借事生风，冀幸中国之有事以为荣，而《伦敦日报》则冀中国之自强，主上乾纲独断，以驭臣民，中外事权悉归一人，如有交涉之事，无不立办，其用心不同如此。往时驻京公使阿利国，于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寄书外部大臣，请尽禁鸦片，而传教人勿入内地居住，删除领事额外权利，以冀贸易之局可持永久。其说虽下廷议，卒未果行。盖以如是则待中国与俄罗斯、美利坚等，而入中国于万国公法中，设使行事与公法相违，则必撄泰西列国之疵议。况既除额外权利，则华官折狱当一秉乎公，而相矢以信，英商当听其入内地，中国可设领事于香港。英人曾请轮船入内河而中国不许，谓如后有中国轮船驶行内河者，则亦可入，此时亦仅用华船而已。以此龃龉，英人之议者率弗喜。然英商终冀中国之无事，而不欲中国之有事，以贸易之局实以和平为枢纽。惟其思深虑远，往往思夺中土之利以为己有。其运贩中土之物产，以丝茶为大宗，迩时印度种茶日盛，英人多嗜印度之茶，而中国之茶利减矣。法兰西、意大利皆产蚕丝，近更以新法育蚕，投蚕子于沸汤中，蚕即再生，谓之二蚕，出丝自倍，英人以其近也，多购自欧洲，故今日贩丝之旺，异于昔时，而中国之丝利减矣。印度产麻，和以丝棉，织成布匹，以制衣服，染以诸色，鲜艳异常，英人以此谓可代木棉，而中国棉花之利亦日见其绌矣。凡此皆以为后日地耳，则其通商之心计何如也？中土所售于英国者，鸦片而外，则惟匹头。鸦片固为漏卮之最巨者，而近日云南、山西等处均渐布种罂粟，英人未尝不为之寒心。欲夺匹头之利，莫如自购机器，广设机房，木棉、蚕丝、羊毛，三者兼作，行之十年，其效自见。如是相夺，中外之利必且交失。中国固不专恃商人，而英国势必不支，则将如主人枯槁，客自弃去乎，抑将有进而无退乎？窃以为中国与泰西列国通商，不当但恃商力，必如西国兵力、商力二者并用，则方无意外之虞，而练兵之法不可不亟讲矣。惟是兴旺贸易易为功，整顿兵伍难为力，以事非一时可集也。所幸者今日泰西诸国互相牵制。英以通商为重，而离法之后，其势稍孤。法自为民主之国，渐改其好大喜功之习。美则素来自守，不尚并兼。俄自攻土之役，未免与英失欢，且亦隐相忌嫉。普虽胜法，尚未见其飞扬跋扈也。而我此时正可以通商之局牢笼而羁縻之，发奋自强，以实心行实政，毋怠缓，毋因循，毋苟且，毋粉饰，毋骄矜，毋退诿。诚如是也，则彼之待我，自当与欧洲诸国等，不必与之动援万国公法，而自入乎万国公法之中。结之以信义，要之以恪忠，惟以玉帛，不以兵戎，遣使修睦，守约雍容，梯航远至，琛赆来同，然后通商之局乃可与地球以始终。
俄人志在并兼
俄罗斯立国在欧、亚二洲之间，幅员之广，列国无出其右。惜亚洲之地半属沙漠，天气寒冷，植物不滋。所赖以培国本而张国势者，惟旧俄故土而已。部落之富盛，城邑之雄丽，诚足与欧洲各大国相为匹敌。近复取有漠北之地，收其皮矿之利，故日就强盛，有非他国之所能及也。今在位之主，承父兄统绪，即修旧怨，往伐土耳其，大获胜捷，波斯来侵，又奋兵击退之，乘势逐北，割其属部，威声之著，迈越前人。自其前王彼得罗以来，中间女后专政，悉能任权术，罗英俊，内修外御，名震邻国，则国之当兴，盖亦天意有在矣。论者谓俄之嗣主，其深宫所筹划，累世所设施，类无不以乘间抵隙，专伺邻国，以期得逞，庶几天下之大，可藉兵威以力争经营。观其远交近攻，割人境土，得尺则俄之尺，得寸则俄之寸，屯兵置戍，通商裕财，固非专尚武功，徒事侵凌者之可同日而语矣。而浅见之士，狃于所闻，徒知其主好勤远略，其民生齿不繁，地虽大而荒凉特甚，国虽强而帑项不丰，今又与土构兵，以致屡遭败衄，遂以为俄之凭凌小国，黩武穷兵，适足自毙，固不足为患于天下也。不知俄之君臣谋所以致一统之盛，而大无外之规，盖匪伊朝夕矣。其意不得志于欧洲，则必求逞于亚洲，二者将有一遂。其取基华霍罕，即不能恝然于天山南北，其与日本易岛，即留意于东西洋海，而锐意与土构衅，亦即窥欧洲之渐也。以彼蚕食鲸吞，已成并兼坐大之势，倘复闭关自守，则后嗣稍弱，或致外侮迭生，悔将何及。且其四境之外，犬牙交错，如南之波斯，西之瑞典、普、奥，悉皆环顾而伺。即订以婚姻，重以盟誓，要不能藉以固圉也。一旦衅隙可乘，则将搜乘简卒，秣马厉兵，以相从事于封疆矣。且西域回部毗连于东，蒙古、土番游牧于南，寇掠侵轶，时所不免。是俄固战争之国也，能战则兵威足畏，而有以遂其龙骧虎视之谋，徒守则积弱可虞，而不免成鼠入牛角之势。俄其讲之稔矣，计深虑远，及身图之，亟出于战，即晋范文子所谓，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故欲内保山河，必谋外服强邻，此古今不易之理也。俄之所忌，向惟英、法，今普又崛起于中，而奥之与意，要皆势均力敌，英之印度尤与相近，今已次第收入版图，且政教号令，初无歧异，素得回人之心，俄在今日岂能无所顾虑乎？幸法为普蹶，未尝一日忘报普之心，两国互相牵制，而奥、意亦不暇远谋，故俄得与英联婚，俾疑忌中藏而开衅无自，而乃得以专力于区区之土耳其，聊为尝试。然智者见祸于未萌，即微以知著。俄既胜土，则入其国都，据其土地，抚其民人，收其财帛，列国必共起而谋之，欧洲将不能共享太平。俄不胜土，则失之东隅，将收之桑榆，其祸乱相寻，又不惟欧洲之不幸也。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绸缪于阴雨之前，备敌于疆场之外，谋人国家事者，宜有以熟思而审处之矣。
中外合力防俄
地球四大洲中，幅员辽阔，民庶殷繁，自中国而外，当推英、美、俄，而俄尤为巨擘。近时以强国著者，则普之崛兴为最速。综观今日天下大势，维持欧洲之全局者，普而已，而系于四洲之安危者，俄而已。普、俄、英、法四国并行，则可横于天下。盖在今日讲天下大计者，不患在英、法而患在普、俄。法弱而英孤，普、俄如能相合，协力同心，经营天下，则欧洲诸国将莫与抗衡。且普、俄方有志于东方，欲肆其雄图而逞其吞并者，志不独在欧洲也，而俄尤骎骎乎驰域外之观。今者要约波斯，翼助阿富汗，显然与英为难，英亦无如之何也。恐其幸欧洲之无事，舍欧洲而逞志于东方，于是东方独承其弊，此则大可虞也。然则何以待之？曰，莫如中外合力以防俄。亚洲之中，中国为先，其次则印度之英也，又其次则日本也。越南、暹罗、缅甸、朝鲜，或附中国，或属英人，或邻于日本，则等诸自郐以下，无讥焉可也。若在泰西，则普、奥也。或曰，此诸国者皆散在各地，形涣势分，恐不能殚力一心，联声合势，如六国之约纵连衡以摈秦。不知所以防俄者，皆以自为而非为他国，且亦非无端开衅于俄也，原在有备无患，画疆自守，以持其不变之局而已。呜呼！天下事至今日，其变极矣。欧洲诸国皆由西而东，有火车以通同洲诸国，有轮舟以通异洲诸国，联络远近，势同衽席，又以电标为之通达信音，虽数万里之遥，捷于顷刻，迩于咫尺。此固数千年以来所未有也，仅行之于数十年间，而地球四大洲已可由分而合，棋布星罗，有若春秋时之列国，一变之效，何其速欤？而儒生之拘墟于见闻者，尚复昧昧于其故，而不知上达天心，下权人事，夫亦可哀也已。夫春秋时之秦，与战国时之秦，一也，而何以强弱迥异？则以前日有晋为之蔽，而秦不得东，逮三晋分而韩、魏弱，秦乃得蓄力乘时，而肆其蚕食矣，逞其鲸吞矣。今日之俄其势亦犹夫秦也。土耳其虽弱，而得英、法以助之遂强。曩者普、法之战，此欧洲变局之所系，而两国强弱之一转机也，其势亦大有关于东方。而论者乃以海外之战争，有同蛮触，无足称道，此其言岂知审时度势者哉？英、法竞爽，足以制俄，而东方可幸无事。法蹶普兴，而俄又佯与普亲，则俄得晏然无忌，专力以图东方。试观迩年来，英国印度总督欲筑铁路，由缅甸至云南，其赀已集，不日可兴，而俄先筑路于印度北方以当其冲，云南之役由是中撤。中国与俄毗连之境，如黑龙江，如伊犁，如堪察加，如吉林，皆为俄人所据。俄以精兵三万驻扎吉林界外，用以东压朝鲜，西窥辽地。前岁曾遣测量之士七人，自京师而回，取道于天山一带平坦之地，直达伊犁，量度形势，拟将筑路以通车，又取日本之唐太岛，藉以铸器屯兵，以备缓急之用，其志岂在小欤。总之，俄图欧洲难，而图亚洲易，以助土者不独英、法两国也。今虽法惟自保，英似无援，而普、奥近与俄邻，俄苟取土，必不作中立之势。英、法、普、奥一日尚强，则俄人之兵力一日不能西也。若亚洲，则惟中、英、日三国而已，而三国皆不相联属，中、日近又隐挟猜嫌，则俄之得志益可知已。此数十年中，俄人岂能相安于无事哉？我中国如能结好英、日，以彼为援，互为唇齿，然后励精图治，发奋为雄，盛兵备，厚边防，乃足以有恃而无恐。至于富强之术，宜师西法，而二者宜先富而后强，富则未有不强者也。稔悉中外情势者，可不亟为之计哉？
遣使亲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