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兵制》第七章 东汉宋 · 陈傅良
光武中兴，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始于黎阳立营，领骑常千人，以谒者监之，号黎阳兵，而京师南北军如故。北军并胡骑、虎贲二校为五营，置北军中侯，易中垒以监之，领于大将军。光禄勋省户、骑、车三将及羽林令，都尉省旅贲卫士，领于太尉。建武六年，始罢郡国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法，惟京师肄兵如故。明年，罢天下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及军侯吏，尽还民伍，唯更践如故。九年，省关中都尉。十三年，罢左右将军。二十三年，罢诸边郡亭侯吏卒。
案：光武久在兵间，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欲息肩，文书调度，一切务从简寡。由是内省营卫之士，外罢徼候之职。又自西都之季，都试或以为患。韩延寿始以试士潜拟不道诛，而翟义之反王莽，隗嚣之劫更始，李通之劝光武，皆以秋试，因勒车骑，诛守长，号令起事。光武惩之，遂罢不讲，自是汉兵法始大变坏。善乎应劭论之曰：「天生五材，谁能去兵？」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救之，发兵雷震，一切猝办，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警。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鸠雀补鹰鹯，豚鱼曳豺虎，是以每战常负，王师不振。张角荡摇，八州并发，牧守枭列，流血成川尔。远征三边殊俗之兵，忿鸷纵横，多僵良喜事，以为己功。不教而战，是谓弃之，迹其祸败，岂虚乎哉！ 然终建武之世，已不能遵守前法，罢尉省校，辄复临时补置（七年罢长水、射声二校，十五年复增屯骑校。九年省关都尉，十九年复置。而边郡亦往往复置尉。）。明帝之初，以为野无风尘，乃悉罢沿边屯兵。其后北方有变，则复置度辽营（明帝永平八年郑众言）；南蛮或叛，则置象林兵（和帝永元十四年）；羌犯三辅，则置长安、雍二尉（安帝永初四年）；鲜卑寇居庸，则置渔阳营（安帝建光元年）。其后盗作，沿边缘海稍稍增兵（顺帝永建元年令缘边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而令扶风、汉阳筑陇道三百坞（顺帝永和元年），魏郡、赵国、常山、中山六百一十六坞（〈西羌传〉），置屯多矣。始募死罪系狱囚出戍，听从妻子自占边县以为常。自后往往五营缇骑、虎牙之士迭出征戍。
（按：）汉事略循周畿之制，讫于西京，都兵无过一、再出。自中兴郡兵不练，而南北二军交惊于境。安、顺以来，窦宪（永元元年）、邓鸿（永元六年）、何熙（永初三年）三将以击，刘尚（永元九年）、邓骘（永初元年）、任尚、朱宠（永初五年）、马贤（永和五年）、张侨（永和六年）六七将以讨羌，而鲜卑之寇（永和二年），南单于之变（永和八年），亦数移屯，连年暴露。由是王旅无复镇卫之职，而奔命四方之不暇。又方募为陷阵（〈西羌传〉），征为积射，召为义从。大抵创立名号，皇甫规所为。列屯坐食之兵众矣。卒于中官之诛，结援外将。故夫汉之祸，光武之销兵为之也。
至安帝永初间，募人钱谷，得为虎贲、羽林、缇骑营士，而营卫之选亦衰。当是时，边郡守御之兵不精，内郡五卫之备不修（见陈忠疏），诸羌转盛，二千石守、令并无守战意，皆争徙避寇。于是征兵会众，摇动数州，增赋借奉，费八十余亿，暴露师徒，连年而无所胜。至于顺帝，始令郡举五人，教习战射。然而有惮远役，而郡兵始叛矣（永和二年）。
（按：）古人调兵，各从其方之便。高宗伐楚，盖裒荆旅；武王克商，实用西土。至于征徐以鲁（〈书．费誓〉），追貊以韩（〈诗．奕〉），平淮以江、汉，略见于经，可考也。齐桓东讨陈涛，唯及江黄，北入山戎，亦因燕威众，盖犹有节制者。自晋文城濮之役，以秦师从诸侯力征，唯党是与，无复先王之旧矣。汉氏独得古意，役民以法。大帅征师，其备胡则上郡、陇西、北地，事越则会稽、豫章，击朝鲜则举辽东，开西南夷则巴蜀。移兵赴远，不过一、再。自东都兵不能继，然后盗起一方，而羽檄被于三边（魏王朗曰：一隅驰羽檄，则三边被荒扰，此亦汉氏近世之失。）民不堪命，至于背叛。此兴荆、扬、兖、豫四州之卒，击象林万里之蛮，李固所以愤惋也（《通鉴》顺帝永和三年）。
虽改领以步骑五千，费用四十四万亿，凡一年百八十战，羌寇略定，黄巾遂作（建宁二年，羌平。中平元年，黄巾张角反。）。所在盗贼，不可胜数，朝廷不能讨，于是置八关都尉（中平元年）、十三州牧、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统之，虽大将军亦属焉。帝亦自留心戎事，乃大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躬擐介胄，称无上将军。
（按：）三代而上，兵权散主。有扈之师，六事咸在；牧野之战，三卿同出。《书》称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而〈常武〉诗亦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夫太保，相也，非南宫毛之使不能专令兵师；齐侯，将也，非太保之命不敢擅兴禁旅。且以二兵百士，而二三大臣参互职掌。至于皇父整师，尹氏播令，程父出征，则兵无专主，将无重权，大略可考。是以兵满天下，居然无患。迨及叔季，司马世官，爰以命氏。驯至诸侯更霸，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书帅师，讥臣专也。自后兵多常聚，帅多世守，文武异途，将相争长。吴起与田文论功，而廉颇之贤，耻居蔺卿之下。兵之所在，权实归之，是以在外则外重，在内则内重。汉氏兵制，庶几乎古。南北二军，不能兼属，而握兵之臣，辄重于时。太尉、相国，列为三公；城门领兵，得如五府。是故诸吕谋难，必先监军；平、勃交欢，势不相下。孝文入继大统，不俟移日，夺绛侯之柄，归代邸之臣，盖忌之也。武帝留意边功，增设营校，卒置大司马官，尊宠将帅，以寇诸军。大臣之权，尤偏重于将矣。托孤霍光，丞相不与，而霍光亲戚分典兵卫，往往诸奴视相府乌有也。宣帝不堪，至赤其族。惜乎！亦出一切矫枉之计，悉易诸屯，付之所亲子弟。权臣稍削而宦官、外戚始用矣。厥后董贤、王凤代为元戎，以基王莽篡夺之祸。光武中兴，益制前事，内省校士，外罢郡兵，欲以销患，而良法荡然。当时荥阳不过千骑，公掾监领，超迁牧守，其任不轻。自后令出房帷，政归台阁，戚宦迭将，更相倾夺。然五营畏服中人，公卿就戮，为之扫地。何进、袁绍不胜其忿，于是内置园校，阳尊黄门；外重州牧，实召边将。阉竖虽剪，而董卓之祸以成。义军四起，群牧争政，汉遂三分。由此观之，外内轻重，一系于兵。三代之制，为不可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