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壹言秦 · 商鞅及其后学

凡是建立国家，对于制度不能不明白，政策法令不能不慎重研究，国家的政务不可不谨慎处理，国家该从事的根本之业不能不集中。国家的制度合于时势，那么国家的风格就能改变，而民众就遵守服从制度；政策法度清明，那么官吏中就不会发生邪恶的的事；国家的政务统一，那么民众就服从国家调用；国家所从事的根本之业专一，那么民众就会听从使用；事业集中，那么民众就会喜欢农业而愿意打仗。圣人确立法令政策、改变风俗的目的，是让民众早晚从事农耕，这是不能不弄清楚的。民众所以肯为国家拼死效力，那是因为君主在朝中设立荣誉名称和爵位，设置了明确的奖赏和惩罚的制度，民众不用靠空谈、请托私人门路便能为国家立功。民众所以喜欢从事农耕而愿意打仗，是因为看见君主尊重从事农耕和作战的人士，轻视那些喜欢空谈和靠技艺吃饭的民众，更鄙视到处游说的人。所以民众专心从事农战，他的家一定富裕，而且自己也会在国中显贵，进入朝廷为官。君主打开为国家出力的门路，而堵住为权贵效命的行私请托的门路，用这种办法达到吸引民众力量的目的；为私人效力不能在国家中显达，私人也不能在君主面前请托。如果这样，为国家立功的人得到鼓励，那么君主的命令就能得到实现，而荒地就能得到开垦了，四处游荡的民众就会停止，而邪恶的犯罪现象也就不会发生。治理国家能集聚民众的力量专心从事务农作战，国家就会强大；能够使民众从事根本之业（农耕），禁止商业、手工业，国家就会富足。

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能集聚民众的力量，也能消耗民众的力量。制度清楚，民众的力量就能集中，民众的力量集中了却不消耗使用不行，民众为国家出力却得不到回报，那么就会发生动乱。因此，治理国家的人，他集聚民众的力量是为了使国家富裕，使军队强大；消耗民众的力量，是为了消灭敌人鼓励民众立功。如果国君只打开为国出力受赏的门，而不堵住为私人效力请托的门路，那么民众的智谋就会增长；民众的智谋多了而不加以教育，那么就会发生邪恶的事。堵住私人门路而不打开为国家出力受赏的门路，那么民众就会糊涂愚昧；民众糊涂又不被使用，那么民众的力量就无处用；民众的力量无处使用，又不用来攻打敌国，那么就会产生虱害。所以集中民众的力量用于专心务农，消耗力量用来攻击敌人。治理国家贵在使民众努力的方向一致，民众专一那么就淳朴，淳朴就会务农，民众务农就会变得勤劳，勤劳就会富裕。让富人用钱买官爵，消耗他们的财产，他们就不会放荡；用刑罚制止他们放荡，就会去务农。所以能集中民众的力量而不能使用民众的力量的国家一定会乱，只能使用民众的力量而不能集中民众的力量的国家一定灭亡。因此君主知道调剂这两个方面，国家就强大；国家不知道调剂这两个方面，这个国家就会被削弱。

民众没有治理好，这是因为君主的政治措施不高明。国家的法规不能严明执行，那是因为国君助长了动乱的因素。所以英明的君主不能放松统治措施，不能助长动乱因素；国君掌握大权，主持朝政，根据法律治理国家，在朝堂上捕获奸邪之人，而且官吏也没有邪僻的行为；奖赏、刑罚决断得有凭据，做出的各种器物用具有一定的规矩。如果这样，那么国家的制度清楚而民众的力量也能被充分使用，君主设置的爵位尊贵，而各类人物也能被任用。现在列国的君主都想要治理好民众，却滋长了产生动乱的因素。并不是他们乐意让民众乱，这是因为他们固守过去的陈规旧习而没有弄清楚当前的形势。这样的话，他们对上效法古代而得到的东西却在今天又行不通，向下拘守现状却赶不上时代的发展，不明白社会风俗在变化，不了解治理民众的情况，因此滥用奖赏反而招致了使用刑罚，减少刑罚又使奖赏没有效用。君主设立了刑罚可民众不服从，奖赏的财务用尽了邪恶犯罪的事更多。所以民众对于国君，都是先接受刑罚的约束而后受到奖赏。因此，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不效法古代，不拘守现状，根据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来制度适应的政策，考察社会风俗来制定法令。假如对法度的确立不考察民众的具体情况设立它，就不会成功；对政策确立能适应当时形势要求使用它，就不会相抵触。所以英明称王天下的君主治理国家，一定慎重去做，认真考察情况，将思想集中在专心于农耕和作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