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札记》第二十六章 卷二十三清 · 赵翼
○宋辽金三史
元顺帝时，命托克托（旧史名脱脱。）等修辽、宋、金三史，自至正三年三月开局，至正五年十月告成。以如许卷帙，成之不及三年，其时日较明初修《元史》更为迫促。然三史实皆有旧本，非至托克托等始修也。各朝本有各朝旧史，元世祖时又已编纂成书，至托克托等已属第二三次修辑，故易于告成耳。《辽史》在辽时已有耶律俨本，在金时又有陈大任本，（说见《辽史》条内。）此《辽史》旧本也。金亡后，累朝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后据以修史，（见《金史》条内。）此《金史》旧本也。宋亡后，董文炳在临安主留事，曰：“国可灭，史不可灭。”遂以宋史馆诸记注尽归于元都，贮国史院，（见《元史 董文炳传》。）此《宋史》旧本也。元世祖中统二年，王鹗请修辽金二史，诏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寻又诏史天泽亦监修。其金朝卫绍王记注已亡失，则王鹗采当时诏令及杨云翼等所记足成之。（亦见《金史》条内。）及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事见《元史 托克托传》。）此元世祖时纂修三史之本也。故至正中阿鲁图、托克托等进《辽史》表云：“耶律俨语多避忌，陈大任词乏精详，世祖皇帝敕词臣撰次三史，首及于辽。”《进金史表》云：“张柔归金史于先，王鹗采金事于后。”《进宋史表》云：“世祖皇帝拔宋臣而列政途，载宋史而归秘府，既编戡定之勋，寻奉纂修之旨。”可见元世祖时，三史俱已修订。而《元史 托克托传》并谓，延、天历间，又屡诏修之。则不惟修之于世祖时，而世祖后又频有修辑矣。盖宋、金虽各有国史，然其末年正当国亡时，岂复尚有记载？是必元朝命史官采掇，而史官以耳目所接，睹记较亲，故金、宋亡国时纪传更觉详悉。大概金宣宗以前、宋度宗以前之史，皆金宋旧史也。金哀宗及宋德、景炎、祥兴之史，则元代中统、至元、及延、天历所辑也。其所以未有成书者，《托克托传》云，以义例未定，或欲以宋为世纪，辽、金为载记。或以辽立国在宋先，欲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各持论不决故耳。至顺帝时，诏宋、辽、金各为一史，于是据以编排，而纪、传、表、志本已完备，故不三年遂竣事。人但知至正中修三史，而不知至正以前已早有成绪也。
○宋辽金三史重修
《宋史》繁芜，辽金二史又多缺略，昔人多有欲重修者。元末，周以立因三史体例未当，欲重修而未能。明正统中，其曾孙叙思继先志，乃请朝，诏许自撰，诠次数年，未及成而卒。（《明史 周叙传》）嘉靖中，廷议更修《宋史》，以严嵩为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严嵩传》）然亦未有成书也，其修成者惟柯维骐合三史为一史，以宋为主，而辽金附之，并列二王于本纪，褒贬去取，义例颇严，阅二十年始成，名曰《宋史新编》。（《维骐传》）又祥符王维俭，字损仲，尝苦《宋史》芜秽，手自删定为一书。（《维俭传》）是二人者皆尝修成矣，然维骐本未及梓行，维俭之书据《列朝诗序》，谓损仲家图籍已沉于汴梁之水，其本稿吴兴潘昭度曾钞得副本。而曹学传谓，潘曾巡抚南赣，得惟俭所修《宋史》，邀晋江曾异撰、新建徐世溥更定，未成而罢。则此副本虽未遭汴水之厄，亦终归散失也。今时代愈远，宋、金书籍可资考订者流传益少，虽有志纂辑，亦无从下手矣。
○宋史事最详
唐、宋、金三朝，史官记载，其职颇重。五代李奏言，起居注创于累朝，时政记兴于近代，然后采其事实，编作史书。（《薛史 传》）宋汪藻亦疏云，书榻前议论之词，则有时政记；录柱下见闻之实，则有起居注；类而次之，谓之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宋史 藻传》）此近代国史底本之大概也，自唐文宗每召大臣论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执笔立于殿阶螭头之下，以纪政事。（见李及宋扈蒙疏。）后唐明宗，因史馆赵熙等奏，亦令以诏书及处分公事，令端明殿学士韩昭允录送史馆，其内廷之事，诏书奏对不到中书者，令枢密院直学士李专美录送史馆。（见《薛史 唐本纪》。）晋天福中宰臣赵莹，周显德中宰臣李，皆援例奏请行之。（《薛史》）故实录之前皆有日历。宋初因扈蒙奏请，凡发自宸衷可书简策者，并委宰臣及参知政事，每月轮抄，以备史臣撰集，乃诏卢多逊典其事。（《宋史 扈蒙传》）自是宋代史事较为详慎，有一帝必有一帝日历，日历之外又有实录，实录之外又有正史，足见其记载之备也。今案《宋史》本纪，太平兴国三年，命修《太祖实录》。（史官为李、扈蒙、李穆、郭贽、宋白等，沈伦为监修，共成五十卷，见伦等传。）又诏军国政要，令参知政事李等录送史馆。真宗初，命钱若水等修《太宗实录》，（若水奏杨亿与其事，凡八十卷，亿独修五十六卷。）寻又诏吕端、钱若水重修《太祖实录》。仁宗诏吕夷简、夏竦修先朝国史，王曾为提举，天圣八年书成，夷简上之。英宗命韩琦修《仁宗实录》，神宗熙宁二年修成，琦上之。是年神宗命学士吕公著修《英宗实录》，修成后曾公亮上之。十年，又诏修仁宗英宗史。惟《神宗实录》凡数次改修。哲宗元元年，命吕大防等纂修，以司马光家藏记事为本，六年修成，七年又修神宗史，此第一次所修也。绍圣元年，章用事，请重修神宗史，蔡卞亦言先帝盛德大业，实录所记，多疑似不根，乞重刊定，乃诏以蔡卞为修撰。卞专取王安石日录，遂尽改元所修，贬原修官吕大防、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等，三年书成，上之，此第二次所修也。徽宗时，又诏修神、哲二朝实录及二朝史，皆蔡京、蔡卞司其事。钦宗初，已命改修宣仁后谤史，未及成。迨高宗时，隆太后为帝言宣仁后之贤，古今未有，因奸臣诬谤，建炎初虽下诏辨明，而史录吸董删定，恐无以慰在天之炅。帝悚然，即谕朱胜非曰：“神、哲两朝史多失实，宜召范冲刊定。”冲乃为《考异》一书，明示去取，旧文以墨书，删去者以黄书，新修者以朱书，世号朱墨史。《哲宗实录》又别为一书，名《辨诬录》。（《徐传》，神宗正史，五载未成。谓元、绍圣史臣好恶不同，一主司马光，一主王安石，故议论纷然。綦崇礼亦疏言，《神宗实录》墨本元所修，已成书。朱本出蔡卞手，多所附会。《哲宗实录》则蔡京提举编修，变乱是非，难以为据。）冲既修成，赵鼎上之，此第三次所修也。《徽宗实录》则绍兴八年始修，十一年书成，秦桧上之。（其后又有龚茂良所修。）《钦宗实录》则隆兴中蒋芾等所修。而高宗和议成，先命史馆编修《靖康建炎忠义录》，后又有魏杞等所上神、哲、徽三朝正史，陈俊卿、虞允文等上神、哲、徽、钦四朝会要，赵雄等上神、哲、徽、钦四朝国史志，王淮等上神、哲、徽、钦四朝列传，则皆孝、光两朝所续成也。《高宗实录）直至熙十五年始修，（时高宗已崩故也。）宁宗庆元三年书成，京镗等上之。嘉泰二年，陈自强等又上《高宗实录》及正史。然高宗时自有日历。绍兴二十六年，以秦桧所修日历未当，诏重修之。孝宗隆兴元年，诏修《太上皇帝圣政记》，二年书成，命进德寿宫。（时高宗为太上皇。）其孝、光、宁三朝实录皆成于理宗时。然光宗受禅，即诏修《寿皇圣政》、《日历》，绍熙元年书成，进于重华宫。（时孝宗为太上皇。）宁宗受禅，亦诏修《太上皇圣政》、《日历》，庆元三年书成，进于寿康宫。（时光宗为太上皇。）其后又有李心传所修高、孝、光、宁四朝国史，史嵩之所上中兴四朝国史，谢方叔所上中兴四朝志传，亦皆理宗时成书也。《理宗实录》成于度宗咸四年，贾似道上之。度宗亦有时政记七十八册。此可见宋朝重史事之大概也。其士大夫所著，尚有不胜数者。高宗时，汪藻尝编元符庾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事迹，綦崇礼曾奏取其书入史馆。孝宗时，李焘著《续通鉴长编》，自建隆至治平一百八十卷，后又续成六百八十七卷。洪迈入史馆，修四朝帝纪，又修一祖八宗一百七十八年为一书。理宗端平二年，又诏太学生陈均编《宋长编纲目》。十一年，又诏龙图阁学士楼所著《中兴小传》百篇、《宋十朝纲目》并《掇要》二书，付史馆誊写。又王有《东都事略》，李丙有《丁未录》，徐梦莘有《三朝北盟会编》。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讫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之毙，上下四十五年，共三百五十卷。此皆收入史馆以资纂订者，其他名臣传、言行录、家传、遗事之类未上史馆者，汗牛充栋，更无论矣。故宋一代史事本极详备，而是非善恶回护讳饰处亦坐此。
○宋史多国史原本
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只就宋旧本稍为排次，今其迹有可推见者。《道学传序》云，旧史以邵雍列于《隐逸》未当，今置于《张载传》后。《方技传序》云，旧史有《老释》、《符瑞》二志及《方技传》，今去二志，独存方技。《外国传序》云，前宋史有《女真传》，今既作《金史》，义当削之。《夏国传赞》云，今史所载谥号、庙号、陵名，兼采《夏国枢要》等书，其与旧史有牾者，则阙疑以俟。此可见元人就宋旧史另为编订之迹也。然有另为编订而反失当者，如《张宪传》开首即云“飞爱将也”，盖旧史《宪传》本附于《岳飞传》之后，故从飞叙入，今宪另为一卷，不附飞后，则此语殊无来历。又《牛皋传》后总叙岳飞之功，谓飞命皋及王贵、董先、杨再兴等经略东、西京，汝、颍、陈、蔡诸郡，又遣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未几，李宝捷于曹州，董先捷于颍昌，刘政捷于中牟，张宪复淮宁府，王贵部将杨遇复南城军，梁兴会太行忠义，破金人于垣曲及沁水，金张太保、李太保等以其众降，又取怀、卫二州，金人大扰。未几，岳飞还朝下狱死，世以为恨云。案此乃总叙飞功，非叙皋功也，而在《皋传》末，可见旧史亦以《皋传》附《飞传》之后，故《皋传》末又累叙飞功，而结之以下狱死。今《皋传》亦另为一卷，不附于飞，而《皋传》末总叙飞功之处却未移在《飞传》后，遂觉《皋传》反多此赘词，此徒以意为割裂，而未及订正之失也。叶梦得既入《文苑传》，则其著述如《石林燕语》、《避暑录话》之类自应叙入，乃通篇但述吏绩，无一语涉文字，此必旧史本在列传，元人排次时，以其素有文名，遂将原传拨入《文苑》，又未增其能文之处也。其有不全据旧史而另纂增入者，如《唐恪传》后谓当时蔡京、王黼用事，援引者多，如余深、薛昂、吴敏、王安中、赵野等，国史皆逸其事，今附著于此。是余深等五传旧史所本无也。《康保裔传》，保裔战殁，来援者惟张凝、李重贵，后重贵仕至郑州防御使，改左领军大将军致仕。凝加殿前都虞候，卒赠彰德军节度使。盖旧史凝与重贵二人不另立传，故附于《保裔传》也。又《王翊传》后附文州守刘锐、通判赵汝，相誓死守，被围旬有五日，汲道绝，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血。城垂陷，汝犹提刀入阵，中十六矢，被执死。锐先杀其妻，父子三人登文王台自刎死。此亦旧史锐与汝不另立传，故附见《翊传》也。今张凝、李重贵各有专传，刘锐、赵汝两人合为一传，可见此四人传亦旧史所本无，而元人增之者也。既增此四人传，则康保裔、王翊传内附书之处应删节，以免繁复，乃仍旧文而不删，此又元人未及审订之失也。其有全用旧史而是非刺谬处，则于传赞内著论以别之，如《谢深甫传》，通首叙述居然一代名臣，无可訾议，而编次时则入于胡、陈自强卷内，传赞谓其当韩胄严禁伪学，善类为之一空，深甫秉政，与之同时。且尝劾陈傅良、赵汝愚等，显与正士为难，是传则君子，而赞则小人矣。《赵雄传》谓孝宗意向张┉，雄与虞允文沮抑之，传赞则谓雄与允文协谋用兵，与张┉持论相同，而以旧史沮抑张┉之说为诬，是传则小人，而赞则君子矣。可见各传皆宋旧史原本，修史时悉仍其旧，特于赞内另别其是非，此又见修史者虽不及改正，而尚存褒贬之公也。第此等增传及辨正之处，其为世祖时，抑系顺帝时，则无从推考。大约《王翊传》附见刘锐、赵汝，此世祖时所修也。锐、汝之另立传，则顺帝时所修也。又如《陈宜中传》记其往占城而不返，《马廷鸾传》记其国亡后七年而始没，此亦必顺帝时所修，若世祖时，则宜中、廷鸾存殁尚未知，何由预书耶？
○宋史各传回护处
元修《宋史》，度宗以前多本之宋朝国史，而宋国史又多据各家事状碑铭，编缀成篇，故是非有不可尽信者。大奸大恶如章、吕惠卿、蔡确、蔡京、秦桧等，固不能讳饰，其余则有过必深讳之，即事迹散见于他人传者，而本传亦不载。有功必详著之，即功绩未必果出于是人，而苟有相涉者，亦必曲为牵合。此非作史者意存忠厚，欲详著其善于本传，错见其恶于他传，以为善善长而恶恶短也。盖宋人之家传、表志、行状以及言行录、笔谈、遗事之类，流传于世者甚多，皆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者，自必扬其善而讳其恶，遇有功处辄迁就以分其美，有罪则隐约其词以避之。宋时修国史者键遁以立传，元人修史又不暇参互考证，而悉仍其旧，毋怪乎是非失当也！昔吴缜作《新唐书纠谬》，不旁采他书，即新唐书中自为牾者抉摘以资辨证。今亦仿此例，摘出数十条于后，观者可以览焉。
李纲靖康围城之事，姚平仲欲劫营，以士卒不得速战为言，李纲主其议，令城外兵俱听平仲节度，遂及于败。（《姚平仲传》）据此则劫营之计，李纲实与其谋。而《纲传》则谓平仲密奏斫营，夜半中使传旨，使纲策应。似纲初不知者，盖因平仲之败以见失策不在纲，此事本载纲所著《靖康传信录》，史馆键遁以立传也。
吕好问靖康之变，朝臣多污张邦昌伪命。高宗以邓肃在围城中目击其事，令肃陈奏。肃请分三等定罪，以待制而为伪朝执政者置一等，乃王时雍、徐秉哲、吴开、吕好问、莫俦、李回，共六人。（见《邓肃传》。）是好问罪在一等，其欲为伪朝佐命可知也。乃《好问传》不载其从逆之事，反备书谏阻张邦昌毋干大位，及趣邦昌遣使迎高宗等事。
韩世忠世忠固一代名将，然少年时意气用事，亦多有可议者。王明清《避乱录》，杭妓吕小小以罪系狱，会钱塘守邀世忠饭，世忠为言而出之，连饮巨觥，携妓以去。又明清《挥麈录》，王渊有妓周氏，为赵叔近所得，陈通之乱，叔近招降之，渊遣张俊、韩世忠讨通，并斩叔近，以妓归渊，渊以赐俊，俊不敢受，乃予世忠。案此二事皆出于明清所记，或因其以京口娼梁氏为妻，遂附会之。吕小小事不见他书，周氏事见《宋史 赵叔近传》，但言以周归渊，不言归世忠也，则明清所记或近于诬。至于《宋史》各传，世忠屯镇江，刘光世屯建康，以私忿欲交兵，常同劾其骄狠无忌惮。（见《常同传》。）是时光世部将王德擅杀世忠部将，会诏移屯，世忠遂遣兵袭其后，并夺建康守府廨。（见《赵鼎》及《季陵传》。）移屯时，光世惧世忠扼其路，乃趋白鹭，世忠果遣人袭之。（见《刘光世传》。）张浚以世忠所部逼逐谏臣坠水死，因劾奏，夺其观察使。（见《张浚传》。）滕康亦劾世忠夺御器械，逼死谏臣，乃止罚金，何以惩后？（见《滕康传》。）世忠又饮于内侍李е之家，刃伤弓匠。（见《魏工传》。）此皆世忠少年粗豪之过，亦不必讳，而《世忠传》不载。
张浚浚一生不主和议，以复仇雪耻为志，固属正人。然李纲入相时，宋齐愈以附逆伏诛，浚为御史，劾纲以私意杀侍从，且论其买马招军之罪。（见《高宗纪》及《纲传》。）浚又尝荐秦桧可任大事。（见《赵鼎传》。）陈东伏阙上书，已被诛，浚又奏胡呈笔削东书，以布衣挟进退大臣之权，遂追勒编置。盖浚乃黄潜善客，呈则李纲客也。（见戴植《鼠璞》。）浚又尝与岳飞论吕祉、王德、郦琼兵事不合，飞因解兵奔丧归，浚奏其意在并兵，以去要君，遂命张宗元权其军事。（见《高宗纪》。）汪伯彦既贬，浚以伯彦旧尝引己，遂与秦桧援郊祀恩起伯彦知宣州。（见《汪伯彦传》。）今《浚传》皆不载，惟杀曲端一事略见传中，而又谓端部将张忠彦降金，故下端于狱，似非枉杀者。
叶梦和梦得初为蔡京客，京倚为腹心，尝为京立元党籍，分三等定罪。后知应天府，以京党落职。（见毛注、强渊明、胡安国等传。）建炎元年，梦得知杭州，军校陈通作乱，梦得被执。（见《高宗纪》。）今《梦得传》不载。
胡安国安国本秦桧所荐用，吕颐浩引朱胜非以倾秦桧，胡安国即劾胜非不当复用。安国求去，桧三疏留之。颐浩欲去桧，席益曰：“胡安国在讲筵，宜先去之。”盖安国力言桧之贤于张浚也。（见《秦桧传》。）今《安国传》不载。
刘一止一止，秦桧党也。桧置修政局，或有言局当废者，一止与林待聘力言不可废。（见《秦桧传》。）今《一止传》不载。
何铸铸尝与罗汝楫劾岳飞。（见《罗汝楫传》。）又尝为秦桧劾王居正为赵鼎之党，遂夺职奉祠。（见《王居正传》。）又劾张九成党赵鼎。（见《张九成传》。）又劾廖刚与陈渊等为朋比。（见《廖刚传》。）今《何铸传》皆不载，反云治岳飞狱，力辨其冤，谓不当无故杀一大将，似能主持公道者。
李显忠宿州之败，因破宿州时，显忠欲私其金帛，不以犒军，与邵宏渊忿争，遂致师溃。（见《胡铨传》。）今《显忠传》乃谓宏渊欲发仓库犒军，显忠不可，只以现钱充赏，士皆不悦，遂致溃。一似显忠之慎重仓库，并无私意者，然论罪时显忠之谪独重，则其激变非无因也。《孝宗纪》亦云，显忠战于宿州，宏渊不援，显忠失利，诸将以显忠、宏渊二将不协，遂大溃，是亦为显忠讳。
岳珂珂守当涂，制置茶盐，自诡兴利，横敛百出，商旅不行，国计反诎于初。又置贪刻吏，开告讦之门，以罔民而没其财。民李士贤有稻二千石，囚之半载。（见《徐鹿卿传》。）袁甫劾珂贪黩无检，总饷二十年，焚林竭泽。（见《袁甫传》。）今《珂传》俱不载。
史弥远韩胄用兵，将危及社稷，杨皇后本与胄有隙，使荣王严入奏，宁宗不答，后乃使其弟杨次山阴结史弥远、钱象祖等谋之。胄方早朝，弥远使中军统制夏震率兵拥至玉津园，击杀之，弥远等方以其事入奏。帝犹不信，既知其已死，乃下诏罢其官，然后再下诏诛之。（见《杨皇后传》。）是时弥远欲诛胄，皇后、皇子从中主之，弥远以告象祖、李璧，谓有御笔行事，象祖欲奏审，璧恐迟则事泄，弥远乃使震亟杀之。（见《韩胄》及《李璧传》。）合数传参观，是当日先诛胄，后奏帝，帝始降旨罢其官，再加诛也。而《弥远传》则谓兵端既开，人皆畏胄不敢言，弥远力陈危迫之势，皇子询（即荣王。）入奏，乃罢胄。既而台谏给舍交章论胄，乃就诛，召弥远对咸和殿。似乎先奏请得旨而后行诛者，此固讳其擅杀之迹。而《宁宗本纪》亦书开禧三年十一月甲戌，诏韩胄轻启兵端，可罢平章事。乙亥，礼部侍郎史弥远以密命令殿前统制夏震，诛胄于玉津园，一如《弥远传》所叙。此盖实录书法本如是，不欲以大臣擅杀见朝廷之威柄下移也。则《弥远传》讳其擅杀一节，犹似有说，至其拥立理宗一事，则隐讳更甚。宁宗自皇子询薨后，即养宗室子贵和为皇子，赐名。弥远买美人善琴者纳之，使伺皇子动静，嬖之。一日，指舆地图曰：“此琼、崖州，他日当置弥远于此。”又尝书几曰：“弥远当决配八千里。”美人以告，弥远乃阴谋立沂王子贵诚，使郑清之傅之。宁宗崩，弥远在禁中，宣贵诚至柩前，举哀毕，然后召，封为济王，出居湖州。（见《济王传》。）夫以先帝预立之储君，擅敢废罢，而所立者并非先帝所识之人，虽以唐宦官之“定策国老，门生天子”，尚不至如此之恣横，则弥远之罪上通于天，无可讳饰者。乃《宁宗本纪》并不著其废立之罪，但云，帝崩，史弥远传遗诏，立侄贵诚为皇子，更名昀，即皇帝位；封皇子为济阳王，出居湖州。一似仓猝之际，宁宗别有遗命，而弥远奉行者。盖其时弥远正柄政，史馆实录皆所监修，故书法本是如此。而《弥远传》则后人所修，应无所忌，乃亦只以“宁宗崩，拥立理宗”七字了此公案，而此等奸谋逆节绝无一语载入。益可见宋旧史皆本各家表志、行遁以立传，而元人修史，又悉仍其旧，略无订正也。
贾涉李全既降于宋，与金兵战。涉为制置使，以朝命许杀太子者赏节度使，杀驸马者赏观察使。全以所得金牌上于涉，谓杀四驸马所得者，涉遂奏授观察使，其实四驸马不死也。季先死，全欲并将其军，诡称其军有三千虚籍，覆之可省费，涉遂付以兵，将遣人覆实，全忽报昨闻邳州有警，己遣七千人往赴矣，遂不得覆。全往山东，涉劝农出郊，暮归，全军在楚州者遮道不得入，涉使人语全妻氏杨氏，杨氏挥之退，涉始入城。（见《李全传》。）今《贾涉传》皆不载，反谓李全得玉玺以献，朝廷赏以节度使，涉叹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岂知骄则至于不可劝耶！”是并能驾驭群盗矣。此传亦必其子似道当国日史馆所立，而元人因之不改者也。
郑清之、赵范、赵葵端平初，宋遣将孟珙与蒙古兵共灭金。其时宋与蒙古本敦邻好，并无嫌隙，忽焉兴师入洛，规复中原，兵端遂由此起。据《贾似道传》，灭金时，珙与蒙古约，以陈、蔡为界。师未还，赵范谋发兵据ゾ函，复中原地，元兵击败之。是开衅者范实为祸首也。然是时朝命已令范知开封府东京留守，其弟葵知应天府南京留守，全子才知河南府西京留守，则庙堂已有主此谋者。据《王万传》，郑清之当国，谋乘虚取河洛。又《真德秀传》，郑清之挑敌，兵民死者数十万，中外大耗。是此事实赵范兄弟任之于外，郑清之主之于内也。乃《赵范传》不载其主谋用兵事，反云灭金后范言于理宗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美，迄以取祸，不可不鉴。”《赵葵传》亦载其所奏云：“国家兵力未赡，姑从和议。俟根本既壮，恢复中原。”据此则二人又似能审度时势，不肯轻举生事者。《郑清之传》亦不载其主谋开边事，反载理宗因边警甚惧，清之密疏，谓陛下忧悔太过，恐累刚大之志，则并似能持危定倾，补救于事后者矣。盖皆因兵端既起之后，国家之祸日深，作家传者各自讳其始谋之失，国史因之故也。至如《李宗勉传》谓，端平中出师汴、洛，宗勉言不可。《崔与之传》谓，朝廷取三京，与之顿足浩叹。《乔行简传》谓，收复三京，行简忧事力之不继。《赵汝谈传》谓，朝议出师，汝谈力言不可，及三京收复，汝谈有忧色，未几洛师果败。此又因用兵后祸败相寻，作传者各为著其先见之明也。
○宋史各传附会处
《李继隆传》，徐河之捷，辽将裕悦（官名，旧史作于越。）率骑八万来战，继隆与尹继伦列陈以待。敌众方食，继伦出不意，击走之。
案《继伦传》，是时继伦领兵巡路，辽裕悦耶律休格（旧史名休哥。）数万骑遇之，不顾而南。继伦曰：“是蔑视我也，彼捷则将驱我北去，不捷亦且泄怒于我矣。”乃衔枚夜蹑其后，天未明至徐河。休格方会食将战，继伦从阵后出其不意，突击之，休格大败走。是继伦之突击，并未与继隆同列陈也，而《继隆传》云与继伦列阵以待，此不过欲著继隆之同功耳。
《余靖传》，狄青破侬智高后，即班师。靖留广西，遣人入特磨道，获智高母子弟三人，献阙下。
案《萧注传》，智高走大理，其母与二弟寓特磨道，注侦得之，悉擒送阙下。是获智高母子者乃注之功，余靖特以镇广西为其长官耳，而《靖传》则以此功全属之于靖，并略不及萧注。
《李纲传》，徽宗以金兵日逼，命皇太子为开封牧。纲谓吴敏曰：“建牧岂非欲委以留守乎，然非传以位号不可？”敏曰：“监国可乎？”纲以肃宗炅武建号不出于明皇，使后世惜之为对。明日，敏遂以禅位事进说，并谓李纲亦有此议。是传位之议本起于纲也。
案《敏传》，徽宗将内禅，蔡攸探知上意，引敏入对，遂并荐纲入见。则内禅之意本出于徽宗。《蔡攸传》，帝欲内禅，亲书“传位东宫”字，授李邦彦。邦彦不敢承以付攸，攸属其客吴敏，遂定议。又《李熙靖传》，道君皇帝曰：“外人以内禅为吴敏功，不知乃自吾意，不然言者且灭族矣。”合数传观之，是内禅本出于徽宗，而《纲传》所云或非实事也，或纲议适与帝合，遂赞决耶。
案张端义《贵耳录》，徽宗闻金人破燕，即命当直学士黄中令草诏罪己，并传位太子。明日诏出，渊圣登极。又记徽宗语，谓诏中处分，蔡攸尽道不是，只传位一事，要做他功劳。此亦见内禅出自帝意之一证。
《李纲传》，出为湖广宣抚使，荆、湖、江、湘之间，盗贼不可胜计，多者至数万人，纲悉荡平之。又《张浚传》，浚至潭州，杨幺贼众二十余万，相继来降，湖寇尽平。
案是时长沙有刘忠，拥众数万，韩世忠诛之。曹成躏湖湘道、贺等州，岳飞平之。杨幺又飞所击斩者也。今悉归功于纲与浚，而诸将之攻讨略不及焉。虽纲为宣抚，浚为督视，诸将之功即其功，然竟抹煞诸将，全以荡平诸贼为纲与浚之功。且《纲传》则功属纲，并不及浚。《浚传》则功属浚，又不及纲。
《岳飞传》，军中得乌珠（旧史名兀术。）谍者，飞佯认为己所遣之谍，作蜡书约豫同诛乌珠，其股纳之，令致豫。谍者归，以书示乌珠，乌珠大惊，驰白其主，遂废豫。又《张浚传》，郦琼叛奔刘豫，浚亟遣蜡书贻琼，金人果疑豫，寻废之。案刘豫先赂金元帅达兰，（旧史名挞辣。）得立为帝。后出师侵宋辄败，屡请金兵为援，金领三省事宗磐曰：“先帝立豫者，欲豫开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进不能取，退不能守，兵连祸结，从之则豫收其利，而我受其弊，奈何许之。”于是始有废豫意。会豫又请兵，金乃令达兰、乌珠伪称南侵至汴，宣诏废之。是豫之废因其进不能取，且屡请兵也，今乃以归功于张浚、岳飞之两封蜡书，真所谓牵连附会者也。（《王伦传》，绍兴七年，伦使金，至睢阳，刘豫欲索观国书，伦力拒之。至涿州，见达兰，具言豫邀索国书无状，且谓豫忍背本，他日安保不背大国。是年冬，豫遂废。是又以废豫归功于伦之奉使矣。）
《李显忠传》，金主亮南侵，将济江，王权自和州遁归。诏以显忠代权，命虞允文趣显忠交军，于是有采石之捷。显忠遣万人渡江，尽复淮西州郡。亮切责诸将，诸将弑之。
案《虞允文传》，允文奉命往趣显忠赴权军。允文至采石，权已去，显忠未来，我师三五星散，解鞍坐道旁。允文念坐待显忠则误国事，遂招诸将，勉以忠义，诸将皆死战，得大捷。明日，又败敌于扬林口，显忠始至。是采石之捷无与于显忠也。而《显忠传》谓因趣显忠交军，故有此捷，遂若功出于显忠者。亮因采石之败，即趋瓜洲，克日渡江，未渡而被弑，亦非关显忠之复淮西而责诸将也。且是时海陵去采石即至瓜洲，其间时日有几，显忠岂能尽复淮西？当是海陵被弑后，乘金兵之退而复之耳。乃必谓海陵因显忠复淮西切责诸将，遂被弑，此又曲说也。
《贾涉传》，李全取海州及密潍，收登、莱二州，又结青州张林，以滨、棣、淄、济、沂等州来降，自是恩、博、景德、至邢、沼十余州相继请降。《涉传》檄中原，以地来归及反戈自效者，朝廷爵士无所吝。
案是时金国衰乱，盗贼各分据，李全乘此北行，金元帅张林据青、莒、密、登、莱、潍、淄、滨、棣、宁、海、济南等州，全往招之，遂来降。其表云：“举七十城之全齐，归三百年之旧主。”是时实李全功也，而系之《涉传》，竟似涉发踪指示者。